“延陵大捷”：
     抗战进入转折时期的重大胜利
     今天所说的“延陵大捷”，发生在1939年11月8日，而就在这个时期，中国自1937年淞沪抗战开始的全国性的抗日战争，随着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发展，中国的抗战局面，正进入了一个最艰苦、迷茫、转折、甚至是一个扭曲的年代。
     敌我相持，国内却悲观情绪蔓延
     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国军给日军以重创，使得侵华日军的所谓的“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被粉碎，日军在中国的战线拉得过长、展开过多，由于兵力不足，使其首尾难顾，已无力再发动大兵团的军事行动，正面战场开始呈现出了敌我相持的情况。日本侵略军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调整了侵华策略，逐渐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在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而对国民党政府则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在占领区加紧扶植傀儡政权，建立和发展汉奸组织。这对中国的抗战局势产生了影响，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
     1938年12月汪精卫潜逃越南，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提出与日本“恢复和平”。作为当时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汪精卫在抗日战争最为危急之时的这番言论，被视作公开的叛国投降。
     1939年5月，汪精卫等一行赴日，与日本当权者直接进行了卖国交易。回国后，于同年8月在上海秘密召开“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宣布“反共睦邻”的基本政策。一时间，抗战的悲观情绪在中国蔓延开来，中国抗战的士气，也因此受到巨大打击。中国开始出现投降卖国的汉奸伪军，并在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日本的保护下来到南京，以所谓“还都”的名义成立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后的两年间，中国的“汉奸现象”达到了高峰。

     在国际上，德国于1939年9月1日入侵波兰，二战正式爆发，9月28日波兰沦陷。法国、英国被迫向德国宣战，整个欧洲随之都处于极度的恐慌之中，欧洲的绥靖主义思潮正在受到现实的强烈冲击，欧洲各国都在担心下一个被德军入侵的目标就是自己。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军事力量的迅猛攻势，也影响到中国出现了广泛的悲观主义倾向。
     1939年，国内的政治形势也发生了逆转。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把国民党政策重点从对外逐渐转向对内，开始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
     中共肩负起抗日的历史责任
     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交织，使中国的政局空前的复杂。中国共产党从抗战的全局出发，明确指出：整个抗战时期，民族矛盾始终是第一位的，各阶级的利益必须服从全民族的利益。针对国内时局的逆转趋势，中国共产党鲜明地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三大口号，坚决揭露打击卖国汉奸汪精卫，继续争取同蒋介石集团合作，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驾驭了整个局势的发展。
     在日军将敌后抗日根据地作为军事进攻主要对象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日力量肩负起抗击日军的历史责任。根据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八路军于1938年冬开始由山区向平原地区挺进，放手发动群众，广泛深入地发展群众性游击战争，不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巩固和扩大了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晋西北、山东等抗日根据地。由陈毅、粟裕等领导的新四军，则在江苏及周边的根据地，不断发动对日军的打击、袭扰，消灭了日军的有生力量，让日军疲于奔命、不得安宁。“延陵大捷”，就是新四军为贯彻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巩固敌后根据地，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开展反“扫荡”斗争的一次威震江南的著名战斗。若把这场战斗所取得的胜利，置于1939年间中国所处的国际和国内的大背景之下来看，这个胜利，就更显得尤为难得与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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