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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后游击战的发展历程:武汉失守后成为主战场(2)

http://www.newdu.com 2017-09-01 趣历史 佚名 参加讨论


     毛泽东游击战理论的发展:从平原到山地
     徐州失守后,对于未来战局的发展和八路军的下一步发展方向,党内再次出现不同认识。日军在占领徐州打通津浦路后,到底是会继续南下,从而给八路军提供更有利的敌后发展空间,还是会将主力回师华北,肃清后方,给游击战争造成更大的困难?对这一局势的判断,将决定着八路军和新四军是否能抓住根据地发展的时机,决定敌后抗日战争的未来发展。
     早在1937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致八路军总部及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的电报中就指出,日本侵略军决不会允许八路军在其后方搞得它日夜不得安宁,它“不久即将移主力向着内地各县之要点进攻”,而这种进攻将是极端残酷的。对于未来日军的进攻,毛泽东预见,“八路军在敌后发动群众、建立抗日革命根据地的规模和程度,将直接影响着未来抵抗日军进攻的能力”。在1938年日军南下的历史关头,毛泽东的判断是,日军主力转向华北“这一步骤的到来将在稍后”。目前日军进攻的目标是武汉、广州,因此“华北游击战争还是广泛开展的有利时机”。毛泽东敏锐地抓住了战机,利用日军主力南下,国民党正规军对他们牵制的这个空当,果断作出从华北山地进入到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的重大决策。
     徐向前在回忆录中写道:“大家脑子里有问号。因为从红军时代起,我们就是靠山起家、靠山吃饭的。在平原地区搞游击战争,干部缺乏经验,信心不足。”其实早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的八路军应该采取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中,就包含着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毛泽东意识到,山区虽然有适合游击战的地形优势,但物产和人口均不如平原地区;而平原地区虽然地形不利于游击战,但在物质上拥有比山区大得多的优势。并且备受日本侵略军屠杀和蹂躏的沦陷区(包括平原地区)同胞迫切期待着能领导他们保卫家园的抗日军队的到来,这是八路军壮大和发展的新的有利空间。


     轻信未经实践检验的理论只是一场冒险。早在1937年12月中晋察冀边区反围攻斗争正在进行时,毛泽东从聂荣臻来电中得知冀中平原日军兵力空虚,他立刻致电朱德、任弼时,提出由第129师和聂荣臻部各派一个支队到平汉铁路以东的平原地区游击,进行试探性的游击作战。其时已经是共产党员的吕正操在此前两个月率驻冀中的原东北军53军一个团脱离原建制,同冀中地区党组织领导下的抗日武装相结合,开辟了平原地区的第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冀中根据地。此后毛泽东先后派遣得力干部前往冀东、山东开辟新的游击试验区。所有这些小型试探性行动的成功,为毛泽东在1938年华北日军主力南下时果断向河北、山东的平原地区派遣主力部队进行游击战、开辟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决策依据。
     敌后在游击战中颤抖
     当国民党主力部队通过淞沪、南京、徐州、武汉等一系列规模空前的正面会战对日军节节抵抗时,八路军来无影去无踪的游击战能够在敌后起到多大的实际作用呢?日本战后官方战史《华北的治安战及治安强化运动》中,日军中国派遣军第1科高级参谋真田一郎大佐在1940年11月28日,就当时的局势和日军未来的作战方针进行的汇报,反映了日军对八路军游击战的看法:“占领区的治安现状,按优劣顺序为:蒙疆、三角地带(长三角)、武汉地区、华北,其中以华北最差。”
    全面抗战后最早沦陷的华北作为当时日军大后方,却成为“治安”最差的地区。真田一郎大佐写道:“方面军认为,华北治安肃正工作至今未能令人满意的根源,在于共军军队群众的地下工作正在不断深入扩大。因此决定以对共施策为重点。”
     这正是毛泽东人民战争和游击战战略实施后迅速获得的成效。1937年三个师的八路军在1938年,已经能够组织超过100个团的部队(尚不包括在山东等地的部队)对日军发动了百团大战,及时振奋了全国人民对抗战的信心和士气。日军战史《华北治安史》在总结其1941年开始为期3年的“华北治安强化运动”时说:“治安良好的只有7个县,有137个县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听任中共活动,还有295个县属中间地区,彼我势力浮动很大。”他们不得不承认:“对面的控制已不可能,只能考虑保点线。”
     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不仅仅只是在敌后的华北地区。在华东敌占区,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也非常活跃。伪南京国民政府在1941年5月16日公布了由汪精卫签发的《清乡委员会临时组织大纲》中写道:“被指定为第一期清乡地区的江南一带,为连接新政权(汪伪政权)的心脏上海和首都南京的铁路沿线要地,是中国屈指可数的谷仓地带,又是新政权势力达不到的敌性地区。此地自1937年末以来,已成中共及重庆方面游击队‘忠义救国军’(国民党领导的游击队)的游击根据地。前者以常熟、江阴地区为根据地,积极建设解放区;后者在苏州、无锡、常州地区尽力进行恐怖和破坏活动。”
     共产党游击队的作战控制能力如此之强,以至于战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著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这样形容当时伪政府的处境:“1941年春,重新建起的新四军第6师(师长谭震林)占据此地,解放区的政权组织甚至渗透到乡镇基层。因此,南京国民政府(汪伪政权)苦心设置的县政府,与其说是行使地方政府的机关,莫如说不过是税收机关而已。”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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