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毕竟是爱美的，婉容有时也把心思用在打扮上。何况婉容原本就是一个俏丽的女子，虽然她在精神上呈现萎靡，脸上也因为长期吸食鸦片而呈现青乌的颜色。但在身体稍好些的时候，她还是要把自己精心打扮起来，或以其它方式享受一下生活的阳光。据1934年"帝宫"档案记载，婉容在这一年内，仅单、夹旗袍就做了27件，所用的质料不仅有中国传统的纱绸，还有不同花色、不同质地的日本、法国、印度等国的上等毛料、丝绸。她每个月有3000元的月例钱，供其衣食之外的花销。她还养了五六只哈巴狗，这些通人性的小动物给了她不少的乐趣，是她寂寞生活中的唯一慰藉。

婉容是具有现代意识的女性，在中国数百个皇后里，也只有她走进了现代生活的门槛，濡染了现代文明的星星之火。她有祖父般忧郁的气质，有北方女子的豪爽，也有大家闺秀的多愁善感。这使她在做着皇后的时候，更多的蕴藉着少女的情怀，有迷茫，有失望，也有向往。她写一些小资的诗句，读一些风花雪月的外国小说。她弹奏时尚的钢琴，给自己起英文的名字，穿着西装拍照等等。虽然她努力要保持皇后的矜持，把这些超越流俗的东西藏得很深，但这是总有一天要爆发的东西，只是她还没有意识到。在东北做了伪满的皇后，她才猛然苏醒。生命里面渴望自由的神经在这个时候复活了。所有的虚荣，也都不再能左右她了，婉容最终不堪忍受日本人的欺辱，决意逃出这座人间地狱。

她曾经两次试图逃出这座阴森恐怖的皇宫，但她两次托人，两次都被人出卖，她彻底绝望了。

据原国民党首任外交部长顾维钧在《顾维钧回忆录》里回忆："当我在大连一家旅馆里吃午饭时，我的保镖进来说，一个从长春来的满洲国内务府代表要见我，有机密消息相告。我起初犹豫，因为他说的名字我不熟悉。但是我的随从说，他在北京认识这个人，可否见见他。他告诉我，此人化装为古董商，以免日本人注意(也许他当过古董商)。我出去走到门廊里，我们停在转角处。此人告诉我，他是皇后(长春宣统皇帝的妻子)派来的。他说因为知道我去满洲，她要我帮助她从长春逃走，他说她觉得生活很悲惨，因为她在宫中受到日本侍女的包围(那里没有中国侍女)。她在那里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和告密。她知道皇帝不能逃走，如果她能逃走，她就可能帮他逃走。我为这故事所感动。但是我告诉他，我的处境不能替她做什么事，因为我在满洲是中国顾问的身分，没有任何有效方法帮助她。虽然如此，我得到一个明确的概念，知道日本人都干了些什么，这个故事可以证实日本的意图。"

这件事以后，婉容并没有气馁和放弃再次逃跑的念头。1933年的8、9月间，当时伪满立法院赵欣伯的妻子来赴宴，婉容便托她帮忙东渡。而当时正在日本的二格格韫颖，向溥仪详细报告了这件事情的经过。由于泄密，逃跑的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就又流产了。从此之后，婉容再也没有找到逃脱的机会。人生虽壮美，山河虽辽阔，命运却不能由自己把握。婉容犹若水中的飘萍，风中的转蓬，只有随波逐流，随风而逝了。生不如死的她反抗的唯一途径，就是自暴自弃，自我毁灭，或许只有这样，才能得以劫后重生吧!

红杏出墙

婉容在伪满皇宫里越来越不如意，她与溥仪的感情几近于零，行动又受到日本人的严密监视和限制，这一切使婉容的身体和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而溥仪作为日本人的儿皇帝，稍有不慎即遭到"御用挂"吉冈安植的训斥，溥仪就把火发在婉容身上，婉容为此常遭溥仪的暴打。于是婉容越来越放纵自己，她狂躁易怒，嗜毒成瘾。婉容就是在此精神空虚、生活状态恶劣的情况下，投入到了侍卫李越亭的怀抱中，并怀孕生子。或许婉容想以此作为对溥仪的报复，只要能使溥仪激怒，并没有想到后果，正像她吸毒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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