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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条明朝很早就具备了，嘉靖年间制造的虎蹲炮，《明会典?工部》记载,嘉靖四年(1525)制造的“毒火飞搏”,炮筒用熟铁制成,装火药十多两,炮弹由生铁熔铸,弹内装“砒硫毒药五两”,点火后“将飞搏打于二百步(约330米)外,暴碎伤人”。这是中国古代以火炮发射爆炸弹的最早记载。不过单单这一条实在是太淡薄，不足以转化成胜势，更何况当时西方使用的带引信的“葡萄弹”，明代未见详细记载。可笑的是，愚昧的满清竟然对这种技术一无所知，就好象从来没用过，后来满人虽然用炮，但发射的炮弹都是实心铁疙瘩，或是不用炮弹，炮筒里塞满石子、铁屑、一点火喷出去。。曾国藩曾说清军打不过洋人，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开花大炮”。19世纪70年代，左宗棠出师西征，在陕西凤翔发现明末的“开花炮弹”，不禁感慨道：“利器之入中国三百余年矣，使当时有人留心于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满清在武器装备指导思想上的保守，使清军在鸦片战争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满清在洋务运动之前，二百多年间火器技术甚至比明朝末期还要退步。与明朝政府积极改进火器相比，可见这群垃圾的愚昧。 第二，火炮要具备相当的机动性，机动性不好就不利于大量集中，明朝的火炮无论是虎蹲炮、佛朗机铳还是后来的红夷大炮机动性都不好，虎蹲炮虽然不大可发射前居然要用大铁钉钉在地上，红夷大炮本来是葡萄牙人的舰炮，重达上千斤，太笨重只适用于守城。反观西方，大炮的口径适当，用马匹牵引，能够短时间迅速集中形成炮兵阵地，明军也有马拉炮车，可是车上的火炮威力太小。 第三，火炮要具备相当的火控能力，具体就是铳规、铳尺和矩度等仪器的使用以及装弹填药技巧的掌握。 这一条明朝和西方的差距是最大的，也是所有差距中最致命的！说的夸张一点，这可是当时的超级军事机密，明军也是千方百计的寻求，可惜被西方控制的很严。西方的传教士们对明朝传授火炮技术时都是关键的地方留一手。没办法，自然科学的造诣当时不如人家。  一个优秀的炮手在发射火炮之前，必须估计敌人有多远。虽然从望远镜中所见人形的大小可以猜测远近，但如果使用矩度就可以精确测量距离。矩度被波巴哈(GeorgPurbach,1423-1461)当做天文观测中的角度量测工具以后，在十六、七世纪的欧洲风行一时。在明朝，徐光启也曾上书提到矩度之类的仪器「度板」，且认为「度板」应该如同「家传秘方」一样只传给皇室子弟。由此可见测量器具的重要了。李之藻在天启元年抵御满洲时，也强调如果无法得到秘密神铳的「点放之术」，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这里所说的「点放之术」，指的就是矩度和铳规等仪器的使用法。崇祯初年，明军对红夷火炮的仿制已经进入量产的阶段，然而西方利用仪器来提升火炮瞄准精密度的操作方法，却一直是当时许多明军炮手的盲点。发炮全凭经验。 有关铳规的规格和用法，在汤若望与焦勖翻译的《火攻挈要》中有简明的记载。文中提到，使用铳规时先将长柄插入炮口，便可以经由垂着的权线，在弧上读出炮管的仰角。 铳规虽然可用来量炮管的仰角，但在操作时必须冒着枪林弹雨的危险到炮口处测量，因此后来的人改进发明了可放在炮管末端使用的火炮仰角(Gunner''sLevelorClinometer)。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了一个测炮象限仪就包含了一个火炮仰角仪。但这个精巧的测炮象限仪有可能是皇家的赏玩之物，并未真正用在军事上。为了使每门火炮发挥最大的威力，炮手必须注意炮弹的大小和火药的用量。铳尺的功用就是测量火炮应该装填的火药量。当炮弹的重量确定后，炮术家们认为所需装填的火药，应该有一个理想值。最恰当的状况是在火药完全燃烧的瞬间，刚好将炮弹推至管口。 这就是「药弹相称」的发炮要领。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弹药相称的观念，曾有炮手使用空炮（象征性地填装火药）而被严重惩罚，所以后来的炮手都将弹药装得满满的，很容易膛炸。徐光启在铸炮的时候，思宗也曾下旨要徐氏试验在炮中装填更多的弹药，看能不能增强威力。崇祯四、五年间吴桥之变时，明朝守军也曾因为装药过多，结果不但爆炸且有多名炮手伤亡。 为了让司铳者判断不同材质的圆弹所应填装的火药量，十六世纪欧洲的火炮制造者，在铳规上刻有相应的比例尺，让炮手不需要复杂的计算，就可简便地估计装药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