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割麦而斗争!”
    毛儿盖是藏族地区最大的一个村落，大概有三四百户人家。此地麦田很多，据说收获一年，可供该地人民三年给养，而且麦子已经成熟。为了红军的生存，那就只好割麦子了。红军要付割麦的代价，却老找不着人。后来在毛儿盖以西四十里找到了十几个藏人，并有一通司(翻译)，红军便把麦子的代价付给他们。在此次割麦后，红军每人都补充了十天储粮。因筹储粮秣和集中部队的关系，红军在毛儿盖大约驻了二十余天。
    “为割麦而斗争!”红军当局命令各部筹备粮秣十天，并帮助负有抗击追敌的部队筹划粮食。此时真有“不割麦不得食”之势，除少数担任勤务之部队和伤病员之外，上自朱德总司令，下至炊事员、饲养员，都一齐动手，参加割麦运动。每天早晨八时，各连队就集合，向指定的麦地进发，一群一群的红色战士聚集在一起，像麻雀一般，各人都自觉自动地劳动着。高兴起来就唱起歌来，有的唱着少年先锋队队歌，有的唱红军突围胜利歌或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歌。一时歌声唱遍了田野，不知什么谓痛苦，只有热情和快活。
    红军总司令朱德，不仅同战斗员一样割麦和打麦子，并且割下来以后从一二十里远的地方挑五六十斤回来，他经常对一般战士和工作人员说：“你们这些青年人割不到四五十斤，唉!什么青年?”除红军的领袖毛泽东、周恩来没有工夫参与此种劳动之外，共产党的中央书记张闻天先生和年近六十之徐特立、林伯渠两先生，也来帮忙弄麦子。红军中这种上下一致共甘苦、同患难的精神真是值得人们佩服的。
    
    肖锋在1935年8月8日的日记中提到在黑水筹到的粮食没有东西装，于是大家想到用裤子做粮袋，把裤脚的两头一扎，就可以装粮食了。时任红军一军团政治部保卫局秘书的童小鹏在该日日记中写道：部队途经一条河，由于桥未搭成，遂徒步过河，竟有人被水冲走淹死。“由于行李及炊事员未能过得河来，于是自己做饭吃。”肖锋在日记中说：“过着这厨师生活，的确很麻烦。”但毕竟还有饭可做，心里已知足。
    1935年7月12日，红军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向红一方面军各军团下达战略整训的“七天工作计划”。计划总计列出政治动员、粮食保障、部队整理等五条。粮食保障是其中重要的一条。在这一条中规定：“休息时应节食，每天两餐一稀一干，要省至平均每人一斤以下。”“各连队在四天内除日食外，至少需筹存平均每人五十斤麦子或杂粮，超过四天，按日加筹。”“各连队存粮应一部分做成干粮，牛羊做成肉干，随时准备行动和作战。”在“部队整理”一条中有这样一项要求：“每人打两双草鞋，最好用毡子或牛羊皮制成或毛窝(式样另发)。各团需利用羊毛、牛皮补充皮毛、毯子，以便向北行动。”
    野菜训练班
    部队随带的粮食到炉霍不久就吃完了，只能就地筹粮，吃青稞面。为了弥补粮食的不足，红大校部号召大家挖野菜来补充，学校还专门举办了采野菜的短训班，用组织挖野菜比赛来推动这项工作。
    张国焘回忆，1936年春夏之交，我们还组织了一个野菜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在漫山遍野中，搜寻一些可以吃的东西。委员会有二十几人，以朱德为主席，委员包括老农和医生等，他们从野草中找出了二十二种野菜，解决了我们缺乏叶绿素的问题。有一次，委员会判定某种野草是否可吃，他们先由少数人吃，结果试吃者竟发生昏迷现象，经过急救，才告无恙。
    红四方面军的孔庆德回忆说，长征过草地时，红军高层领导专门就野菜问题召开过会议，朱德、刘伯承等参加挖野菜的行列。孔至今仍能报出许多野菜的名字，如野芹菜、野韭菜、灰灰菜、苦苦菜、籽籽菜、锯齿菜、刺儿草、大黄叶子等。红二方面军的陶汉章说，长征过草地，贺龙也曾办过一期“野菜训练班”。陶汉章说自此识得可吃野菜，如灰苋菜、野蒜、野葱、春菜、铁藜等十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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