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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细究起来，雍正兄弟们的被囚或死去，总是有一些言之凿凿或莫须有的罪名。但是这些罪名在历史的典籍间白纸黑字地存在时，却又经不起推敲。因为，当动机变得可疑时，结果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人心，人心的微妙。 对雍正来说，一切可能是他的错，也可能不是他的错。这是历史的两难选择，雍正的囚徒困境其实也是康熙的囚徒困境。在立嗣过程中，康熙看到了一个不太美妙的开头，而雍正目击的则是更加难堪的结局。他是承受者，也是伤害者。在承受中伤害，在伤害中承受。雍正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只是他令人侧目的地方在于，将心机玩得太过。有时举重若轻，有时举轻若重，有时曲径通幽，有时殊途同归，有时欲擒故纵，有时欲罢不能，貌似诚恳，实则暗藏杀机，令人为之愕然。 不是说不可以玩心术，帝王之道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帝王之术，但是雍正如此玩法，在功利层面上他是赢了，在心灵或精神层面上他却输了—毕竟他们是兄弟。 制度突破 雍正的心灵应该说是痛苦的。当康熙的公开立储之举犹如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让人世间最丑陋的欲望表演纷至沓来时，雍正看到的，或许是制度破绽。 如果将这盒子关上呢？  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十七日。乾清宫西暖阁。雍正发表谈话。谈话对象是总理事务王大臣、满汉文武大臣及九卿。雍正说道：“朕自即位以来，念圣祖付托之重，安可怠忽，不为长久之虑？当日圣祖因二阿哥（胤礽）之事，身心忧瘁，不可殚述。今朕诸子尚幼，建储一事，必须详加审慎。此事虽不可举行，然不得不预为之计，今朕特将此事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乾清宫正中，世祖章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乃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又别书密旨一道，藏诸内府，为异日勘对之资。” 雍正的“八一七谈话”事实上透着三个“密”字：密封、密藏、密旨。关上了潘多拉的盒子，将人间的好奇心扼杀在岁月的长河当中，不再透露任何最高权力的消息，直到雍正百年、大厦将倾的那一刻，一切才水落石出。所以，争宠是没有意义的，相互诛杀也毫无意义。雍正这样的制度设计，似乎可以规避权力争夺导致的种种可能及严重后果，起码在其在世时，他的儿子们不会自相残杀。 看上去很美。 但是，果真如此吗？ 其时，雍正的长子、二子已死，三子弘时20岁，四子弘历13岁，五子弘昼比弘历小三个月。要说年龄，这几个儿子都谈不上很小。雍正“八一七谈话”之后，第一个很受伤的人毫无疑问是弘时。他已经20岁了，大哥、二哥已死，在这样的情况下弘时对自己的人生是充满期待的，可父亲一句“诸子尚幼，建储一事，必须详加审慎”，令他顿觉前途渺茫。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三日，是康熙帝的周年忌辰。这一天，雍正派儿子弘历前往景陵代其拜祭；第二年同样的日子，又是弘历前往景陵代其拜祭。弘时突然间明白父亲心中的那个秘密了，由此，他作出了一个影响其命运的重大选择：投靠八叔允禩，跟父亲对着干。 这样的选择对雍正来说极具震撼力。因为他没想到，秘密建储导致的第一个后果竟是儿子在亲情和政治上的双重背叛。雍正当然不能容忍这样的背叛。他立马将弘时逐出紫禁城，并勒令他去做允禩的儿子，父子之情宣告恩断义绝。两年后，年仅24岁的弘时郁郁而终，成为雍正秘密建储制的第一个牺牲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