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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世界上，理由或者说借口是很容易找到的，只要用心去找。事实上已经有心机敏锐的官员跳出来为雍正旁征博引了：山西巡抚伊都立参奏年羹尧擅给盐商银票，增银十万等罪；汉军都统范时捷又弹劾年羹尧欺罔贪婪罪五款……雍正不动声色地下旨：“着年羹尧明白回奏，寻下吏部议处。”年羹尧的回奏当然是为自己辩护，只是于事无补。因为在此时，雍正杀心已起。吏部的官员竟然都没好眼色，讨论了半天，仅给出“罢任留爵”的处罚建议。 雍正当然不肯这么轻描淡写，他以年羹尧所犯之罪甚多，即使正法也不足蔽其辜为由，严旨斥之。雍正诛心之术的微妙就在于，他是分层次的，先从外围入手，循序渐进。尚书隆科多因为在年羹尧的问题上有意徇庇，被削太保衔；年羹尧的儿子年富、年兴被开除公职，交其祖父年遐龄严加管束；年羹尧本人先革将军职，授闲散章京，在杭州效力。年羹尧至此终于明白，刀已经高高举起，落下来是必然的，现在的悬念是落下来的力度有多大。 当然雍正最后的处理稍微委婉了一下：“年羹尧着交步军统领阿齐图，令其自裁；年富立斩，其余十五岁以上之子，发往边远充军；族人俱革职，永不许出仕。”这应该是收人心之举。因为年羹尧及其家族最后的命运结局大同小异，都是万劫不复，不再有新的轮回。雍正将诛心之治与收心之举和谐统一，玩得那叫一个游刃有余，令世人叹为观止。  如果再细加考究，年羹尧的盛极而衰，也许不能全部归之于雍正的诛心之治。客观地说，在人性弱点的暴露上，年羹尧也有很多可非议之处。他在西域行营时，引用私人，不经奏请，可以自行任命当地官员，谓之“年选”。“年选”与吴三桂的“西选”、隆科多的“佟选”并称为“三选”，成为雍正朝一时奇观。而当年羹尧胜利还朝时，公卿等高官皆跪接于广宁门外迎接，年羹尧则与雍正并马而行，对于百官伏谒，年羹尧策马竟过，视若无物；王公有下马问候者，年羹尧也只是点个头而已，真是傲慢至极。同样，年羹尧到了天子御前，也是“箕坐无人臣礼”，一副张扬、功高盖主的神情…… 也许应该这么说，年羹尧的傲慢粗野遭遇了雍正的猜忌算计之后，死局是必然的，不过雍正诛心之治的可怕其实在于，他是用尽心机的。这是阴谋家与悍夫的较量。只是对雍正来说，一切不是结束，而是开始。因为还有隆科多，隆科多的故事是年羹尧故事的翻版。隆科多是佟国维的儿子，雍正称他为舅舅。雍正继位之初，隆科多也是备极宠任，袭其父一等公爵，授吏部尚书，加太保，与怡亲王胤祥等同理事务。雍正四年正月，刑部已议奏隆科多挟势婪赃，罪拟斩决。而雍正照例是“心太软”，在畅春园外，造屋三间，永远禁锢隆科多。一个盛极而衰的故事就此结束。 今天看来，雍正诛心之治的重要意义不在收拾了两个人，而在于让世人对其产生敬畏感。皇恩浩荡，却是神圣不可侵犯；皇恩威严，唯雍正马首是瞻。任何人功劳再大，职位再高，一旦不入圣眼，那就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脚，令其永世不得翻身。这是诛心之治的机锋所在，而年、隆二人的遭遇，只是提供了雍正治术的个案罢了。案中的是非曲直并不重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