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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秘密建储制的危机并不仅于此。在雍正长大成人的四个儿子（弘时、弘历、弘昼、弘瞻）中，虽然雍正在世时，公开起来逆势而为的只有弘时一人，但是当雍正去世之后，最后的谜底揭开，弘历成为乾隆帝时，弘昼、弘瞻也愤愤不平、蠢蠢欲动了。弘昼经常藐视乾隆的皇权，行为怪诞，令乾隆大伤脑筋，不知该如何处置为好。事实上，这不是乾隆的错。因为雍正在时，弘昼已被封为恭亲王，雍正似乎也比较宠爱他，经常派一些政事让他去做，也许目的只是为他日后辅助新皇帝做历练，但弘昼本人并不这么想，这个只比弘历小三个月的人心中也有一个帝王梦。谁说恭亲王不可以做皇帝，弘昼用自己怪诞的行为为他隐晦的心理作注脚，只将一场历史的困局演绎得九曲回肠、沉重莫名。 弘瞻采取的则是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这个雍正的第六子其实是个知识分子，善诗词，雅好读书。但是知识分子心里要有念想的话，那是可以放一生一世的。弘历继位后，弘瞻不承认新政权最高领导人执政的合法性。乾隆盛怒之下，将他降为贝勒爵位，并罢免其一切差使。弘瞻的余生也因此变得了无生趣，和弘时一样，他也是郁郁而终的，在乾隆开创的新盛世里。 这是几个皇子的悲剧，当然这样的悲剧是雍正不愿意看到的。其实，在雍正的制度设计中，还是有先进的成分在的。起码在此之前，中国历史上没有类似的立嗣安排，而且秘密建储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兄弟残杀、父子反目现象的发生，在立嗣皇帝在世之日，这样的制度是富有成效的。所以在此之后的清王朝，总计约130多年时间里，在皇位继承的问题上采取的都是秘密建储制。 不过，从历史的时间长度上说，秘密建储的制度突破还是很有限的。因为残杀或者说猜忌依旧存在，只是在时间点上后延了—新皇帝总是要迎接众多猜忌的目光的，这是新生礼。而新生，总是要伴随着流血甚至是死亡，这似乎是世事新陈代谢的规律。雍正悲剧和康熙悲剧说到底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雍正也像康熙一样，有20个儿子展开龙虎斗的话。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雍正悲剧甚至要大于康熙悲剧。在他执政13年的时间里，雍正不仅要对付兄弟们的冷枪暗箭，也要为他的儿子们避免类似结局提供制度安排和制度实践。同时，他也是个勤政的皇帝，著名历史学家徐中约在《中国的奋斗：1600—2000》中称雍正“也许是清帝国里最勤奋的人”，但是这样的勤奋并没有换来盛世的回报。在约定俗成的康乾盛世里，雍正王朝只是个过门和加油站，而雍正最多是个历史清道夫和制度设计者。 这是雍正的宿命，也是雍正王朝的宿命。 诛心之治 要说雍正朝，年羹尧是绕不过去的符号。 那么，在雍正与年羹尧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纠缠与过节，使得前者对后者从宠极一时到杀心顿起，从而演绎了恩怨两重天呢？ 康熙末年时，年羹尧已经是四川巡抚，因为西陲兵起，这个一心希望建功立业的人被升为川陕总督。在年羹尧的命运牌局里，这是关键的一步。因为和他搭牌的那个人是皇十四子胤。当时西藏有事，皇十四子胤被康熙任命为抚远大将军、经略军务，而年羹尧则成了他的最佳搭档。事实上此二人的合作是和睦的，也是富有成效的。因为西北稳住了，年羹尧的命运牌局一时间风平浪静，或者说一路向好，直到胤禛即位，雍正朝徐徐展开。 雍正上台后采取的第一个动作是撤换了年羹尧的搭档—胤。胤被召回京，取而代之的是延信。年羹尧当然明白这其中的缘故，但他相信自己命运的牌局依然风平浪静，甚至一路向好。因为起码在此时，他没有野心。 事实似乎印证了年羹尧的猜想。他随后被晋爵为三等公。第二年，年羹尧因为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之乱，被授抚远大将军、一等公，其父年遐龄也被封为一等公，加太傅衔。恩宠一时无二。这是年羹尧的花好月圆，但他并不知道，雍正的掌心掌背即将翻覆，所欠缺的只是一个理由或者说借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