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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 1949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学界，历史学方法论，长期以来盛行的是“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在这种中国式“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历史学者教条的、机械的、以贴标签的形式把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套用到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上，形成了一直流传至今的史学文本话语模式。对于这个模式，邓晓芒在讲授哲学史方法论时曾经就它在哲学史学科领域的表征有一个很好的概括：“这个模式表现在［哲学史］写作上面，无非就是一开始就谈社会历史条件，然后是生产和经济的发展，奴隶社会经济呀，封建社会经济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呀。然后是从这个社会经济发展中所产生出来的阶级关系、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分析出来后，然后就往那哲学家的头上去套，这个哲学家代表哪个阶级，那个哲学家代表哪个阶级，所有的哲学观点都是代表某个阶级的利益而提出来的，那么利益不同，当然所反映出来的哲学观点也就不同了。所以哲学观点上讲来讲去实际上都是利益的不同，都是耍嘴皮子的事情，最后都是一些利益冲突，利害冲突，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这是以往哲学史的传统写法，今天看起来好像很荒谬，但是在当时是不可动摇的。”(34)在历史学界，这种史学文本话语模式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多少。无论经济史、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军事史、法制史研究，都不可能缺少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这三大块内容，“经济基础”的分析尤其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因此，不管哪一门专门史，都缺乏纯粹性，都缺乏自身应有的抽象高度。表面上看，把任何历史课题的研究都分析到“经济基础”这一最底部，似乎做到了“深入”，达到了“根本”，但是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深入到其自身固有的根基部分，即缺乏在自身内部展开的学理分析和思想理论分析。可以说，以专门史或专题史为名的著述，都是不同程度上的横向“通史”，即以某个专题为轴心而展开，至少囊括经济史、政治史、思想文化史三大块内容的“横通史”，而不是精确意义上的“专门史”或“专题史”。缺乏西方历史学通常具有的专精性(专门性和精深性)，是制约中国史学深入发展的一个顽症。 历史学是最古老的一门学问和学科，这大概不会有太多的人否认。但是，历史学者一直到今天还没有从理论上解决“历史是什么？”和“历史学是什么？”这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历史学者往往按照日常思维想当然地认为“过去存在”或“记忆存在”就是“历史”，而“历史学”只是一门记忆学或杂学。个别从事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学者甚至认为，历史学没有、也不可能有自己的语言，而只能从其他学科和日常生活世界中借用它们的语言。缺乏思想和理论的自觉，使得历史学这门最古老的学问和学科已经越来越变成一门最落后、最原始的学问和学科，直到今天它依然处在前现代的经验主义主导下的“技艺”阶段，职业历史学者也把历史学“技艺”作为史学方法论建设的最高目标，而没有考虑过要把“技艺”提升到真正的史学方法论哲学高度。 史学方法论的功能在于让历史学者的思想超拔于那些具体的历史观点和命题，而上升到真正历史学的把握，即在更深层次上把握历史学的本质。如果说历史本体论哲学解决“历史是什么？”问题，历史认识论哲学解决“历史认识如何可能？”问题，那么，史学方法论哲学要解决的就是“历史学是什么”的问题。邓晓芒在谈到哲学方法论与具体的哲学观点之间的关系时说：“和那些具体的哲学观点相比，方法论的问题是一个更高层次的问题，更能体现哲学的本质。”(35)哲学方法论与哲学观点之间的这种关系也适用于说明史学方法论与具体的历史观点之间关系，即史学方法论问题是一个比具体的历史观点更高层次的问题，更能体现历史学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史学方法论即是史学本体论。 目前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一个悖论性现象是：一方面，在历史学者中历史学“非科学化”或“去科学化”思潮越来越盛行；另一方面，在方法论上表现出越来越自然科学化。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把研究对象的目标瞄准原子式、单子式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以为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通过对原子、单子的研究而揭示历史的结构—过程，把历史要素—事件等同于历史结构—过程本身。其结果，一是历史学越来越变成了纯粹的语史材料编纂，以为史料堆积得越多、脚注越多就是高水平的历史研究；二是历史学者越来越成为一群没有自我、没有头脑、没有思想的人。历史学者从不自己说话，而总是让死人来替他说话。历史学者存在的根据，似乎就只是在于死人需要作为活人的历史学者出面替他们说话。历史学者不过是要求说话的“曾在”的死人的一张嘴巴——这就是历史显象感性描述史学方法论的实质。 森姆帕逊(G. G. Simpson)曾经说：“科学家们对于怀疑和挫折是能容忍的，因为他们不得不如此。他们唯一不能而且也不应该容忍的就是无秩序。理论科学的整个目的就是尽最大可能自觉地减少知觉的混乱……科学最基本的假定是，大自然本身是有秩序的……理论科学就是进行秩序化活动。”(36)这说的是自然科学中理论科学对于经验科学的重要性和意义。历史科学亦然。但是，目前国内的史学理论研究者做的最多的工作却是：或者组织翻译西方学者的作品(这无可厚非)，或者以“研究”为名介绍西方学者的史学理论或史学思想。只要查阅近二十年间史学理论研究方面的著述，就可以发现，史学理论研究实际上已蜕变成了西方史学史研究。 中国历史学界如果不能出现像1980年代那样的理论研究热潮，如果不能培养出一批专业从事理论历史学研究的学者，如果不能把对具体的经验性的史学方法或“技艺”提升到史学方法论的哲学层次，那么，中国的历史学者就只能生活在如森姆帕逊所说的无秩序和混乱状态，并且长期容忍和满足于这种无秩序化的学科状态。 注释： ①蒋大椿、李洪岩：《史学中的跨学科方法研究概述》，载《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1期；蒋大椿、李洪岩：《解放以来的历史比较方法研究》，载《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蒋大椿、刘俐娜：《史学系统方法研究概述》，载《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2期；蒋大椿：《新中国史学方法研究的基本历程》，载《社会科学研究》1995年第5、6期。 ②李振宏：《20世纪中国的史学方法论研究》，载《史学月刊》2002年第11、12期；李振宏：《新时期的史学方法论研究》，载李振宏、刘克辉：《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第3次修订本)“附录”、第613－635，［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③李振宏：《新时期的史学方法论研究》，载李振宏、刘克辉：《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第3次修订本)“附录”、第613－615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④例如，张越：《20世纪中国史学方法的发展和演变》，载《学术研究》2001年第12期；邹兆辰：《20年来我国学者对西方史学的理性认识与方法借鉴》，载《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王晓华：《近三十年中国大陆史学主潮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⑤［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与超验现象学》第93－94页，张庆熊泽，［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所引胡塞尔语，参考张廷国的译文而略有改动(张廷国：《重建经验世界——胡塞尔晚期思想研究》第24页，［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⑥［德］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第69页，陈小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⑦“按照他(胡塞尔)的意向对象构造理论，当我们意识一个对象……我们就可以在不同的意识中把它意识为同一个对象，尽管这同一个对象可以有不同的显现模态，既可以从前面、后面显现，也可以从左面、右面显现。然而，在意向性中，所有这些不同的显现侧面都可以被我们意识为同一个对象的不同侧面。”(张廷国：《重建经验世界——胡塞尔晚期思想研究》第101页，［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胡塞尔的“显现模态”，在萨特那里称为“显象”；胡塞尔的由不同的“显现侧面”构成的“显现”，萨特称为“显象系列”。萨特认为，存在物的显象系列与存在方式系列是有本质区别的［参见萨特：《存在与虚无》(修订译本)第1－2页，陈宣良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⑧⑩邓晓芒：《论历史感——现代解释学的启示》，载氏著：《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第58、54页，［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⑨［意］维柯：《新科学》(上、下)，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11)［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下卷)，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其中的“第二部分真理问题扩大到精神科学里的理解问题”(上卷，第223－491页)，即是以历史科学的方法论为中心而展开的讨论。 (12)关于新时期历史认识论的发展，详见周祥森：《反映与建构——历史认识论问题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3)参见杨祖陶：《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修订版)第183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4)(18)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5)(16)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5、1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17)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9)(20)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3、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1)杨祖陶：《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修订版)“修订版前言”、第3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2)本文所使用的“历史显象”概念，是指显现历史存在物的显象，即历史存在物如其自身所是的那样向历史认识主体意向的显现和表达。历史存在物的存在，正在于它之所显现。它不仅以或是十分萎缩、或是完全歪曲、或是高度发展了的形式在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的生活世界和社会世界中显现出来，而且因此而显现在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的意向性意识活动或精神世界中。显现是历史存在物从“曾在”的存在方式转化成为“此在”现实的存在方式最重要的途径之一，也是已经成为不再现实的过去存在物进入现实的历史认识主体的意向性意识活动，从而与历史认识主体发生现实的关系的一种方式。按照萨特的说法，“‘显象’这种说法在本质上假设了有某个接受这种显现的人”(［法］萨特：《存在与虚无》第2页，陈宣良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在历史认识活动中，历史显象概念自身就潜在地隐含了历史认识主体的存在。历史显象是历史存在物的整个显象系列，它以“显现模态”或“显现侧面”的方式部分地、而非整体地显现在“此在”现实的生活世界、社会世界以及精神世界之中。历史显象在结构上的系列性和在显现方式上的非整体性特征，从历史认识的对象性根源上决定了历史认识活动必然具有再认识的特性；甚或可以说，历史认识必然是一种历史再认识的活动。 (23)关于史学方法论发展两个层面或类别的区分，参见李幼蒸：《史学理论与跨学科方法论》，载氏著：《历史符号学》第55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4)蒋大椿：《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 (25)周祥森：《客观世界与文本世界的交锋——对新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评论的评论》，载《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另见氏著：《史学的批评与批评的史学》第57－97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该文在收录到后者时有所修订。 (26)蒋大椿：《新中国史学方法研究的基本历程》，载《社会科学研究》1995年第5、6期；李振宏：《新时期的史学方法论研究》，载李振宏、刘克辉：《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第3次修订本)“附录”、第613－635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7)参见蒋大椿：《八十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四)》，载《历史教学》2000年第9期。 (28)李幼蒸：《历史符号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9)李振宏、刘克辉：《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第3次修订本)，［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该书初版由河南大学出版社于1989年11月出版，第2版于1999年12月出版，均为李振宏一人署名。 (30)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31)“老三论”(SCI论)指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新三论”(DSC论)指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对新时期中国的经验历史学研究产生一定影响的是“老三论”，主要表现为金观涛、刘青峰关于中国社会历史超稳定结构的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他们的这种研究从中国古代历史延展到中国现代历史，从社会结构深入到了观念史领域。 (32)例如，台湾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院长兼“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计划主持人黄俊杰，他主编的《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是哲学诠释学应用于历史学的代表。但是，他们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儒学经典和思想史研究领域，未能扩展到其他历史领域。 (33)例如，李幼蒸：《仁学与符号学：通向人文科学之路》，［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李幼蒸还探讨了诠释学与历史学的结合问题，参见李幼蒸：《儒学解释学：重构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下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李幼蒸：《历史和伦理——解释学的中西对话》，［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但是，李幼蒸的历史解释学，更多地是从符号学学科领域做出的理解。 (34)邓晓芒：《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第2页，［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5)邓晓芒：《实践唯物论新解：开出现象学之维·自序》第3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6)转引自［法］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第12－13页，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