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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早期国家时期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段，距今约5500—4000年间。中国古代国家经历“邦国—方国—王国—帝国”四阶段，而不是“古国—方国—帝国”或“邦国—王国—帝国”三个阶段。邦国是以古城为中心的小国寡民式的地方性国家，是中国早期国家第一阶段——初始的早期国家阶段，大体相当于前3500年至前2500年间；地处长江中游的澧阳平原经历约2000多年的社会复杂化历程，距今约5500年步入邦国阶段。方国是邦国的联盟体，即由一个较大的核心邦国联合周边的邦国或武力征服使一些邦国处于从属或半从属地位的地区性国家，是早期国家的进一步发展，时间大致为前2500—前2000年；长江中游地区屈家岭文化晚期已开始向方国迈进，到石家河文化早期，孕育了三苗方国。“多元一体”的“多元”应为邦国文明的多元，“一体”则为王国文明的一体。 关 键 词：早期国家 邦国 方国 王国 作者简介：袁建平，湖南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是近百年来国内外学术界瞩目的重要学术课题。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所及的时空跨度扩大，年代、地区上许多空白得到填补。时贤运用考古材料结合传世文献、历史理论乃至人类学、民族学理论研究早期国家，深度不断增进，多有突破。然有关中国古代国家起源和形成诸问题的研究在学界尚远未达成共识。笔者曾以湘西北城头山地区古代文明化进程为例，论述中国早期邦国文明的起源和产生，提出中国早期文明经历了一个邦国文明阶段。①在本文中，笔者进一步研究认为邦国是初始的早期国家，之后的方国是典型的早期国家，方国晚期则为过渡形态的早期国家——准王国阶段。中国古代国家的演进历程更准确的表述应为“邦国—方国—王国—帝国”四个阶段，而不是“古国—方国—帝国”或“邦国—王国—帝国”三部曲。②邦国、方国为早期国家的中国模式。 一、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段：中国早期国家时期 对于中国早期国家的时段，学界众说纷纭，概而言之，有“新石器时代晚期”说、“夏”及“夏商周”说、“商”及“商周”说、新石器时代晚期及夏商周说四种主要观点。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约为距今7000—4000年间。也有学者将晚期后段出现少量铜器但还不能有意识地制造青铜合金的阶段，单列为铜石并用时代，时间约为前3500—前2000年，③笔者认为中国早期国家时期就在此时。尽管西方学者早就提出“早期国家”概念，④有方家认识到中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进入早期国家阶段，但在有关讨论中却鲜见结合考古材料的具体阐述，对其阶段性特征认识不足。故笔者试图就此作进一步讨论。 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开展以及考古材料和传世文献的进一步结合，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时间也逐渐向前推移。林沄主张中国古代文献中提到的“邦”、“国”就是早期国家，并以考古所见自龙山时代即已出现的都鄙群这种聚落形态作为中国早期国家的组织形式。⑤苏秉琦提出：“不迟于四五千年前，全国六大区系大都进入古国时代即城邦、万国林立的时代。”⑥王震中认为：“中国的城邑最早出现于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000年，处于铜器冶炼铸造的初期，在中国历史编年中大体相当于考古学的龙山时代即夏王朝之前的颛顼尧舜禹时代。”⑦张忠培认为前3200年，中国的黄河、长江中下游和燕山南北及西辽河流域的诸考古学文化，应属于文明时代。⑧严文明也认为前3500年前后神州大地上出现了一系列城址或中心聚落，象征着小国林立。⑨2009年，由科学技术部等主办的特展《早期中国——中华文明起源》通过一系列考古发现和出土文物的实物证据，展示了约前3500年至前2000年早期中国的大致历程。 哈赞诺夫认为：“早期国家是指最早的、真正原始类型的国家，是原始社会解体后的直接继承者”，“它们代表一种不稳定的群体政体，保留着很多先前发展阶段的特征，社会结构是复杂而不稳定的，有不同种类的从属关系，其中没有一种关系占据肯定或绝对的优势”。⑩克赖森认为早期国家是处于最初发展阶段的国家，是介于非国家组织和成熟国家之间的社会形式，其先驱形式即酋邦或大人社会。他将早期国家分为初始的早期国家、典型的早期国家、过渡形态的早期国家三个类型，且指出早期国家在中国大约发生于5000年前。(11)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指出早期国家保留了许多酋邦的特点，早期国家社会一般表现为特有的都市聚落形态。(12) 根据早期国家理论和中国的实际情况，以往不少学者所主张的夏、商、周为早期国家说值得商榷。夏、商、周尽管保留了一些早期国家的因素，但发展水平、文明程度总体上已处于成熟国家阶段，显然不符合西方学者关于早期国家的概念。以夏为例，考古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偃师二里头遗址为夏代后期的都城遗址。该遗址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为公元前二千纪前半叶最大的中心性城市。从考古发现可知其为一座经过缜密规划的大型王都。这里发现了最早的城市干道网、最早的宫城、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等。(13)刘庆柱把古代都城、城邑分为单城制、双城制、三城制三种类型，指出“单城制的‘城’的出现与‘邦国’社会形态是一致的，双城制的‘郭城’与‘宫城’的出现与‘王国’社会形态是一致的，三城制的‘郭城’、‘内城’、‘宫城’的出现与‘帝国’社会形态是一致的”，并推断二里头遗址的都城是郭城与宫城区明确分离的双城制。(14) 大量考古发现证明，中国社会在距今约5500—4000年之间发生巨大变化。如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自10000多年前起步，文化谱系清晰，经历4000多年的发展，到距今约6300年始的大溪文化阶段，开始向国家演进的进程，到距今约5500年始的油子岭文化时期，开始进入早期国家阶段。长江下游地区、黄河流域、燕山—长城南北地区等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均已进入早期国家阶段。尽管此阶段的国家还具有原始性，既复杂又不稳定，各地区发展也不平衡，但此期社会主体已是早期国家阶段。若还是依传统观点把夏作为奴隶制的早期国家，就很容易走进一个误区。也就是说，如果不管夏之前各区域文化多么发达，都把其归到国家和文明史前，对一些文明现象统统冠以“文明的曙光”之名；或按西方人类学理论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早期国家一概视为“酋邦”，将会错误地估计中国早期国家的产生时间和发展水平。 笔者认为，学术界之所以对中国早期国家的认识存在较大分歧，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西方人类学理论的认知与运用有偏颇。20世纪后半段兴起的以美国学者塞维斯等为代表的“酋邦—国家”学说被国内外不少学者借鉴以研究中国国家起源形成问题，这对于完善此前有关人类早期社会组织进化学说，推动中国古代国家起源和形成研究具有积极意义。不过有学者称夏以前的早期国家为酋邦，认为它可以对应于古代文献中“天下万邦”的“邦”，即“族邦”，并认为“如果我们以夏代作为我国进入国家社会的开始的话，可以说酋邦社会阶段在我国延续了几近两千年左右”。(15)也有学者认为，屈家岭文化古城是由多级城址构成的复杂体系，屈家岭文化社会与“酋邦社会”的诸多特征相似，可作为中国早期国家文明的典型代表。(16)另有不少国内外学者运用酋邦理论研究中国早期国家，几乎无一例外主张夏或夏商周为早期国家。(17) 笔者认为，酋邦不等于早期国家，“天下万邦”应是先哲对新石器时代晚期一些早期国家的概指，尽管这些“邦”可能既包括早期国家，也包括酋邦乃至原始部落，但此阶段的主流已是早期国家。王青运用泰森多边形分析和遗址资源域分析等西方聚落考古及环境考古比较常用的方法，对豫西北地区济源、焦作、新乡三地部分龙山文化时期聚落的控制网络与模式作了分析探讨，发现该地聚落的社会性质比酋邦性质更为发达。(18)合理的解释只能是此时已是早期国家阶段，酋邦在此前更早阶段。 第二，受文明形成因素理论的局限。摩尔根将人类社会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时代，认为文明时代“始于标音字母的发明和文字的使用”。(19)恩格斯发展了这种观点，指出正是“由于拼音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20)柴尔德则认为城市的出现是文明的标志。(21)中国和日本学者后来提出应补充一个标准：冶金术的发明和使用。因而，城市(包括复杂的礼仪建筑)、文字、冶金术的发明和使用被认为是文明形成的标志。其中以夏鼐提出的“都市、文字、青铜器”(22)三项标准最有代表性。夏鼐以此解读中国文明的起源，的确有划时代意义，但考古新材料的不断发现，令人反思是否只有这三项因素或一定三要素齐全才佐证文明的产生。当年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就曾提出只要具备高墙围绕的城市、文字、复杂的礼仪中心三项因素的两项就是一个古代文明。(23)有学者主张将玉器、漆器等作为中国文明起源的要素，还有学者主张将考古发现中可以直接观察到的物化形态(如城市、文字、礼仪建筑、冶金术、玉器、漆器)作为中国文明起源的物化因素，而将国家、阶级等上层建筑范畴因素作为隐含在物化形态背后的社会形态因素。(24)笔者认为文明起源在世界范围内各有特点，在中国呈现出不平衡性、多样性，需具体分析研究。 第三，受“内华夏外夷狄”传统观念影响。中原以外的考古发现，已逐步改变“黄河文明”一元论。费孝通系统提出并阐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25)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广泛认同。苏秉琦等也提出区系类型理论。(26)考古学上的区系类型理论和社会学中的多元一体理论在构建国史的过程中遥相呼应。考古发现已充分说明中华文明起源犹如“满天星斗”，因此，除中原地区外，我们还应到长江流域等地区寻找国家和文明起源的源头。 第四，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认识和运用偏差，也是导致对早期国家认识不一的原因。就目前的研究进展而言，应该继续遵循唯物史观指导，同时根据传世文献和考古发现，借鉴西方人类学理论，以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和中国特色的早期国家材料去不断完善以往的认识，这样才能揭示中国国家起源和产生等有关问题的本来面貌。否则，在一些问题上就很难达成共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