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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邦国：初始的早期国家 学界或以邦国概指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早期国家，或认为邦国、方国通用。苏秉琦提出中国古代国家可以概括为发展阶段三部曲，即“古国—方国—帝国”，认为“古国指高于部落以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即早期城邦式的原始国家”。(27)王震中则认为“都邑?城市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最早出现的文明，大多是都邑国家或城市国家式的文明”；并将古代国家发展修正为“邦国—王国—帝国”三个阶段。(28)苏先生的“古国”及王先生的“邦国”概念都是对夏以前早期国家的泛指，早期国家被界定为一个阶段。笔者认为，早期国家可分为邦国、方国二个阶段。邦国是以古城为中心的小国寡民式的地方性国家，是中国早期国家第一阶段——初始的早期国家阶段，大体相当于前3500年至前2500年间。 世界上的一些文明古国就是从城邦开始的。如幼发拉底河沿岸的小国以城邦国家面貌出现，也许远在乌鲁克晚期(前3200年左右)就已存在。这种城邦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包括其周围的乡村(村社)地区形成的统一政治经济共同体，由共同体自由地支配以城市为中心的地区，类似自由独立的国家。尼罗河两岸也可能存在过这种小国。印度河流域的城邦文化至迟在公元前三四千年代产生。(29)中国早期国家阶段是否也是从城邦开始?答案是肯定的。 日知指出：“最早发生的国家是小邦小国，这是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不管东方西方都一样。”“作为国家，城邦是最早的国家形式。因之，国家的起源问题，必须而且只能从城邦时代说起。”并认为：“几乎所有最早出现文明和国家的地区都留下城邦时代城邦联盟的证据。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的起源，毫不例外也是从城邦和城邦联盟开始的，也是从小国寡民的政治单位开始的”。(30)顾准也曾指出城邦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联合周围乡村地区构成的国家。(31) 从考查“国”的词义中，可知“国”最早作都城、城邑讲。甲骨文的“或”即“国”。“或”从“戈”从“口”，戈是武器，亦是军队；口为四方疆土，亦象城。“国”本身近于城墙之形，孙海波释“或”谓“国象城形，以戈守之，国之义也，古国皆训城”；徐中舒等认为“按孙说可从”。(32)在金文中“或”可做邦国或作疆界解，如《毛公鼎》铭文：“康能四或”、“廼唯是丧我或”。古代典籍中也有不少关于“国家”、“万邦”或“万国”的记载，如《尚书?立政》“其惟吉士，用劢相我国家”；《诗?大雅?文王》“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战国策?齐策》“斶闻古大禹时，诸侯万国。……及汤之时诸侯三千。……当今之世南面而称寡者乃二十四”；《荀子?富国》“古有万国，今无十数焉”；《吕氏春秋?用民》“当禹之时，天下万国”。其中既有邦国，也包括方国、酋邦等。 地处长江中游地区的澧阳平原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就可清晰勾勒出作为初始的早期国家——邦国的产生和发展。其位于湘西北，为江湖冲积平原；南、北、西三面环山，东临洞庭湖西北岸，呈喇叭形扇形带，与江汉平原连成一片，澧水从其南部台地流过，东西长约100多公里，南北最宽约50多公里，面积约3000平方公里。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人类较早在此繁衍生息。该地目前已发现史前遗址近400处。(33) 人类早期文明几乎都产生于自然生态优越的地区。普列汉诺夫曾指出：“地理环境不但对于原始部落有着很大的影响，就是对于所谓开化民族也有着很大的影响”。(34)中国文明起源的人地关系已成为近年来学术界致力的重要课题之一。(35)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和新石器时代，湖南地区处于热带—亚热带气候环境。中、日学者通过对城头山遗址出土花粉、寄生虫、昆虫、硅藻类微化石、动物骨骼、人骨DNA等的取样分析和遗物的放射性碳素精确测定，认为当时此地是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亚热带湿润地区。(36)优越的生态环境是澧阳平原稻作农业的基础，而稻作农业又是该地先民从游群发展到定居部落和逐步产生复杂社会的物质基础。 澧阳平原从旧石器时代末期到新石器时代阶段演进有序，过渡期的年代范围大致为前14000—前8000年。郭伟民根据最新考古发现资料及碳十四测定数据等材料，综合研究构建了澧阳平原和汉东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大致年代框架。(37) 笔者认为澧阳平原油子岭、屈家岭文化时期曾存在一个以城头山古城(中后期为鸡叫城)为中心的邦国。城头山遗址位于澧阳平原中心腹地，是中国迄今所见最早的城址。(38)鉴于该城址的典型性及其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意义，试以其为例分析邦国的产生及其主要特征。 当今关于人类社会依次递进的发展阶段主要有四种著名理论：摩尔根的“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说；恩格斯的“原始群、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和国家”说；弗里德的“平等社会、等级社会、阶层社会、国家社会”说；塞维斯的“游群、部落、酋邦、国家”说。(39)酋邦理论是对摩尔根学说的发展，被证明具有较强说服力。而恩格斯理论也是发展了摩尔根学说。酋邦理论可以用于丰富恩格斯的论述。近三十多年来的考古调查、发掘，基本上揭示了澧阳平原的文明化进程，可以发现其社会进程与酋邦理论比较接近： 第一，游群阶段(距今约50万—1万余年)。据袁家荣研究，迄今所见湖南最早的旧石器时代地点即在地处该地的津市虎爪山，距今50万年甚至年代更为久远。(40) 第二，部落阶段(距今约1万余年—7000年)。竹马遗址人工堆筑的土台上清理出一座1万多年前面积达24平方米的椭圆形建筑，据研究为定居的房屋台式房基。(41)距今1万—7800年的彭头山文化时期，已从散点式定居点进一步发展为环壕部落阶段。迄今所见16处该期的聚落遗址中，以位于中部的彭头山遗址和东北部的八十垱遗址最有代表性。彭头山文化时期的聚落不仅功能齐全，而且具备定居性农业聚落的一般规模及特征。湖南地区是稻作农业起源较早的地区。道县玉蟾岩发现了数枚距今12000年以上的人工栽培稻标本。(42)彭头山遗址发现大约8000年前的人工栽培稻实物，八十垱遗址发现9800余粒古栽培稻的稻谷和稻米实物及大量古植物遗存。(43)丰富的栽培稻遗存的发现说明稻作农业在当时的重要性。恩格斯曾指出：“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44)原始农业的发展以及后来至成熟阶段产生的多种农业经济结构的形成是文明和国家起源和形成的基础。由于农业的发展，澧阳平原在长江中游地区率先出现定居聚落。 高庙文化位于沅水中上游河谷地带，距今约7800—6800年。除发现大型祭祀场所、居住遗迹外，装饰白陶是最重要的发现。在罐类器的颈、肩部，钵、盘和簋形器的上腹部，通常饰有由戳印篦点纹组成的各种图像，贺刚称之为“艺术神器”，并认为该遗址已是一个区域性的宗教中心。(45)高庙文化时期已有一些酋邦的迹象。 第三，酋邦阶段(距今约7000—5500年)。西方学者认为酋邦模式拥有2—3级决策聚落等级，一般面积1400平方公里；简单酋邦聚落等级层次为2，管理等级层次为1，数千人；复杂酋邦聚落等级层次为3，管理等级层次为2，1万—数万人；国家聚落等级层次为4，管理等级层次为3，1万—10万人。(46)澧阳平原经历了两个酋邦阶段。 1.简单酋邦阶段(距今约7000—6300年)。汤家岗文化时期，该地进入简单酋邦阶段。汤家岗遗址一些墓葬随葬一种精美的白陶盘或白衣红陶盘，纹饰继承发展了高庙文化“艺术神器”那种繁缛的风格，模印、压印、戳印獠牙兽、凤鸟、八角星纹、菱形纹等。经检测，白陶的成分与高岭土极为相似，但是，该遗址附近并没有发现高岭土矿源。有分析认为其原料需输入，其与外界有了贸易往来。(47)何介钧认为洞庭湖地区是白陶的原产地，其呈辐射状传播北到汉中盆地，东达杭嘉湖平原，南抵珠江流域。(48)先民生前聚族而居，死后聚族而葬。汤家岗遗址发掘100余座墓葬，墓地已分墓区、墓组、墓列，连同墓地，为四级结构，据此分析，当时既有核心家庭，也有扩大家庭，反映了社会结构的复杂，而且北区、南区随葬器物已有明显的等级之分。(49) 丁家岗遗址面积近10万平方米，发现汤家岗文化时期设有二层台的高等级墓葬、多座祭坛及10多个祭祀坑、陶窑等。(50)城头山遗址则发现汤家岗文化时期的居住区和水稻田及与之相配套的灌溉设施，说明当时已有利用和控制农田用水的能力，此地已是一处重要的农耕聚落遗址。汤家岗聚落与城头山及丁家岗聚落之间至少已存在2个等级层次。其时汤家岗既是一个宗教中心，又是一个经济文化中心。汤家岗文化的影响力、分布面积等都符合简单酋邦理论。 2.复杂酋邦阶段(距今约6300—5500年)。大溪文化时期的澧阳平原则已进入复杂酋邦阶段。王巍指出，聚落形态反映社会结构特点，是了解古代社会结构演变的重要方法，在文明起源研究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51)按统计分析，该时期澧阳平原聚落有了重大变化，已查明的遗址数量50处。无论是聚落面积、数量、内部结构，还是聚落的空间分布，都有了重大变化。(52)笔者认为其变化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1)聚落数量、规模、人口急剧增加。与汤家岗文化相比，聚落数量扩大不止一倍，且出现分布在澹水、涔水两岸，分别为城头山、麦芽岗、三元宫为中心的聚落带。出现大型聚落，甚至特大型聚落。人口被看作是社会复杂化的一个很重要因素。柯恩指出，除战争之外，人口压力或人口密度的增长是代表国家形成特征的一种因素。西方人类学家估算，随着新石器时代出现的定居和婴儿出生间隔的缩短，人口增长率很快变为以每代翻两番的速率增长。哈桑根据一些民族学资料提供了一些史前人口统计估算数字，如伊拉克迪亚拉河下游平原60％的村落平均人口为150人，40％的村落的平均人口为300人。(53)参照这一数字，以每一聚落平均人口200人计算，澧阳平原聚落人口可达2万余人，若考虑到10多个大型聚落人口数字远不止200人，澧阳平原酋邦估计总人口数约3万人。 (2)已有符合克里斯塔勒提出的“中心位置理论”(54)的聚落集群。以城头山古城为中心的聚落集群，成了澧阳平原区域聚落的中心，与普通聚落相比，地位、等级都较高。其拥有一大批大型聚落，大坟台、李家台、桥家坝、邹家山、荷花台等聚落面积均超过3万平方米。城头山古城既是聚落集群，又是澧阳平原区域聚落的政治、经济、宗教中心。城墙、城壕和城内建筑布局有序，古城初具规模。城址西南部发现大型建筑遗迹，包括大型基槽和柱坑，成片红烧土堆积，以及作为礼仪性建筑的祭台。还发现3处大溪文化时期的祭坛和大量祭祀坑；环城城壕和澹水相连，在城壕发现木桨、木艄和带榫眼的可能是船结构的木板及木排的组成部分，显然这里已成为水上交通枢纽；该期九座陶窑、大量纺轮和植物纤维纺织品的发现，说明当时已有专门的制陶、纺织等手工业，这里已是一个手工业中心。从澧阳平原及邻近地区该酋邦领地遗址分析，酋邦区域内等级分化已非常明显。以城头山为中心的聚落带整体发展水平、等级最高，以三元宫为中心的聚落带次之，以麦芽岗为中心的聚落带规模最小，等级也最低。至少有总中心聚落、中心聚落、一般聚落3个等级层次，有总中心聚落、中心聚落两个管理层次。 (3)作为聚落集群中心的古城体现了酋邦首领的神权。M678、M680男、女墓主人左手掌上放置一小陶鼎，其可能为酋长夫妇，鼎寓示其权威。M678墓主左侧有一小孩头骨，在墓坑四周各有一座空无一物的屈肢葬墓。这四座墓和小孩头骨说明当时已有了人殉人祭现象。在这些墓葬西北20米处，发现数十座屈肢葬墓，有些呈被捆绑的姿态，有的身首异处。(55)这些人不应是战俘，否则进不了其公共墓地。其可能为酋长权力处罚的牺牲品，说明澧阳平原酋邦的酋长可能有了哈维兰所说的“生杀予夺之权”。(56)当时已有一定的权力机制，酋邦首脑行使神权、行政权。古城的修筑是澧阳平原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大溪文化一期，这里开始建造城壕工程，现存Ⅰ期城墙顶宽5.2米、底宽8米、高1.6米。M706为Ⅰ期城墙筑土中的一座葫芦形土坑墓。墓主为一成年男性，无任何随葬品，似作为城墙奠基的牺牲。(57)Ⅰ期城壕东西长311米、南北宽211米，周长约为819.54米，城壕横截面积19.25平方米。据测算，挖掘整条城壕的土方数约为15776.15立方米，按每人平均挖掘1立方米折算，以每天100人次计，则需要大约半年时间。(58)Ⅱ期城壕修筑更加复杂，并出现了木桩捆扎一体的严密紧凑的芦席护坡设施。 (4)聚落集群社会复杂化程度与普通聚落相比也较高。城头山城址所反映的贫富分化现象已相当突出，数十座大溪文化二期墓葬中，既有随葬品丰富的墓，又有未见任何随葬品的墓。如M678东西向，墓主为身高约1.75米的成年男性。墓坑长2.5米、宽1.1米。墓坑底分布有零星朱砂，随葬精美的磨光红陶豆、盘等30余件器物，有2件玛瑙璜置于颈部。与其并列同时期的M679、M680规模略小，其中M680有磨光红陶豆和盘、玉块等随葬品近20件。玛瑙璜、玉块和长江下游地区风格相同，(59)见证该地和外地的贸易往来。从墓葬等遗迹、遗物分析，核心家庭、扩大家庭已是这一时期主要家庭形式。 总之，此地大溪文化时期已是早期国家的前身，也出现了诸多早期文明起源的因素。(60) 第四，邦国阶段——初始的早期国家阶段(距今约5500—4500年)。澧阳平原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文化在长江中游地区处于领先地位，并影响周边地区。彭头山文化时期，澧阳平原是稻作农业的区域中心，其中心地位一直延续到大溪文化时期。郭伟民认为大溪文化三期，汉东地区率先迎来快轮制陶等手工业技术的突破，社会形态也发生变革，出现了油子岭文化。该文化迅速壮大成为强势文化，并向周边扩散。原先被划分为大溪文化四期、屈家岭文化一期阶段澧阳平原的聚落结构、器物风格都发生重大变化，应为汉东地区油子岭文化扩张的结果。因此，他主张将这两个时期划分为油子岭文化。(61)城头山遗址油子岭文化墓葬出土20余件石钺。汉水中游宜城顾家坡油子岭文化墓地的237座墓葬中出土石钺达177件之多，这些石钺被认为是战争的直接证据。(62) 澧阳平原和汉东地区有着文化的交流互动。是油子岭文化的扩张还是澧阳平原对外文化的吸收导致澧阳平原器物风格的变化，目前还难下结论。到油子岭、屈家岭文化时期，澧阳平原已形成邦国。澧阳平原酋邦内部的进一步分化和对外战争是邦国产生的动力。当时社会已发生剧烈变化，聚落形态进一步演变，从“人神杂糅”到“绝地天通”，从无序到有礼，社会组织结构和人地关系进一步复杂化，主要具备了如下一些邦国特征： 1.有了一定规模并有复杂祭祀、礼仪建筑的城市。城头山古城遗址是油子岭—屈家岭文化前期的邦国之都所在地。古城地处澧阳平原腹地、澧水支流澹水北岸。作为邦国之都，城头山屈家岭文化古城从大溪文化时期酋邦古城发展而来。到了油子岭—屈家岭文化前期，约公元前3200年前后，城头山聚落结构发生重大变化。Ⅲ期、Ⅳ期城墙的建造和其周边聚落的情况足以说明问题。也许是古城所处的中心战略地位，抑或是对古城的眷恋，当时没有另建新城而是在原有古城的基础上扩建城池。Ⅲ期城墙即垒筑在Ⅱ期城墙之上，时间约相当于油子岭文化二期。Ⅲ期城墙的外侧不久又在屈家岭文化一期加宽，形成第Ⅳ期城墙，此期城址直径已达到315—325米，连城垣面积约8万平方米。有四个城门，其中北门为水门，通过水门、护城河及其和澹水之间的人工开凿水道可直通澹水、澧水。古城通过陆路或水路和澧阳平原其他聚落四通八达。尽管古城面积不算很大，但功能齐全。Ⅲ、Ⅳ期城墙远比Ⅰ、Ⅱ期城墙高大，整体宽度在20米以上，高度达2—4米。墙体之外是宽达40—50米、深2米的护城河。城内居住区、手工业区、公共墓地布局有序。除去城垣、手工业区、公共建筑、墓地等，若按居住区面积50000平方米、人均面积10平方米计算(除少数贵族特权阶层，平民、手工业者、商贾应占人员多数，其住房面积不大)，估计城内人口约5000人。 祭祀已是较高等级、较大规模的行为。一处敷垫烧成砖的建筑，建筑平面上排列有正殿(SBI)、前殿(F23)和侧殿(F57)，而另一处接近正方形的居址F87，绕有列柱回廊。宫本长二郎认为前者具有祭祀祖先、举行仪式的宗庙神殿性质，后者是首领举行仪式的祭政殿。安田喜宪则认为“在城头山，既发现了祭祀场神殿(神殿)，又发现了祭政殿(王宫)。这样，加之祭坛的发现，王宫、神殿、祭坛，这都市文明的三要素都已齐全。可以断言，城头山遗址是长江文明最早的都市”。(63)鸡叫城遗址(64)位于澧阳平原东北部，澧水支流涔水南岸，西南距城头山遗址16公里。此处油子岭文化时期即出现聚落，屈家岭文化一期开始筑城，当初不排除为阻挡来自东北部的侵扰，为拱卫城头山古城在此筑城以起防御作用的可能性；屈家岭文化中晚期，随着城头山邦国势力的东扩，政治格局的变化，迁都至此。鸡叫城遗址逐步取代城头山古城的地位。 2.有一定疆域和人口。尽管当时领土观念可能还不是很强，且因战争或部落内部分化不断变化，但作为邦国有一定的疆域。根据同时期、同文化因素的遗址分析，该邦国范围主体为澧阳平原，包括其东南部洞庭湖平原和东北部江汉平原的一部分地区，其面积可能达到5000—6000平方公里，到中晚期则可能达到10000多平方公里。仅澧阳平原油子岭—屈家岭时期性质相近的遗址就有约63处。(65)人口比大溪文化酋邦更多，按前述方法估算，总人口可能已达4万多。 3.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首先是该邦国油子岭—屈家岭文化前期的社会结构已形成中心城池、次中心城池或环壕聚落、中型聚落、小型聚落4个聚落等级层次，3个管理等级。城头山是澧阳平原邦国的中心城池；鸡叫城开始成为次中心城池，也是城头山聚落控制下的一个次中心聚落。其次是聚落内部等级分化。通过聚落形态分析，聚落等级分化相当显著。划城岗遗址中一期遗存属于屈家岭文化早期(油子岭文化)。(66)其中的91座墓葬引起考古学界关注。吴汝祚根据各组随葬品情况推定了埋葬者的贫富和身份，认为已经产生不平等社会。赵辉则认为墓地反映南区墓主人社会地位高于北区墓主人，同一区的南区也出现分化。(67)城头山遗址屈家岭一期墓葬随葬陶器中的鼎、簋、壶组合较为常见，(68)礼制化趋向明显，在数量上有等级之分。郭伟民认为城头山社会此时是一种金字塔形等级，占有大量财富的人只是少数，而大多数是处在金字塔底层的贫民。(69)这既说明中心聚落等级的分化，也说明不同等级聚落的贫富差别。据何驽研究，屈家岭文化时期，夫权和父权确立，男女之间出现政治权利不平等现象。(70) 4.强制权力产生。何介钧认为当时的划城岗“具有了强制性的权力”。(71)日本学者计算过建造城头山Ⅲ、Ⅳ期城墙的规模和用工量，需要劳动力约为47万人次，按每天200个成人劳动计算，需要6至7年时间。(72)城墙被视为检验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尺度。夯土城墙、城垣大型中心建筑是复杂的工程，既需要较为成熟的行政组织来组织大批人员，也需要有剩余粮食以供这些人员消费。说明在当时有了资本的集中、人力的控制以及行政组织的复杂化等国家机构得以运作的必要条件，显示出在其背后有完善的社会协调和支配机制来为其作保障和进行运营，当时已有国家力量驱使城头山周边聚落来完成该城的建设。服劳役筑城可能是邦国内居民尽义务的主要方式之一。 城址较澧阳平原大部分地区要高数米到十来米，地势低的周邻同时期遗址中未发现城墙设施。1998年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对这里及周边农田未造成显著影响。日本学者从微地形环境角度分析研究认为，当时这里没有受到洪水影响。城墙、城壕环绕整个聚落，可以起到有效的防御作用。古城功能主要不是防水而是防御，“是防御外部敌对社会集团的掠夺和侵略，保护本社会集团成员的利益和财富，是为了守土安民”。(73)李禹阶认为中国早期的氏族、部落在生态环境和部族战争等生存压力下，在生产力低下，私有制还未充分发展的时候，就在血缘氏族、部落的基础上产生出早期的阶级和国家。(74)澧阳平原邦国的产生适合于这种情况。 作为一个原生型国家，澧阳平原邦国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的。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使剩余增多，另一方面也使分工和分化了的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复杂化，专门履行公共职能、维护共同利益的阶层的出现，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必需。战争是其产生的催化剂。澧阳平原邦国具有早期国家特征，是“早熟的文明”。 从考古资料看，中国迄今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城址年代、规模、持续时间不一，其中不乏早期国家时期第一阶段的邦国之都。这些古城遗址由早到晚形状由圆到方，规模由小到大，并呈由西向东的发展方向。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17座新石器时代古城遗址见表： 资料来源：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澧县城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澧县鸡叫城古城址试掘简报》，《文物》2002年第5期；荆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公安、石首三座古城勘查报告》，《古代文明》第4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397—411页；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市阴湘城遗址东城墙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5期；荆门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荆门市后港城河城址调查报告》，《江汉考古》2008年第2期；张绪球：《屈家岭文化古城的发现和初步研究》，《考古》1994年第7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天门市龙嘴遗址2005年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8年第4期；北京大学考古系等：《石家河遗址群调查报告》，童恩正主编：《南方民族考古》第5辑，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第213—294页；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天门笑城城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7年第4期；李桃元、夏丰：《湖北应城陶家湖古城调查》，《文物》2001年第4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应城门板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国家文物局主编：《1999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刘辉：《江汉平原东北发现两座新石器时代城址》，《江汉考古》2009年第1期；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2006年度南方地区考古新发现》，《南方文物》2007年第4期；孝感地区博物馆、大悟县博物馆：《大悟县土城古遗址探掘简报》，《江汉考古》1986年第2期。 目前已知地处长江中游江汉平原的荆州市阴湘城、荆门市马家垸、天门市龙嘴城、公安县鸡鸣城城址、石首市走马岭等和澧县城头山屈家岭城址时代大致相当或接近。龙嘴古城则为目前所见江汉地区最早的古城，其形状、规模类似城头山古城；其可能受到城头山古城的影响且因战争而修筑。这些城址基本处在江河或湖滨地区台地上，有城壕、城墙，形状以圆形为主，面积8万—24万平方米，距离30—50公里。从其周边遗址文化因素分析，应是有一定疆域的邦国之都。城头山邦国的产生对其周围地区进入邦国阶段无疑有重要影响。 长江下游的太湖地区在崧泽文化时期、巢湖地区在凌家滩文化时期也可能产生邦国。苏秉琦曾指出：“仰韶文化后期同它南方邻境江汉之间的屈家岭文化的关系，也表现为自南而北的影响要多于自北而南的影响……在此期间内，我国民族文化关系上发生的一个大变化……以东南方原始文化集中影响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为主。”(75)张绪球也指出：“从仰韶文化晚期以后，黄河流域文化的统一性不断削弱。相反，长江流域从大溪文化第四期(即油子岭文化)起，文化覆盖面和影响范围却在不断向周围特别是向北方扩大……至屈家岭文化时，长江中游的文化势力达到了鼎盛时期。……由此可见，屈家岭文化率先建立第一批古城，是有其必然的历史原因的。”(76)据杨育彬、袁广阔统计，20世纪河南省境内即发现近20处屈家岭—石家河早期文化遗存，(77)也说明这两阶段文化北上的趋势。黄河流域的古城相当于屈家岭文化早期阶段者目前只发现一处，即郑州西山古城遗址。其近圆形，面积3.1万平方米。李鑫认为其兴起与塞维斯的酋邦兴起模式极为接近。(78)说明黄河流域酋邦、邦国和古城的起源比长江流域相对而晚。西山古城的修筑是否也受到长江中游地区古城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才能得出结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