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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国：早期国家的进一步发展 “方国”概念，则有“部落方国”和“方国文明”之说。石兴邦较早提出“部落方国”概念，并将其作为指称龙山时代社会发展状态的一个术语，指出龙山文化时期的特点是部落方国林立，形成许多准国家前的氏族部落方国。(79)佟柱臣提出的“方国文明”概念是相对于夏商“王国文明”而言的。(80)后来有学者认为“方国文明”是夏以前龙山时代的社会形态，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81)而苏秉琦运用的“方国”概念，则主要是指夏商周时期这一社会历史发展阶段。(82) 张忠培认为古代文明发展的第二阶段是“国联”组织时期，第三、四阶段是王朝时期，第五阶段是帝国时期。(83)王震中提出鉴于尧、舜、禹各自的政治实体都是邦国，应当称为“邦国联盟”或“族邦联盟”。尧、舜、禹首先是本邦的邦君，又都曾担任过邦国联盟的“盟主”。夏商周三代王朝之王的“天下共主”地位，就是由尧舜禹时期邦国“盟主”或“霸主”转化而来的。(84) 笔者认为，张先生所说的“国联”组织及王先生所谓的“邦国联盟”即为方国。作为邦国联盟的方国，时间大致为前2500—前2000年，是一个大邦国与其他众邦国的统一体，是早期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属于典型的早期国家。方国孕育于邦国阶段晚期，与邦国的本质不同在于，方国是邦国的联盟体，即由一个较大的核心邦国(宗主国)联合周边的邦国或武力征服使一些邦国处于从属或半从属地位。方国联盟中的邦国大部分是相对独立的国体，作为方国之都的城市面积达数十万乃至一百多万平方米以上。方国之都的周边地区是其核心统治地区。方国比邦国疆域更大，已是一个地区性的区域国家。有必要强调的是，笔者提出的方国概念不同于苏先生视夏、商、周为方国的概念，也不同于时贤以邦国代替方国并概指中国早期国家阶段的观点，否则我们就无法诠释石家河古国、良渚古国、陶寺古国这类“超级大国”的属性。 “方”在甲骨卜辞中有“多方”之称，金文沿用则有“井方”、“蛮方”之称。在传世文献中，《周易》有“高宗伐鬼方”的记载。《诗经?大雅?大明》：“厥德不回以受方国”，其所谓“方”即“方国”。而《尚书?汤诰》：“王归自克夏至于亳诞告万方。”这里的“万方”如“万邦”，应是概指。商在尚未取代夏之前，是方国，灭夏以后就成为王国；同样，周灭商之前是方国，灭商后成为王国。“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分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实力较强的方国。 由于各地发展不平衡，进入邦国阶段以后，还有酋邦、部落共存；进入方国阶段后，仍存在一些独立的邦国及一些酋邦和部落。进入王国阶段后，还存在一些邦国、方国乃至酋邦、部落。直到西周，文献称那时的小邦有成千上万之多，如《尚书?洛诰》：“曰其自时中乂，万邦咸休。”这些邦的性质仍基本与夏代以前的邦相似。进入王国阶段后，尽管除作为方国联盟的王国之外，也还存在着一些相对独立的方国、邦国乃至酋邦和部落，但当时已属于王权统治下的“家天下”时期。 澧阳平原邦国，到屈家岭文化中、晚期势力向东进一步发展，邦都也迁到鸡叫城古城。鸡叫城已是近方形的城址，面积比城头山古城大，结构更为合理。邦国进一步整合、演进，兼并周边地区，疆域更广，邦都更大。到屈家岭文化晚期阶段，长江中游地区已形成以石家河古城为邦都的汉水以东、澴水以西地区，以城河古城为邦都的汉水以西、长江以东地区，以鸡叫城为中心的长江以西的澧阳平原和邻近地区，以澴水以东叶家庙古城为中心的地区这样四个隔河而治的主要邦国。石家河邦国实力最强，处于领先地位，屈家岭文化晚期已开始向方国迈进，到石家河文化早期，长江中游地区其他三个主要邦国被石家河邦国进一步整合，诞生了三苗方国。 石家河古城存在年代约为前2600—前2000年。由谭家岭、邓家湾、三房湾等数十处遗址构成。城内有着巨大的宫殿或宗庙等特殊用途的大型建筑遗址。其城内居民据估算为22500—50000人。(85)城内外都存在早于城址的聚落遗址，反映了它从中心聚落发展为聚落群权力的演化历程，说明古城是在聚落群的基础上兴建起来的。除原来邦国的四级聚落外，进而形成以石家河古城为顶端的金字塔形五级聚落等级。石家河古城进一步确定中心地位，是典型的方国之都。大型宫殿区、宗教活动区和大量宗教礼仪区和宗教礼仪陶器的生产等，也说明已是一个方国之都而不是一个蕞尔小国的邦国之都。 1927年，蒙文通考察中国上古民族及文化，得出“古民族显有三系之分”的结论。他还以地域分布称此三系为“江汉民族”、“河洛民族”、“海岱民族”，又以传说的“炎帝”、“黄帝”、“泰帝”(太昊伏羲氏)之名分称三系为“炎族”、“黄族”、“泰族”，认为三族渊源不同，泰族祖居东方滨海地区(主要是渤海湾沿岸)，黄族出于西北，炎族则在南方。(86)徐旭生则从古代文献和考古发掘两方面入手，并结合相关民间传说，力图考证有文字记载历史之前的中国社会状况，包括当时的部落分布、彼此之间的关系、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系统论证古代部族的三大集团——华夏集团、苗蛮集团、东夷集团，认为苗蛮集团的中心在今日的湖北、湖南两省。(87) 已有学者论证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为苗蛮文化。(88)根据考古发掘可知，石家河方国范围包括湖北、豫西南、湘北、湘中等地区，相当于三苗地区。《尚书?吕刑》中有对三苗滥施刑法的记载，尽管它可能是中原方国为征伐三苗的一个师出有名的借口，也间接说明三苗已有刑法。徐旭生引《说文》“灵，巫也”的说法，将“苗民弗用灵”释为三苗不肯遵守华夏族的宗教(巫教)习俗。(89)说明中原方国力图使三苗方国遵守中原的宗教习俗，在意识形态方面也令其和中原方国保持一致，使其处于从属地位。此时应已到方国的晚期阶段——准王国阶段。 长江下游的江浙地区古代气候温暖适宜农业生产，水网纵横便于交通运输，分布着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以太湖为中心的杭嘉湖平原是这一地区的文化中心。莫角山古城面积达290万平方米；其周边方圆约50平方公里范围内已发现100余处同时期的聚落遗址和墓地，其中包括多座大型祭坛和贵族墓地，该古城是这一地区的统治中心，周围的聚落、祭坛、墓地等遗址组合成众星拱月的局面。(90) 地处四川盆地的新津宝墩文化古城和海岱地区滨海的日照尧王城，则可能是龙山文化时期所在地区的方国之都。(91)而分布于内蒙古东部和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晚期遗址中，发现了代表红山文化最高层次中心聚落的大型祭祀建筑群、积石冢及以玉雕龙为主的随葬玉器。(92)此时的红山文化也可能进入方国阶段。 龙山文化晚期，石家河方国、良渚方国衰落，原因除战争说，方家提出神权与王权说、气候或洪水说、粮食作物单一说等。(93)笔者认为战争是其直接原因。为了满足土地资源、劳动力和财富等需求，中原地区一些实力较强的邦国先是“逐鹿中原”成为中原方国首领，再“征服天下”，成为“天下共主”。 先秦文献中，有不少关于尧、舜、禹征伐三苗的记载。(94)在中原华夏集团强大的军事“南征”之下，三苗文化迅速衰落，考古发掘材料基本可以印证文献所载。新石器时代北方、南方地区在历史上有过文化的交流互动，更有腥风血雨的战争。如蒙文通论及炎帝族为南方江汉间部族，炎族曾北上与黄帝族大战，战败后“熊湘江汉之南犹为炎族割据”。(95)禹征三苗为尧、舜以来“华夏”与“苗蛮”两大集团之间战争的继续。(96)三苗也曾北上中原争雄，但因深层次的社会、自然原因，而最终被灭国。三苗方国、良渚方国最终未能跨入王国文明的门槛，但其文明的成就汇入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之中。 《史记?五帝本纪》应有其符合历史客观事实的成分，尽管关于五帝时代的时间时贤有不同说法，新石器时代末期即为五帝时代晚期这点可能没有异议。此阶段即为方国阶段，在此阶段后期开始向王国过渡，进入准王国阶段。 地处黄河流域中游的陶寺古城早期城址距今约4300年，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约560米，面积约56万平方米，已是一座功能比较完备的方国之都。城南为公共墓地，已发掘1000多座墓葬中，只有十分之一的墓有随葬品。其中9座大型墓，不仅墓穴大，还随葬有象征权力的钺和斧之类的玉石兵器、1.5米高的陶鼓、1米左右的鼍鼓和大石磬，而且都随葬有直径达50—60厘米左右的彩绘龙纹陶盘。(97)这些随葬品显然是墓主人作为方国之君权势和地位的象征。《尚书?尧典》记载帝尧以德治协和天下万邦，可佐证至迟在帝尧时期产生邦国联盟性质的方国。 陶寺中期城址距今约4100年，面积达280万平方米。其中有一座大型建筑基址面积达1万平方米。从陶寺遗址中期大城相对独立的宫殿区分析判断，双城制已具雏形。在陶寺文化中期的大型建筑基址的夯土中，出土一件青铜容器口沿的残片。在高等级建筑以南发现每个直径达10米多的类似“府库”的储藏用的窖穴群。还有被城墙围合、由大墓与祭祀遗迹组成的类似后世的“王陵寝庙”区。有一座大墓长5米、宽3.6米，随葬6件装有漆木柄的跟礼仪有关的玉石钺，说明墓主人地位的显赫，极有可能为准王国之君。在墓穴的附近，有总面积1000平方米的集观象授时与祭祀功能于一体的礼仪建筑遗址——观象台，考古学者通过近一年的模拟实验，已准确观察到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其所体现的天文历法内涵与《尚书?尧典》所载“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大体一致。而陶寺中期大城的王墓ⅡM22墓室东南角竖立一根漆杆，通过研究和实验证明为测日影立中的圭尺，也说明政权的更迭以授收圭尺“中”为象征。(98)有学者认为陶寺遗址出土朱书陶扁壶上的文字为“文尧”二字，并认为其为“尧都平阳”。(99)尽管对于这两个文字还有不同看法，但考古学界基本认为其为尧舜时期的都邑。显然，陶寺中期古城已是过渡形态的早期国家—准王国时期的都城，为早期国家的晚期即向成熟国家过渡期的国都。说明以此为都的尧舜之国为早期国家的晚期阶段，距成熟国家已经不远。“官天下”、“家天下”，禅让、世袭，是过渡王国区别于典型王国的标志。 王国是方国的进一步发展，到夏代进入方国联盟的王国阶段。最初的王国夏王朝相当于方国联盟，也就是一个实力强大的方国联盟几个方国或使一些方国处于从属或半从属地位。有关禹画九州、禹迹，史籍及金文中记载颇多。(100)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土一些先秦文献也有相关记载，如上博简战国楚竹书《容成氏》曰：“禹亲执枌耜，以陂明都之泽，决九河之阻，于是乎夹州、徐州始可处。禹通淮与沂，东注之海，于是乎竞州、莒州始可处也。禹乃通蒌与汤，东注之海，于是乎蓏州始可处也。禹乃通三江五湖，东注之海，于是乎荆州、扬州始可处也。禹乃通伊、洛、并瀍、涧，东注之河，于是乎豫州始可处也。禹乃通泾与渭，北注之河，于是乎虚州始可处也。”(101)佐证了《禹贡》九州有关记载。邵望平运用文化区系理论对《禹贡》九州进行探索，认为自龙山文化时期以来形成的文化区系是九州划分的自然依据，九州是龙山时代中华核心区域的地理文化大框架。(102)笔者认为《禹贡》九州大致相当于黄河、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所形成的人文地理区系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九个方国，是夏王朝九个联盟国。 总之，从部落到酋邦，再从酋邦到初始的早期国家——邦国，再到典型的早期国家——方国，而后到过渡形态的早期国家——方国晚期的准王国阶段，之后步入成熟国家的王国阶段，这是早期国家的中国模式。所谓“多元一体”，“多元”应为邦国文明的多元，“一体”则为王国文明的一体。黄河中游地区邦国文明起源于仰韶文化晚期，在龙山文化时期出现邦国，并逐步发展到方国。尽管中原地区邦国起源、形成晚于长江中游地区，但后来居上，经历了酋邦形态—邦国形态—方国形态—王国形态—帝国形态这样典型、完整的国家形态演进阶段。中原地区汇聚四方，逐步成为中国文明的中心。公元前21世纪禹建立夏，标志着王国的产生。到秦代则发展为帝国文明。西方人类学理论与中国早期国家问题研究，可以相互借鉴，互为补充。早期国家研究是一个牵涉多学科的系统工程。我们应当进一步坚持并科学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同时借鉴吸收国内外近现代人类学等方面的积极成果，严谨对待文献资料，科学审视考古材料，综合研究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形成与发展，以得出更加贴近实际的结论。 附识：承蒙三位匿名外审专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谨致谢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