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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07—1911：帝国宪政会在国内的沉寂 清廷实行预备立宪之后，党禁有所放松，但是康梁及其帝国宪政会却不是清廷放宽党禁的受益者，因为他们是“后党”的眼中钉。(24)康梁无法直接、有效地领导国内宪政运动。梁启超等原本计划在国内成立“宪政会”，后来也只能于1907年10月在东京成立政闻社——以一种相对隐蔽、安全的方式推动国内宪政运动。政闻社成立之后派出一批社员前往国内推动清政府速开国会。帝国宪政会则在国内政局陷入了沉寂。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一日(1908年7月28日)，康有为在纽约《中国维新报》发表《中华帝国宪政会联合海外二百埠侨民公上请愿书》，提出十二条宪政建议，欲推动国内宪政运动的发展。(25)这是1912年前帝国宪政会惟一一次在国内政局产生较大影响的举动。(26)徐勤等人主政的新加坡《南洋总汇新报》于1908年8、9月也连载了此请愿书。(27)1908年8月，政闻社及附属的《江汉日报》(28)(创办于汉口)被清廷查封，政闻社本部在上海仅运作了6个月。丁文江认为“政闻社被查禁的近因方面，除陈景仁案以外，五六月间南海先生所主持的海外亚、美、菲、欧、澳二百埠中华宪政会华侨公上请愿书的运动，大概也是一个原因”(29)，《申报》也有类似的报道：“近日《江汉日报》复因登海外华侨请愿书为鄂督所封。”(30)此请愿书只是清廷查封政闻社与《江汉日报》的直接导火索，根本原因在于政闻社同中华帝国宪政会的密切关系早已被清廷所知，“某中堂谓中华帝国宪政会远在海外，难于解散，惟沿海各省分设政闻社与梁启超有关系，不如先查政闻社为下手之地”(31)。帝国宪政会在国内政局中惟一一次具有较大影响的政治活动就这样被扼杀了。 帝国宪政会的沉寂还表现在康有为、梁启超和徐勤等帝国宪政会核心人物所留文献中也很少见到“帝国宪政会”或“中华帝国宪政会”等名称，即使是《申报》也只收录了七条有关帝国宪政会的新闻，且多因政闻社被查封而报道(截止到1911年，此后未见报道)。这便给后人了解这段历史带来了困难。丁文江等为梁启超编纂年谱时便有两处记载的讹误：一是，“十一月初旬，国会请愿同志会以此后已入于实际立宪时期，决定解散同志会，组织帝国宪政会，为将来政党之预备(参考《申报》)，是为后宪友会的先声”(32)。二是，“十二月十七日南海与先生书，帝国统一党即指由同志会改组之帝国宪政会”(33)。先说丁氏的记载给学者们造成了一些误解，然后作一并分析。如张玉法先生依据丁氏《梁谱》分析认为：“宣统二年十月三日的上谕颁布后，国会请愿被禁止，国会请愿代表团解散，国会请愿同志会避去‘国会请愿’之名，改称‘同志会’，其活动大大减少，部分会员则另组‘帝国宪政会’，以为政党之预备”(34)。丁氏和张氏的用词分别为“组织”和“部分会员另组”帝国宪政会，他们的表述均有偏离史实之处。《申报》只是说明有成立“帝国宪政会”的计划，“上月二十七日上午……同志会开特别大会……决定将同志会正式解散，一面组织帝国宪政会，标明政纲，联合海内同志以为政党之预备。众均赞成。定二十九日再行开会表决”(35)。王敬芳主张定党名为“帝国宪政会”，孙洪伊提出异议，(36)“大概由于怕遭清廷之忌，孙洪伊(伯兰)等未采用‘帝国宪政会’之名，而改用‘帝国统一党’，在民政部立案，并欲康有为等在海外推行”(37)。1911年1月1日，孙洪伊等人被推举为临时干事，“帝国统一党”党名一出，引起争论，不得不发《帝国统一党党名释义》一文进行解释。1911年5月30日，宪友会发起会召开，会上否定了“帝国统一党”党名，改用宪友会。(38)帝国统一党最终未能成为同志会的新名称，国内另组帝国宪政会的计划也夭折了。(39)张玉法先生认为仅有少数同志会会员另组“帝国宪政会”，所举例是天津的温世霖。(40)张书中并未详加说明，据笔者所查，天津地区由帝国宪政会私立的法政学堂和公民白话社均是温世霖发起的。(41)但这也不能构成温世霖组织帝国宪政会的证据，因为“在国内各地之请愿运动陆续酝酿之时，由‘帝国宪政会’所运动的海外华侨，亦相继有所行动。旅美华侨举伍庄(宪子)为代表，旅日华侨举汤睿(觉顿)为代表，而南洋华侨亦电原请愿代表陆乃翔，请谋于代表团，速上第三次请愿书。”(42)温世霖和包括梁启超、伍庄、徐勤等帝国宪政会会员(实际上他们是以政闻社或同志会等名义进行请愿)个人在国会请愿运动中固然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不能据此理解为是帝国宪政会的行动。丁氏受《申报》误导，张书又拘泥于丁氏的记载，故有上述史事记载的偏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