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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康有为的窜改癖好(64) 通过第三部分的考证可知，1912年帝国宪政会的改组计划最后夭折了。但学界对此次改组过程向有误识。如有学者认为武昌革命爆发后，徐勤、潘鸿鼎等将帝国宪政会改组为国民党(65)，另有学者认为：“武昌起义后，康有为通告各埠会众改帝国宪政会为‘国民党’，后被合并于共和党。”(66)等等。这些观点容易造成对康有为帝国宪政会演变和清末民初政党史研究的认识偏颇。导致学者认识混乱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方面： 第一，康有为本人对帝国宪政会1912年改组事件作伪证。康氏编改其论著的癖好不仅仅局限于1898年前后。有以下事件为证：一是，《致各埠书》(1912年2月19日)的作伪。在组织名称上，《致各埠书》说国民党是“丙午前旧名”，但1906年底改组保皇会前后，“国民党”一词从未被作为组织名称正式使用过。伍宪子后来道明1912年“国民党”的来历：“民元正月，宪政党曾改名为国民党，盖根据光绪卅二年丙午国民宪政党之国民两字而来”。(67)伍宪子作为继梁启超之后的宪政党主要领导人，且参与了帝国宪政会早期的活动，其所述可作为证据之一。章开沅认为1912年《致各埠书》中“国民党”是受日本犬养毅一派政治势力立宪国民党的影响(68)，却未提供进一步论证，这或许亦是一种可能。二是，《与梁启超书》(1912年5月20日)的大肆渲染手段(某种意义上也可称之为作伪)。1912年5月共和建设讨论会等筹建中的国民党最终未能成立。但康有为所说使人误认为此国民党确实组建了。康有为使用渲染手法不止一次。“问者曰：今先生保皇会何所事？康南海答之曰：吾会六年前名保皇，丙午年九月改名为帝国宪政会，专以鼓励宪政为事，君岂不知耶？何尚问保皇会？”(69)这段对话是署名为“星侠”发表《记南海先生与某君之谈话》文章的一部分，刊登在1910年5月28日《南洋总汇新报》。文中所述丙午年九月(1906年10、11月)同1906年12月、1907年3月等存在明显的不符，事件发生前后相距只有三年余，此处康有为的作伪究竟属于故意为之还是无意识的记忆错误，他人则无法得知。三是，1912年10月，康有为致友人信中写到“宗荣欲入国民党，吾可介绍。吾尚不欲入内地，令任(指梁启超)先行，而共和、国民两党皆公推任为党魁也”(70)。然而此时实际活跃于民国政坛的“国民党”只有宋教仁等组建的国民党。康有为同国民党关系有如此亲近吗？竟可以推荐宗荣加入国民党？另外，国民党欲推荐梁启超担任党魁也是5个月前之事。1912年5月，共和建设讨论会等政党欲组建国民党时，共和建设讨论会和国民协会意欲推梁启超为领袖，统一共和党与国民公党则不同意，国民党亦因此而未能组建，梁启超但任党魁之事也无从说起。四是，1913年2月3日，康有为替徐勤归国撰写的序文中又出现了国民党，“美、墨、非、澳、亚环海之国民党二百埠，定名于丙午，因以丙午国民党名，皆君勉总护之”(71)，序文中“1906年国民党二百埠”显系作伪。五是，前引康有为请愿书(1908年7月28日)在其归国后刊登于1913年《不忍》杂志上(72)，《不忍》版请愿书称“商民等所请愿者，凡十一事”，而实际所述只有九条(73)，而高伟浓所见《中国维新报》版请愿书共有十二条内容(74)，标题中组织名称也由“中华帝国宪政会”改为“中华宪政会”，可见《不忍》版请愿书有改动现象。据笔者陋见，学界考辨康有为留存史料的真伪主要集中于戊戌维新前后，其他时段的关注则相对较少。这些被康有为主观编造后的史料是造成前述保皇会、帝国宪政会改组前后史事出现误识的最主要原因。 第二，如前所述，1912年民国政坛的“国民党现象”给后人理解这段复杂历史增加了一个障碍。康有为《致各埠书》中“各埠”指的是包括美洲、澳洲、日本、新加坡、香港、澳门等地区(帝国宪政会分会)。康有为、徐勤的改组计划面向的帝国宪政会组织也只存在于海外。国内潘鸿鼎等人筹建国民党主要活动于上海，其筹建过程中并未见徐勤列名或参与其中，当时党禁已开(75)，若是徐勤以个人或帝国宪政会的身份参与潘鸿鼎的行动，《国民党宣言》、《民立报》或是徐勤的信函等文献应该留有此事的记录。1912年5月，“国民党同志会”已经合并于共和党，这就否定了徐勤、潘鸿鼎改组国民党一说。在《康有为全集》、《梁启超全集》等文献中也未发现潘鸿鼎等发起人在“国民党同志会”成立前后与康梁等人的往来信函。徐、潘二人仅在名称上都使用了“国民党”而已，并无直接的组织关系。 第三，帝国宪政会的组织活动基地在海外，关于其组织活动的原始档案文献等也主要存于海外，《中国维新报》、帝国宪政会章程和宣传手册等关于该组织的第一手资料在国内难以得见。这主要是由于清廷针对康梁的党禁政策造成的。当时国内对于帝国宪政会的了解主要来源于康梁等个人、《申报》等主要报刊和清廷驻外官员的转述。例如《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一文写成于1912年，是日本著名的情报专家宗方小太郎根据当时的实地调查撰写的一篇民国初年政党社团的写实性文章，但该文仅提及保皇会及帝国宪政会，对于帝国宪政会改组国民党一事毫不知情，因为他在后文谈论国民党时只叙述了潘鸿鼎等人筹建国民党与共和建设讨论会的商讨组建的国民党。(76)后来丁文江认为1912年6月中华帝国宪政会改名为国民党，丁氏所据仅为徐勤《致各埠列位同志义兄书》。(77)可见民国时人们已经对帝国宪政会改组情况认识不清。 康有为的窜改、1912年的“国民党现象”、帝国宪政会孤悬海外造成的原始档案文献的难见和民国人的模糊认识，这些因素综合使得后来学者在1912年帝国宪政会改组历史的研究中存在以讹传讹的情况。另外，以往研究并未认清帝国宪政会的组织与康有为、梁启超、徐勤等个人之间的区别，存在将组织和个人等同处理的倾向。这些主要领导人可以代表帝国宪政会这一组织实施某些政治行为，但他们并不完全等同于帝国宪政会组织本身。 如前所述，1912年康有为信函中有关“国民党”的记载确实存在作伪的情况，但从中却能探出康有为政治态度的复杂性。1912年，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同年1月10日，五色旗被中华民国定为国旗。恰在此时，康有为在《致各埠书》中提出组建“国民党”、提议用五色旗作为党旗。中华民国的国民地位有了新变化，同年8月，宋教仁组建国民党。此前北洋海军和部分地区革命军亦曾用过五色旗。前引述1913年康有为在《不忍》刊登请愿书标题中组织名称由“中华帝国宪政会”改为“中华宪政会”。此时的康有为等人政治目标是主张宪政还是依旧坚持保皇？康有为1912年改组计划是表示对新政权的接受还是另有内涵？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康有为等面临的新政权——中华民国的冲击是康氏伪造1912年帝国宪政会的历史记录的原因之一，帝国宪政会面临的由政治困局而产生的认同困境也是应当考量的因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