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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与民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http://www.newdu.com 2017-09-05 《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 胡逢祥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唯物史观既是一种认识历史的武器,也是改造现实社会的革命理论。它自20世纪初入传中国后,以其自身具有的科学性和顽强生命力,在民国史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自然,由于人们对这一理论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存在差异,使之在实践领域往往会形成不同的层次和流派,从而增加了这一社会文化表象的复杂性。因此,全面认识马克思主义对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影响,至少应从两个层面加以把握:一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的成长及其活动;二是唯物史观在各史学实践领域的表现。前者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核心和主体力量,后者则标示着该史学思潮在学术界的实际影响力。两者的联系和区别,都应受到关注。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史学 唯物史观 民国史学
    作者简介:胡逢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唯物史观对中国现代史学的深巨影响,前人论之甚多,但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近年来,有学者针对过去的论述多局限于中共红色史家范围,以致不恰当地缩小了唯物史观在民国学术界影响版图的缺陷,认为只有扩大其在现代史坛实际运作的考察面,才有助于复原这一学术史真貌。一些学者对1920年代胡汉民、戴季陶等传播唯物史观,和其后冯友兰、陶希圣及食货派等运用唯物史观的学术实践作了考察。①这样的思考,确有见地。本文将循此思路,在这方面作进一步的补充和展开,同时亦欲对其间出现的某些模糊观念,有所厘清。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一、民国学术生态中的马克思主义与唯物史观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固然有其基本的原理和体系。但在传入中国之初,却往往因人们接受或理解程度的不同而产生歧义,甚至示人以不同的形象。当其19世纪末进入国人的视线时,首先以其强烈的社会政治革命倾向,激起了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关注。惟最初二十年间,各类报刊对之的介绍多属零星片断,直至“五四”运动前后,才稍趋于系统化,并将唯物史观逐步引入社会学、史学和哲学等学术研究领域。但即使在这时,从事马克思主义著作正面译介和研读的人员构成仍颇复杂,其中既有共产党人,也有早期无政府主义者、国民党高层理论家(如胡汉民、戴季陶),甚至加入中共后不久就自行脱党并在抗战中成为汉奸的陈公博、周佛海等人,或者竟可以说,其学术队伍的阵营是不清晰的。这个事实,一方面显示了马克思主义自身对社会各界的理论感召力,同时也表明当时国内思想界不少人士对其性质尚处于辨识的过程中。至于一般社会对之的认识,自然更为滞后,以致1926年北京“三一八惨案”后,北洋政府段祺瑞竟将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孟余等五人一并指为“假借共产主义,啸聚群众,率暴徒闯袭国务院”而下令通缉。②
    大革命失败后,随着国共分裂,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界限日渐分明。不过在学术领域,其明确分野似乎要显得更晚些。在此后展开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中,政治立场不同的论战各方都不同程度地在学理上举起过唯物史观,用以证实自己的观点或反驳对方,便说明了这点。当然,也正是经过这场论战,使各方的学术立场及其相互间的区分度变得明晰起来,并形成了旗帜鲜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与其它学术派别相比,该阵营的基本特征在于:从人员结构看,这是一支以共产党人为核心、以改造社会为目标的革命史学队伍;在学术取向上,不仅始终坚持以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还十分注重学理观与世界观的统一、学术实践与社会实践的统一,公开倡导学术研究应关怀现实,使之发挥服务现实和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在论战中,他们一再强调:“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③其根本指向,“是为解放民族之一现实的任务上的问题”。④翦伯赞在对此进行理论总结时还表示:“我们要使主观的斗争配合着客观的形势——即历史的必然——的发展,尤其要以中国历史发展的原理指导这一现实的民族解放斗争,然后才能使这一斗争更顺利地获得最后的胜利。因此,现在来研究中国社会形势发展史的问题,决不是一种经院式的无病呻吟;反之,而是一个最迫切的政治任务。”⑤这一治学理念,实际上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种传统。
    有人主张,既然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特征就是运用唯物史观治史,那么,判别现代史上个人或团体是否属该阵营的基本依据,就看其是否在学术研究中运用了此史观。盖狭义唯物史观(指马克思主义有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的学理乃广义唯物史观(包括了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基本学说)之基础与核心,后者涉及的社会发展理论、阶级观点和无产阶级革命等学说只是作为前者的推论和应用结果而存在的。故在评判唯物史观史学时,不妨将“学术上”的马克思主义与政治的或“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作适度的分离和切割,从比较单纯的学理角度加以考察。这样做的出发点也许不错,可惜只是一厢情愿。须知马克思主义原本就是一种党性或阶级性很强,亦即具有明确政治指向(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学说,在社会革命年代尤其是如此,离开了这一点,也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了。马克思本人为此就特别表明过:“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⑥恩格斯也特别强调了唯物史观在“实践”上的意义,称其“不仅对于理论,而且对于实践都是最革命的结论”,只要“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伟大的、一切时代中最伟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的面前”。⑦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个体系,我们固然可以作一些理论上的逻辑结构或层次分析,却不宜将其理论的各主要组成部分人为地切割开来,这样做的结果,既有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本意,也不符合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实际,至少也是将这一过程作了过于简单化的处理。
    实际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或史家,通常是指较完整意义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即不仅将其作为学术事业的指导思想,还以此指导人生实践,并立志将社会改造和革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其终生奋斗目标的一批史家。这也是不少人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史家时,往往十分强调其具有“学术家和革命行动家兼而为之”的时代特征之原因。
    诚然,此期也有一些学者在史学实践中接受并运用了唯物史观的学理,并取得了相当成就,其中有的后来还进一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但也有不少人始终只愿将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理论或手段看待(如社会史论战中的部分学者),或仅是其参用的多种观念和方法中的一部分罢了。这些学者,也许会在唯物史观学理的认识上达到一定的层次,但不可否认,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认识和接受程度,显然与前者不同。应当看到,唯物史观固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之一,但不是全部。由于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学理上并不赞同其中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等学说,更无意于将此类理论付诸当下的实践,有的还对此持坚决的反对态度,因而才在学术和社会实践中对此采取了回避或反对的姿态。显见,其与通常所说马克思主义史学间的分歧,恐非“学术”和“实践”间的差异所能解释。也就是说,这些人对于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部分观点,虽然接受了,并且愿意施诸学术研究,但对其整个思想体系却并不认可。故尽管他们运用唯物史观的学术活动可纳入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实际影响范围进行考察,却仍不宜将其与通常所指的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视为一体。
    如果细细考察,还可发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共产”或共产党这些概念在民国的学术生态中,其境遇不尽相同。对于“共产革命”或共产党,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都视之为洪水猛兽,必欲扑灭之而后快。而比较单纯的“学术”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处境似乎要好一些。且不说社会史论战中许多学者公开打出唯物史观的旗号相互争鸣,1930年代的大学里,一些教师仍可公开讲授马克思的学说。据侯外庐回忆,当时“在张学良统治下的北平,一段时间内,不论组织集会,还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只要限于学校范围内,多少还有那么一点自由。即使有时把人抓去,也会较快地释放”。乃至1932年暑假后蒋介石派其侄儿蒋孝先率宪兵三团到北平,试图对中共组织实施严厉镇压而逮捕侯外庐后,民国大学校长雷殷致电法学院院长白鹏飞,请其帮助救侯的理由依然是:“侯玉枢君,前在哈法大任教,对马克思学说颇有研究,但尚未运动宣传情事,闻因讲演受嫌被捕,请公加意营救。”而这一时期山西军阀阎锡山为标榜自己统治地区的“开明”和“民主”,也曾允许一些进步人士在当地有条件地讲授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1933年秋,侯外庐从北平出狱到山西,还由阎的绥靖公署付给薪水而专事《资本论》的翻译。⑧可见其时的国统区,唯物史观和马克思的学说在军阀纷争形成的地区政治不平衡中,仍保持着一定的生存和传播空间。抗战中,在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下,国民党当局虽未放弃“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根本方针,但在某些公开场合,特别是高校和学术领域,更不得不做出一点“松动”的姿态。如1939年国民党当局杀害新四军干部,制造“平江惨案”后,淑浦县国民党部书记长找到正在民国大学任教的翦伯赞,试图以此威胁其勿再宣传马克思主义。翦伯赞却理直气壮地说:“这里是大学,是讲学的地方,和你们县党部不一样。你们那里只准讲‘三民主义’,这里各种学说都允许讲。”又说:“我讲马克思主义已经很久了,并不是什么秘密。我在南京住了多年,一贯是讲马克思主义的。我在长沙、沅陵都讲马克思主义,难道到了你们贵溆浦,就不允许我讲马克思主义了吗?你们不要以为谁讲了马克思主义,就有多大的问题,就大逆不道!你们要明白,这是学术!”“上海、北平的大学教授,讲马克思主义的多得很,难道都是共产党?都要抓起来?”说得对方语塞而退。⑨这些情况,正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侧面认识那个时代“学术”和“实践”(政治)的马克思主义间存在的差异。
    综上可见,全面认识马克思主义对民国时期史学发展的影响,至少应从两个层面加以把握:一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的成长及其活动;二是唯物史观在各史学实践领域的表现。前者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核心和主体力量,后者则标示着该史学思潮在学术界的实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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