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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左翼民主人士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 当然，提出从两个不同的层面考察马克思主义对民国史学的影响，并不意味着将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与中共史学家的活动直接打等号。这是因为，在整个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过程中，除了中共红色史家外，事实上也活跃着一批党外左翼人士和学者，这些人大多受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熏陶，不仅学术上始终奉唯物史观为主导，其整个世界观和改造社会的目标及实践也与共产党人基本一致，只是由于他们的非中共或民主人士身份，在这方面的建树往往易遭人忽视，因而很有必要在这里特别提出来彰显一下。 这些人中，较有代表性的可举出李平心、宋云彬、张健甫、曹伯韩、陈竺同、汪士楷等一长串名字。其中李平心因“文革”初期奋力抗争致死的惨烈状况，其学术贡献自新时期以来时有人论及，故不赘述。其余诸人在这方面的贡献则很少有人提及，以致长期默默无闻。为引起大家的注意，以下就所见资料，对这些史家及其学术活动略作梳理。 宋云彬（1897-1979），字佩韦，浙江海宁人。1921年起，先后在杭州多家报馆任编辑。1924年加入中共，1926年秋至黄埔军校任政治部编纂股长。抗战爆发后，应邀赴武汉参加郭沫若主持的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工作。1938年12月到桂林，参与创办文化供应社，先后任编辑、出版部主任和总编辑，并在桂林师范学院讲授中国近代史。在桂林期间，除为报刊写作时评外，颇留意搜读中国近代史资料，⑩接连发表了《怎样研究中国近代史》（《青年生活》1940年1卷1期）、《四十年来宪政运动的回顾》（《国民公论》1940年3卷6号）、《章太炎的学术思想及其影响》（《文化杂志》1941年创刊号）、《辛亥革命前的中国文化运动》（同前1941年1卷3号）、《五四时代的反儒家运动》（同前1942年2卷2号）等文。后经数年努力，于1948年写成《中国近百年史》（1948年香港新知版）一部。 张健甫（1898-1955），原名幄筹，另名怀万、云汉，化名江汉波，湖南平江人。1925年加入中共。1929年10月，以江西中共省委巡视员身份赴赣西农村根据地。次年，因在攻打吉安和土地政策上与赣西特委负责人发生意见分歧，这本是党内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但在当时却被上纲为“取消主义”和“富农路线”，遭到严酷打击和开除党籍的处分，(11)从此被迫离党，转入文教界。1935年参加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抗战初，先加入由钱亦石带队的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后辗转至桂林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主讲中国近代史，主编《广西教育》，并参与文化供应社的工作。1940年6月，继杨东莼任干校代教育长，直至该年底干校停办。著有《中日关系简史》（1937年上海黑白丛书社版）、《近六十年来的中日关系》（1938年上海生活书店版）和《中国近百年史教程》（1940年文化供应社版）等。 曹伯韩（1897-1959），原名典琦，湖南长沙人。1921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加入中共。旋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长，主编《战士》周刊。“马日事变”后，到上海中共中央组织局宣传科工作。1930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判刑六年。出狱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在上海参与救国会和左翼文化运动。抗战全面爆发后，辗转于长沙、武冈、桂林、香港、昆明、重庆等地，从事抗日救亡的文化教育工作。在桂林期间，先后任文化供应社专任编辑和桂林师院教师。编著有《中国现代史常识》（1939年石火出版社版）、《中国近百年史十讲》（1942年华华书店版）。(12) 陈竺同（1893-1955），原名经，字啸秋，浙江永嘉（今温州鹿城区）人。1915年毕业于浙江省立第十师范学校，后赴南京支那内学院进修。1925年参与创办瓯海公学。1927年加入中共，大革命失败后脱党，流亡日本，入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专攻墨经与因明的互证及印度婆罗门思想传入中国史。1930年归国，执教于复旦大学和中国公学。1934年，应广西省立师专校长杨东莼邀，赴桂林任教，旋复返沪。抗战初，回家乡温州师范任教。1938年秋，辗转任教于广东省立文理学院、中山大学，后任桂林师院史地系主任，专长于少数民族史和中外交通史研究。著有《日本势力下二十年来之满蒙》（署名陈经，1931年上海华通书局版）、《中国文化史略》等。(13) 汪士楷（1894-1959年），又名泽楷、杜竹君、万武之等，湖南醴陵人。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邓小平入团介绍人。次年转为中共党员，旋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归国。大革命时任中共安源地委书记、豫陕区委书记、湖北省委组织部长、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政治部组织处长等职。1929年底，因追随陈独秀路线，与彭述之等同被开除出党。后在北平中国大学等校任教。抗战时期，到桂林师范主讲西洋史。(14) 这些人，早年都加入过中共，后虽因各种原因脱党，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却始终未改。如汪士楷离开党组织后，仍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先后出版了《哲学之贫困》（1929年）、《马克思恩格斯政治论文集》（1930年）等中译本。(15)1933年前后，与李达、吕振羽、黄松龄等“红色教授”同任教于北平中国大学，讲授《社会主义思想史》和《国际关系》等课程。(16)平时，“他从不隐讳自己的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在（桂林）师院授西洋史课程时，从来就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忠实传授”。(17)讲课时，“总是从社会经济发展变化情况讲到政治、文化教育，进一步从政治、文化教育的兴衰，再讲到它们对经济基础的影响、阐明各个历史时期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教育的相互联系”。(18)其他几位在大革命失败后，也都没有消沉，而是积极参与各种社会进步活动。抗战中，他们先后聚集到桂林，与谭丕模、杨荣国等中共党员的学术活动互相呼应，共同为民族救亡运动奔走呼号，并能注意在实践中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据宋云彬日记，在桂林文化供应社期间，他每周日都要参加社内举办的“读书会”，和曹伯韩、张健甫、千家驹、萧敏颂、傅彬然、张铁生等一起讨论诸如辩证法、封建主义、图腾主义（指氏族社会）、思维与存在关系、形而上学与唯物辩证法等理论问题。(19)而他们的史学活动，同样坚持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 如宋云彬的《东汉之宗教》，在基本史实的叙述上，虽多取梁启超、章太炎、皮锡瑞、王国维、郭沫若和周予同诸家之说参稽而用之，但在宏观理论的分析上，则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作出解释，强调“宗教和教育是有密切关系的，在阶级对立依然存在着的社会，宗教每做了支配阶级的武器，而教育就是使用这一武器的一种方法”。而儒家思想体系实即“封建社会支配阶级的心理，所以历代帝王都利用他以宰制天下”。而“无论何种宗教，他常随着社会每个进展的阶段上而有所变迁。例如原始共产社会的犹太教，一经耶稣的改革，便成为奴隶社会的信仰；再经繁琐哲学家的钩通，便成为封建制度的护符；三经马丁?路德的个人主义的改革，便成为今日资本社会的武器。儒家也是这样”。(20)其对明代王阳明学说的评价，同样反映出这一特点。如指出：“我们如果承认人类社会所以组织的根本条件，是物质的生产与生产的手段时，那么，像王守仁那样以一心创化天地万物，把社会的本身只看作虚灵的心理的东西，不能不说他是世界的倒置，把世界建立在头脑上了。”又说王学之所以兴起，乃在适应了“当时社会之转变的方向，遂取得大众的接受，获得在社会中存立的根据，于是‘朱学时期’便不得不在这时候归于终结。然而王学没有救得明朝的危亡，其末流且流于荡佚礼法，于是王学便又随社会的转变而失去他在社会中存立的根据，便又归于终结”。(21)陈竺同撰写《中国文化史略》，也旨在揭示“社会一切发展，都与人类生产发展保持着一定的关系，文化发展自然不是例外”。在他看来，文化就大的方面讲，包含了社会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但其中物质生产活动“是占着基础的地位”，艺术、习惯、思维“都与政制互相影响，而为生产力所决定，而具有反作用的力量”。(22)全书力求运用唯物史观的原理，结合史书记载和金石学以及田野考古资料，吸取现代社会学与考古学的方法观念，按标志古代生产工具和生产力发展水准的石器、陶器、铜器、铁器等阶段，以及渔猎、畜牧、农业、商业等社会经济的演进次序，去解释两汉以前的中国文化史，虽然内容比较简单，但在当时，却是一种崭新的文化史研究思路。 与当时国内学院派史学的偏重古史研究不同，从关心时局和积极参与社会变革的立场出发，他们最为关注的是贴近现实的当代史研究，希望从中探究百年来中国社会变局的因果得失，以为社会进步所用。如面临日本军国主义咄咄逼人的侵华态势，陈竺同与张健甫抗战前就分别撰写了《日本势力下二十年来之满蒙》与《近六十年来的中日关系》(23)等论著，对其近代以来侵占台湾、向东北等地渗透殖民等种种侵华行为作了揭露，并分析了日本作为后起资本主义国家在帝国主义时代对外侵略扩张的特点，意图唤起国人抗日救亡的意识。 他们还编著了多部中国近代史著。其中较有影响的是张健甫的《中国近百年史教程》和宋云彬的《中国近百年史》。 张著原为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必修课讲义，曾于1939-1940年讲授两年。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边境纠纷与藩属的丧失、中日战争的前因后果、从戊戌变法到八国联军、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从鲁案二十一条到五四运动、中国国民党改组与北伐、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全面抗战、一百年中国历史的回顾与前瞻等十讲，其中有关中日关系的三讲（即第四、七、九诸讲），系在其《近六十年来的中日关系》的基础上写成。是书于史实叙述虽较前人无明显突破，但颇能从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出发，扣住近代中国“由纯封建的农业社会降而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一主线展开。在他看来，鸦片战争后，中国问题已“与世界问题息息相关，国际间的任何事件，都可影响中国的安危，左右中国的政局，明白地说，中国已为国际势力所支配，所以研究近百年中国历史是不能脱离国际范畴的”。(24)并依据这一认识，在第十讲第一节“一百年中国社会的变质及历史的分期”中，结合国际和国内局势的互动，将近百年的中国史按其向半殖民地的转化过程，以及国内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分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甲午到1914年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到1921年华盛顿会议、1921年到“九一八”事变、1931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等五个阶段作了考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各讲所述事件的内在联结度和历史演变的整体脉络感。该书1940年正式出版后，颇受欢迎，两年之中再版六次，后又多次重印。 宋著凡十四章，约40万字，记事起鸦片战争，迄抗战后国共谈判破裂。其书虽稍晚出，然叙事更详，观点更鲜明，特别是正面展示了大量有关中国共产党革命活动的史实。诚如作者所说：“现在坊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大都是在抗战前编写的，没有把轰轰烈烈的抗战史写进去；并且为了避免触犯当道，对于大革命前后的史事的叙述，往往转弯抹角，很少能秉笔直书。这本书总算弥补了这个缺点。”(25)如张健甫的《中国近百年史教程》在论及1924-1927年大革命时，就迫于当时形势，刻意回避了孙中山确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和北伐中国共合作的情况。宋云彬则不仅在书中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领导的早期工人运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过程及其分裂作了较完整叙述，还对中共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特别是在第十三章第五节“抗战八年的解放区”中，对抗战时期中共在敌后发动人民群众抗击日寇的巨大贡献、解放区不断扩大，及其内部的各项政权建设，财政经济和农工商业各项政策的实施，推广文教事业的成就，乃至延安的整风均作了正面报道，并附带提供了大量相关统计数据。其余各章叙事也都较翔实而规范。(26)应当说，这在当时公开出版的中国近代史通论性著作中是十分少见和难能的。 此外，他们编著的史书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注重面向社会大众。如曹伯韩的《中国现代史常识》和《中国近百年史十讲》系针对初中教学和一般读者而写，前者选取鸦片战争至抗战时期发生之大事，分十八课讲述，每课后附有“习题”，作者自称“没有着重在分析，而是着重了事实的叙述”，(27)其实叙事也相当简略；后者叙事稍详，且自谓“内容力求简单，解释则不避烦琐，一定要使得读者对每一史实的意义完全了解透彻”，(28)但为了契合当时一般社会的文化水平，仍然保持了简要通俗的风格。即使是作为地方干部学校教材的张健甫《中国近百年史教程》，亦颇注意于此。其编例颇取法于“纲目体”，每节正文叙事简明，而后附“参考”甚详，内容为补充原始材料，追溯事件原委，并作进一步评析，颇便读者在学习中依据自己的程度循序而进。应当看到，他们这样做，乃是出于对现代文化建设的一种自觉。宋云彬在《中国文学史简编》中便一再提到中国近代文化的大众化和平民化发展趋势，认为：自1920年代中期起，“文学为大众服务”已日渐成为新文学运动的一致目标，至1930年乃有“文学大众化”口号的提出。(29)也正因如此，尽管这些人自身的文史根底相当深厚，但他们作文编史，从不故作摇曳之态，而是从启发更多民众了解历史真相着眼，始终坚持了大众化、平民化的道路。他们的史学活动，虽不若同时重庆地区郭、吕、翦、侯等那样声势夺人，却与之桴鼓相应，共同推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