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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科学理性的传统依然值得大力弘扬 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所以能冲破种种政治压制和阻碍，由弱转强，不断壮大，从根本上说，乃是唯物史观自具的科学性和理论感召力所致。唯其如此，才能吸引和激励越来越多的人甘愿前赴后继，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去接受并加以传播。当然，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家刻苦钻研，坚持科学理性的精神，在与各种不同观点和学派的思想交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曾遭遇过不少反对或质疑之声，但应看到，这当中既有来自敌对阵营的政治性攻击和曲解，也有正常的学术争议和批评，而审慎对待后者，从中吸取教益，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得以良性发展的前提。如社会史论战，虽然开创了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的广阔途径，学术上仍暴露出一些明显的弱点。以致当时就遭到朱谦之、周予同等人的批评，认为其不免“理论多而事实少”，往往“拿着马克思的公式来解决中国社会上之复什问题”，(49)“致结果流于比附武断”。(50)对此，马克思主义史家并未拒之不理，而是同样作出了理性的回应。何干之就承认其中确包含着“许多幼稚、空疏、不够的地方”。(51)侯外庐认为：“这场论战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没有很好消化，融会贯通，往往是以公式对公式，以教条对教条。”(52)李平心也指出：“近十年中国历史学界渐渐腾涨了清算旧史观的科学新潮，一般新历史学者企图用科学方法重新整理中国近代史；但无可讳言的，一种公式主义的积习严重妨碍了中国新史学的发展。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有些人离开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民众实践，机械地背诵新史观的公式，按照西洋社会史的模型来解说中国近代史；他们不能也不愿理解历史的一般规律在特殊状态中的具体展现，结果，为中国人民创造出来的生动历史场面，为中国近代民族生活所显示出来的无数历史特点，是给那种干枯无味的教条主义所荫蔽了。”(53)因此，他们急切地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进现状，把其推向更高的建设层次。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向全党发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号召，由此在思想界引发了“学术中国化”的讨论后，这一问题更引起了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普遍重视。在讨论中，嵇文甫认为：“世界上任何好东西，总须经过我们的咀嚼消化，融合到我们的血肉机体中，然后对于我们方为有用。”而“所谓‘中国化’，就是要把现代世界性的文化和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有机地联系起来。所以离开民族传统，就无从讲‘中国化’。”(54)有的还提出，应从传统的经史子集等“有学术价值的文献中，去研究出我民族对于宇宙观、人生观、哲学、科学思想、史学、政治原理、教育原理等等范畴，其研究是怎样发展下来的，其中有些什么好的东西必须由我们接受下来”。(55)正是这种精神，促使马克思主义史家在抗战的播迁中，克服重重困难，展开了多方面的学术探索，在中国通史、学术思想史和近代史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从而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和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上述科学理性及与其他学派开展平等学术对话的精神，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已成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今天，依然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真正的科学研究，只有在与不同学派、不同观点的相摩相荡和学术交锋中，才能更好地展示各自的长处，互相取长补短，不断完善和发展自我。 注释： ①相关论述，可参见陈峰的《〈食货〉新探》（《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3期）、李田贵和赵学琳的《二十年代国民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3年第4期）、王学典的《现代学术史上的唯物史观——论作为“学术”的马克思主义》（《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11期）和《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重塑》（《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等。 ②李书华：《七年北大》，原载台湾《传纪文学》6卷2、3期，1965年2月、3月。见王世儒、闻笛编：《我与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页。 ③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1929年9月20日），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④吕振羽：《给陶希圣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食货》1卷9期，1935年。 ⑤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95页。 ⑥马克思：《致约?魏德迈[1852年3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09页。 ⑦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页。 ⑧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42、49页。 ⑨见张传玺：《翦伯赞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0页。 ⑩其《桂林日记》屡屡出现的有关阅读左舜生编《中国近百年史资料》，借阅李圭《鸦片事略》，参考陈恭禄和李平心著《中国近代史》，接受约稿编写《鸦片的故事》和《中华民国的故事》等，都表明了这点。参见《红尘冷眼》（宋云彬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1)《刘士奇同志给曾觉非同志的信——党内斗争与开除江含波的党籍（附：前委开除江汉波党籍决议）》，见江西省档案馆编、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73-574页。又，本文有关张健甫的简历，系参稽《平江县志》（国防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39页）、周天度和孙彩霞编《救国会史料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580页）、唐瑜《二流堂纪事》（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25页）、《红尘冷眼?桂林日记》等多种资料而来。 (12)关于曹伯韩简历，长沙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长沙县志》（三联书店1995年版）中有较完整记载，可参看。 (13)关于陈竺同简历，一些回忆资料在生卒、履历方面时有出入，此处主要依据《温州市志》（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699页），并参稽王中《忆陈竺同先生》（《瓯海文史资料》第5辑，瓯海区文史资料委员会1994年版）、周梦江《怀念陈竺同老师》（《温州读书报》2009年1月13日）、陈钧贤《革命教育家陈啸秋》（《温州文史资料》第9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等而成。 (14)关于汪士楷生平，可参考刘晓农《细说汪泽楷二三事》（《党史天地》2000年第九期）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株洲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株洲名人系列史料《劳人?汪泽楷》等。按：1949年湖南解放前夕，汪泽楷还利用其和国民党将领陈明仁的私人关系，在策动程潜和陈明仁起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 (15)邹秉国、罗慧敏：《汪士楷教授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贡献》，见刘可风主编：《岁月如歌：中国财经政法大学校友回忆录》，湖北长江出版集团2008年版。 (16)吴泽：《我的治学历程》，《吴泽文集》卷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17)张毕来：《一生无长物，举世少知音——忆故友汪士楷教授》，见张谷、魏华龄主编：《桂林文史资料》第36辑《国立桂林师范学院实录》，漓江出版社1997年版，第172页。 (18)何勇、岑寂：《忆汪士楷教授》，见同上，第174-175页。 (19)见宋云彬《红尘冷眼?桂林日记》。 (20)宋云彬：《东汉之宗教》，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2、1、9页。 (21)宋云彬：《王守仁与明理学》，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106-107页。 (22)陈竺同：《中国文化史略》，第17、18页。按：此书写成于1943年，1944年由桂林文化书店出版。此处所引为1950年文光书店版《基本知识丛书》本。 (23)此书出版虽在1938年，然据其序，则完成于1937年“七七”事变前。 (24)张健甫：《中国近百年史教程》，香港文化供应社1946年版，第1、359页。 (25)宋云彬：《中国近百年史?序》，香港新知书店1948年版。 (26)此书记事也存在一些疏误之处，经人指出，作者曾作了自我批评和解释，可参看陈昌勃《评〈高中本国史〉上册》和宋氏本人《我对于（高中本国近代）的几点说明》（均见《人民日报》1950年9月6日）。 (27)曹伯韩：《中国现代史常识?序》，石火出版社1939年版。 (28)曹伯韩：《中国近百年史十讲?前记》，华华书店1942年版。 (29)宋云彬：《中国文学史简编》，文化供应社1945年版，第137页。 (30)何兹全：《我所认识到的唯物史观和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联系》，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举办“唯物史观与21世纪中国史学研讨会”参会论文，打印稿，2001年11月23日。 (31)林同济：《第三期的中国学术思潮》，原载《战国策》第14期，1940年11月1日。收入温儒敏等编《时代之波》，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320-321页。 (32)李则刚：《史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71、135页。 (33)严耕望：《钱穆宾四先生与我》，《治史三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6-237页。 (34)吕思勉：《历史研究法》，《史学四种》，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41页。 (35)陆懋德：《史学方法大纲》（1943），1980年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资料室印本，第84、85页。 (36)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序（1932.1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顾序”第22页。 (37)吕思勉：《中国史》（即《白话本国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年版，第11-12页。 (38)本书系吕氏生前讲稿，分农工商业、财产、钱币、饮食、衣服、宫室、婚姻、宗族、国体、政体、阶级、户籍、赋役、征榷、官制、选举、兵制、刑法等十八专题论述。其中国体、政体、宗族、阶级、婚姻五专题曾以单行本行世。全书至1985年方由上海教育出版社以《中国制度史》为名出版，但对原稿有较大删改。200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原稿排印，并复其原名为《中国社会史》。 (39)吕思勉：《中国社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8、49、320页。 (40)李则刚：《始祖的诞生与图腾》（1935），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第76-77页。 (41)参见李修松编：《李则刚遗著选编》，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2)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寒柳堂集?寅恪先生诗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6-7页。 (43)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939-194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45页。 (44)冯友兰：《人生哲学》，《冯友兰文集》卷一，长春出版社2008年版，第376页。 (4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第18、25页。 (46)冯友兰：《秦汉历史哲学》，《冯友兰文集》卷十，长春出版社2008年版，第54页。 (47)冯友兰：《新事论》（1940），《民国丛书》第五编本，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影印本，第56-57、72页。 (48)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即称冯氏自欧游“归国后，思想为之大变，代表‘辩证唯物论’的思潮，但是融会贯通而自成体系，非同流俗趋时者可比”。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4页。 (49)朱谦之：《中国史学之阶段的发展》，《现代史学》2卷1、2期，1934年5月25日。 (50)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学林》第4辑，1941年2月。 (51)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何干之文集》卷一，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214页。 (52)侯外庐：《韧的追求》，第224-225页。 (53)李平心：《中国现代史初编?自序》，香港国泰出版公司1940年版。 (54)嵇文甫：《漫谈学术中国化问题》，《理论与现实》1卷4期，1940年2月。 (55)潘梓年：《新阶段学术运动的任务》，《理论与现实》创刊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