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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莱昂·勃鲁姆人民阵线政府执政时期是法国确立集体谈判制度的关键时期。为了平息第三共和国历史上规模最为庞大的罢工运动，勃鲁姆政府召集了法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劳、资、政三方谈判——马提尼翁谈判，其结果不仅大幅度地增加了工人的工资，重申工会自由和集体合同的原则，还确立了40小时工作周、带薪休假、企业设立职工代表等制度。人民阵线政府执政时期也由此构成了法国从政治民主向社会民主、从形式权利向实有权利过渡的重要阶段。 【关 键 词】集体谈判 马提尼翁协议 莱昂·勃鲁姆 人民阵线 【作者简介】乐启良，浙江大学历史系讲师；吕一民，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 集体谈判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调整劳资关系、解决相关冲突的主要手段和重要机制。这一模式的确立，对于法国这样一个自工业革命以来劳资关系向来紧张、罢工时有发生的国家来说，其意义更是非同寻常。国内外的学者通常把1919年合同法或1950年集体谈判法作为法国建立集体谈判制度的主要标志①。但在笔者看来，1936年勃鲁姆人民阵线政府②执政时期才是法国集体谈判模式得以确立的关键时期。鉴于此，本文将以在法国集体谈判模式确立过程中，乃至法国整个劳资关系史上甚为重要的马提尼翁谈判作为研究对象③，力图在有限的篇幅里对其社会背景、谈判过程及其历史意义略作探析。 一 现代法国在赋予工人集体行动权方面显得异常保守和落后。大革命颁布的《列沙白里哀法》虽非直接针对工人阶级，但它在客观上却决定了法国劳工相对于资本的弱势地位④。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和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法国社会要求调整劳资关系的呼声一浪盖过一浪。为缓和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巩固面临社会主义和教权主义双重威胁的共和政权，第三共和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颁布了若干项旨在保护工人权益的立法：1884年3月21日法律规定法国工人拥有组建和加入工会的权利；1919年3月25日法律则宣布实行8小时工作日，确立集体合同解决劳资纠纷的基本原则。 但是，由于法国企业里盛行的父权主义以及雇主们的普遍抵制，1884年工会法和1919年集体合同法名存实亡。法国总工会的孱弱及其在1921年分裂的事实更是导致了法国工人运动的长期低迷，从而不能有效地施压于雇主与政府。不过，法国经济在20世纪20年代的高度繁荣所造成的劳动力短缺现象⑤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劳资关系领域中的结构性矛盾。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彻底撕碎了法国社会在这一方面的遮羞布，暴露了其劳动立法的不足和社会领域的严重赤字。1936年5月至6月，法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罢工浪潮。更有甚者，许多过去从未发生过罢工的行业这次也卷进了罢工浪潮，除了交通、邮电、银行以及食品加工等行业外⑥，建筑、餐饮、化工、纺织、农业、商店以及保险等行业的工人亦纷纷加入罢工。根据法国劳动部的统计，仅在6月份就发生罢工12,412起，参加人数多达1,830,938人⑦。罢工人数之多，牵涉行业之广，均居第三共和国之最。有鉴于此，当时的观察家以及今日的历史学家们都习惯用“社会大爆炸”来形容1936年罢工及其对社会舆论产生的强烈冲击⑧。 那么，法国工人为什么会选在1936年5月发动如此声势浩大的罢工？笔者以为，原因不外有三。 首先，法国工人是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最大的牺牲者。 由于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法国生产总量急剧下降，对外贸易额锐减，国内市场也严重萎缩⑨。为了转嫁危机，法国企业纷纷裁员减负，由此导致失业人数节节攀升。1935年2月，法国经济跌至谷底，失业率创历史新高，达12.6%，失业人口超过100万。1936年，法国经济虽略有好转，但失业人数仍多达86.4万⑩。若不是法国农村分流了不计其数的失业工人(11)以及法国政府在20世纪30年代遣返了大批的外籍劳工(12)，失业人数将更为惊人。此外，法国还拥有成千上万的半失业工人，他们的收入也大量缩水，家庭生活举步维艰(13)。 法国雇主还利用劳动力市场上供大于求的形势，肆无忌惮地降低或克扣工人的工资。根据贝特朗·巴迪的统计，法国工人的平均工资在1930年7月至1935年7月期间下降了16%(14)。巴迪的数字或许还过于保守，亲身经历过那场危机的著名学者弗朗索瓦·戈盖尔的说法可能更为可靠，后者认为工人的工资整体水平下降了1/3左右(15)。 其次，法国工人面临着巨大的精神压力。 法国工人不仅要承受雇主转嫁的经济损失，还面临着各种有形无形的精神压力。为了维护资本的强势地位，许多雇主禁止工人加入甚至接触工会或左翼政治团体。凡有和工会、共产党以及其他左派组织保持联系之嫌的工人，常常被无情地扫地出门。法国雇主漠视和践踏1884年工会法所确认的工会自由的行径，也遭到了法国工人的强烈抗议(16)。 除了随时都有可能面临的失业危险，流水线作业以及所谓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让法国工人感到的不适、屈辱与异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但经常容易为人忽视的因素。诚然，泰勒制、福特制在提高生产效率和企业利润方面的作用有目共睹，但是，它们所要求的简单的、重复的机械劳动对身心的摧残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哲学家西蒙娜·韦依多次实地考察工厂，对工人对现代企业制度和先进机器设备的抵触情绪做过独到的分析：“工人对劳动场所和劳动对象缺乏任何好感，因为它们让自己筋疲力尽，因为工厂把他们变成了自己国度里的外国人、陌路人和异乡客。”(17)法国总工会的重要领导人皮埃尔·莫纳特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工厂的奴隶制”、雇主的压迫以及合理化运动也是法国工人举行罢工的重要原因(18)。 最后，人民阵线的选举胜利则给法国工人带来了新希望。 人民阵线政府在1936年4月26日、5月3日两轮选举中的胜利则让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法国普通民众的心理产生了微妙的变化。法国人民破天荒地把以捍卫工人阶级利益作为自身使命的社会党推向了执政党的地位，极大地增强了法国工人的自信心。莱昂·勃鲁姆屡次宣称要放弃此前各届政府推行的通货紧缩政策，要把增加普通民众的购买力作为克服经济危机的主要手段(19)，也让工人觉得自己即将成为新时代的主人。 法国工人对于企业、雇主以及所有权的认识也随之悄然发生了变化。他们对雇主垄断生产资料与企业权威的做法提出了质疑，进而产生了分享企业所有权与管理权的想法。《拂晓报》的一篇文章道出了法国工人的共同心声：“谁让资本、金钱和工具带来了利润？谁让企业制造了剩余价值？劳动！既包括思想劳动，也包括体力劳动。……请告诉我，难道劳工不能对企业拥有某种所有权吗？……我们正处在一个世界即将让位于另一个世界的十字路口。新的世界必须要有新的权利。新的社会权利也需要人们对财产权与权威的行使方式作出相应的调整。问题的关键是要让劳工占有一部分财产权，让劳工分享一部分与之生活息息相关的企业权威，因为正是他们，利润的产生才成为可能。”(20)由此，我们也能理解法国工人为什么会提出在企业设立职工代表的要求。 正因为法国工人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承受着难以名状的精神压力，以及人民阵线政府带来的希望，他们才发动了第三共和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罢工运动。 不过，从总体上说，法国工人的诉求并不具有革命性，仅仅局限于劳资关系领域。工人们提出了增加工资、40小时工作周、带薪休假、工会自由以及在企业设立职工代表等诉求。而且，他们的罢工方式也极为温和，普遍采取占领工厂的形式(21)。参加罢工的企业都建立了罢工委员会，它们负责收集食物，维持纪律，协调和雇主的谈判，并指派专门人员轮流看护厂方设备，防止捣毁机器事件的发生。 法国工人的温和与克制也赢得了法国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谅解与支持。6月6日，勃鲁姆在众议院指出，占厂罢工虽然“触犯了法律”，“违反了法国民法的规定与原则”，但他明确表示，新政府不会动用武力驱散占领工厂的工人(22)。大多数的市政府则纷纷向罢工工人派送食物，并让官员充当劳资双方的协调人和仲裁者(23)。教会人士在奉劝工人不要采取过激行动的同时，也表达了他们的同情(24)。更有甚者，就连少数右翼分子也肯定了工人的合理诉求(25)。由于有了公共舆论的支持，1936年的工人不再像1848年和1871年的先辈那样遭受误解和敌视，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1936年罢工的经验也表明，在向雇主和政府施压方面，和平罢工的效果也未必不如流血的街垒战。 然而，1936年罢工的温和特征并不影响一些极“左”派欢呼革命的到来。革命“左”派皮韦尔在社会党机关报《民众报》上扬言“一切皆有可能”(26)，托洛茨基主义者也乘机到处煽风点火：法国革命开始了(27)!法国的保守派更是人心惶惶，纷纷指斥1936年罢工是法国共产党和苏联政府从中作梗的阴谋。《人民之友》、《时报》等各大右翼报纸都认定它是“共产主义革命的预演”(28)。《巴黎回声报》则提醒法国人民不要被这场罢工的温和表面所迷惑，“最初几天，罢工者妄图使人相信，罢工充满了幽默、歌声以及天真嬉闹的气氛。（但要谨记的是——此系笔者所加），所有的革命都是以相同的方式开始的。巴黎清楚地感受到：一场革命已经爆发”(29)。《巴黎回声报》耸人听闻的评论固然别有居心，但是，若不能及时、有效并如工人群众所愿地平息这场全国性的劳资冲突，工人的和平行动不也可能走向法国历史上司空见惯的流血革命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