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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但在某些法国学者的眼里，无论是勃鲁姆还是茹奥都太过乐观，马提尼翁谈判或者勃鲁姆政府推行的社会改革并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鉴于法国工人没有立即停止罢工以及一些企业主拒绝履行《马提尼翁协定》的事实(38)，著名历史学家阿泽马与维诺克认为，人民阵线政府及其进行的社会改革不过是“一个破灭的希望”，“一场功败垂成的实验”(39)。让—丹尼尔·雷诺也认为，《马提尼翁协定》并没有为法国的社会伙伴关系奠定基础(40)。经济学家的批判则更显专业，但也更为刻薄。如让·夏尔·阿瑟兰表示，40小时工作周是勃鲁姆经济决策的重大失误(41)；著名人口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更是断言，勃鲁姆对经济一窍不通，只是在乱开药方，最后加剧了法国的危机(42)。 上述法国学者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言之有理。尽管如此，笔者仍希望指出，工人在短期内没有停止罢工以及少数企业主进行抵制的事实并不能掩盖《马提尼翁协定》所产生的积极效果。事实上，在总工会和共产党的调停与斡旋下，罢工运动逐渐趋于缓和并在7月初偃旗息鼓(43)。所以，我们还是能够说，法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劳、资、政三方对话成功地结束了罢工。与此同时，某些企业主的抵制并不影响全国范围内掀起签订集体合同的高潮，也不妨碍带薪休假制和40小时工作周的落实(44)。 毋庸讳言，经济学家对勃鲁姆的批评并非无的放矢，后者在着手第三共和国历史上规模最为庞大的社会改革之前，并没有对法国经济形势作过详细的调研。譬如，他在没有参考劳动部相关资料的情况下便仓促向议会抛出了40小时工作周的法案(45)。但是，勃鲁姆的仓促行动绝对不是鲁莽的冒失之举，而是无可奈何的选择。面对如火如荼的罢工运动，他的当务之急就是要结束罢工、恢复经济秩序和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而40小时工作周无疑是一种能够迅速平息激情的有效手段。进一步说，勃鲁姆的社会改革所造成的经济困境也不能掩盖它们所体现的社会进步。40小时工作周以及增加工资、带薪休假等措施是共和国在兑现《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的庄重承诺，是在恢复劳动者本来就应该享有的社会权利和人格尊严。 更难能可贵的是，此种进步是劳、资、政三方的平等对话与自由谈判取得的结果，是“一场和平革命”的结果(46)。有鉴于此，总工会总书记茹奥也信誓旦旦地宣称：“为了提高工人阶级在国民经济中的合作地位，并不需要建立极权的或威权的国家，因为民主政治的正常运作和改革也能实现相同的目标。”(47) 遗憾的是，由于经济形势的恶化、西班牙战争以及庞大的财政赤字等因素的影响，勃鲁姆在执掌政权一年后不得不黯然辞职，曾经让法国人民满怀希望的社会改革也就此中断。但是，马提尼翁谈判以及勃鲁姆的改革却对未来法国劳动关系的调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确立了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解决劳资冲突的基本原则。由于马提尼翁谈判的示范效应和1936年合同法提供的制度框架，法国掀起了集体谈判的高潮，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总共签订了5500多份的集体合同(48)。人民阵线政府结束1936年大罢工的成功经验也使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的原则深入人心，变成了“法国社会视野中不可动摇的原则”(49)。 第二，增强了工人的集体力量，促进了劳资矛盾的民主解决。由于马提尼翁谈判的成功，法国工会尤其是总工会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扶摇直上。在1936年3月至1937年3月的一年时间内，法国总工会的会员从80万激增到400万(50)。法国工会力量的壮大对于缓和劳资矛盾、减少罢工有着不可小觑的正面影响。法国知名政治史家安托万·普罗斯特的罢工可能性与工会密度成反比的经典结论恰恰证明了这一点(51)。 第三，提升了工人的社会地位，改变了社会立法的模式。雇主同意在企业建立职工代表制度，允许工人代表监督工薪、工时、工作条件以及企业涉及工人利益的重要决策，对于企业建立平等、和谐的劳动关系，对于捍卫工人权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勃鲁姆政府在举行劳、资、政三方谈判的基础上颁布集体合同、带薪休假以及40小时工作周法案的做法也对日后法国的社会立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每当要出台一部涉及调整劳资关系的立法时，历届政府总是会事先召开集体谈判，签署相应的协议，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法律。相比于以往由议会和政府独揽一切的局面，法国的公共决策方式有了明显的改观，法国的民主政治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完善。 遗憾的是，勃鲁姆的离职和二战的爆发导致刚刚起步的法国社会改革戛然而止，马提尼翁谈判所确立的宝贵原则也因此被束之高阁。变幻莫测的国内国际形势也让战后的法国各届政府在社会改革的问题上犹豫不决，直到1950年，法国才颁布一项新的法律，对劳资关系的调整作了更加详细的法律界定。所以，也有人据此断定1950年法律才是法国集体谈判制度得以确立的主要标志(52)。更重要的是，勃鲁姆的改革只是危机下的法国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的一次局部性调整，并没有在根本上动摇私有制，其阶级性和局限性毋庸讳言。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不能低估马提尼翁谈判所具有的历史意义。马提尼翁谈判以及此后的社会立法赋予了广大工人阶级的集体行动权，为他们今后的劳资谈判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也因如此，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在法国民众的集体记忆中，勃鲁姆人民阵线政府执政时期构成了法国从政治民主向社会民主、从形式权利向实有权利过渡的重要阶段(5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