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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郑桥：《法国的集体谈判制度》，《工会理论与实践—中国工运学院学报》1996年第6期；瓦尔·R.洛温：《战后法国的集体谈判》(Val R. Lorwin, "Collective Bargaining in Postwar France")，《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研究院年鉴》(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第310卷，1957年3月。 ②1936年人民阵线政府是国内史学家已予以较多关注的研究对象。国内的法国通史、专门史以及相关译著都对它作过专门的介绍，楼均信主编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兴衰史》更是用了30页的篇幅详细论述了人民阵线政府的组建过程、改革内容及其失败原因（参见吕一民执笔的第14章，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73-503页）。美国学者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共和国的崩溃》（尹元耀等译，海南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354-411页）也对人民阵线政府的改革作过不少的分析。国外学者相关的研究更是蔚为可观，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③马提尼翁谈判以及由此颁布的社会立法是勃鲁姆政府改革的重要内容，因此所有研究人民阵线政府的著作都会或多或少地提及此次谈判。笔者把马提尼翁谈判或人民阵线政府的研究分为两个阶段，其分水岭是20世纪80年代末。第一阶段的研究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依据研究者的立场，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作者多为莱昂·勃鲁姆的同道人或崇拜者，他们着眼于强调勃鲁姆本人对谈判过程以及社会立法的影响，如乔·科尔顿的《莱昂·勃鲁姆：政治中的人道主义者》（Joel Colton, LéonBlum, Humanist in politics，剑桥1966年版）和菲利普·博沙尔的《莱昂·勃鲁姆：权力何为？》（Philippe Bauchard, Léon Blum, Le pouvoir pour quoi faire?，巴黎1976年版）。第二类是信奉共产主义的历史学家，他们侧重于强调苏联和法国共产党的影响，并批评勃鲁姆的骑墙及其改革的不彻底性，如夏尔·贝格与斯特凡娜·朱斯特合著的《昨日与今日的人民阵线》（Charles Berg et Stéphane Just, Fronts populaires d'hier et d'aujourd'hui，巴黎1972年版）；第三类作者主要是右翼政客与经济学家，则极力铺陈勃鲁姆的社会改革给处在危机之中的法国带来的负面影响，如阿尔弗雷德·索维的《从保罗·雷诺到夏尔·戴高乐》（Alfred Sauvy, De Paul Reynaud à Charles de Gaulle，巴黎1972年版）。此三类著作虽观点迥异，但都拥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即作者带有明显的个人偏好和意识形态倾向，立场不免有失偏颇。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著作则相对客观，如让—保尔·布吕内的《人民阵线史：1934年至1938年》（Jean-Paul Brunet, Histoire du Front populaire 1934-1938，巴黎1991年版）和塞尔日·沃利科的《法国人民阵线》（Serge Wolikow, Le Front populaire en France，巴黎1996年版）；而且，研究的视角也趋于多元化，作者们也从心态史、知识分子史等角度作出了卓有成效的探讨，如热拉尔·努瓦利埃尔的《19世纪至20世纪法国社会中的工人》（Gérald Noiriel, Les ouvriers dans la société franaise XIXe-XXe，巴黎1986年版）、杰拉尔迪·勒鲁瓦与安娜·罗什合著的《作家与人民阵线》（Géraldi Leroy et Anne Roche, Les Ecrivains et le Front populaire，巴黎1986年版）以及西蒙·德尔的《人民阵线的形象：两次大战之间法国的群众与媒体》（Simon Dell, The Image of the Popular Front: The masses and the media in interwar France，纽约2007年版）等。 ④《列沙白里哀法》第2条规定：“同一行业的公民，如业主、店东、有一技之长的工人及伙计不得聚在一起，产生主席、秘书和理事，通过决定或决议，就其所谓共同利益制定规章。”不难看出，此法并不仅仅禁止工人的集会结社，它也同样适用雇主的类似活动，但在客观上，它却有助于资本力量对无权进行联合的个体工人的奴役（若想对《列沙白里哀法》的产生及社会影响作进一步的理解，可参见乐启良：《法国大革命与结社自由的遗产》，《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1期）。 ⑤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和法国出生率的下降，20世纪20年代经济繁荣的法国被迫引进大量外籍劳工。1931年，法国共有外籍劳工270万人，占全部劳动力的6.7%。塞尔日·沃利科：《法国人民阵线》，第25页。 ⑥为了避免社会陷入动荡和恐慌之中，法国政府与总工会积极斡旋，并成功地阻止了罢工运动向公共部门以及食品加工业的蔓延。贝尔纳·若尔热：《法国总工会与莱昂·勃鲁姆政府》(Bernard Georges, "La C.G.T et le gouvernement Léon Blum")，《社会运动》(Le Mouvemen Social)第54卷，1996年1-3月。 ⑦让·布吕阿、马克·皮奥洛：《法国总工会简史：1895年至1965年》(Jean Bruhat et Marc Piolot, Esquisse d'une histoire de la C. G. T.1895-1965)，巴黎1966年版，第140页注释1。 ⑧经济学家吕西安·罗米耶(Lucien Romier)在1936年9月1日的《费加罗报》上率先使用“社会大爆炸”的提法。可参见若尔热·勒弗朗：《1936年6月：社会大爆炸？》(George Lefranc, Juin 36, l'explosion sociale?)，巴黎1966年版，第7页。 ⑨在1928年到1935年期间，法国的工业生产指数从100下降到79［保罗·沃里克：《法国人民阵线》(Paul Warwick, The French Popular Front: A legislative analysis)，芝加哥与伦敦1977年版，第7页。］；对外贸易总额也急剧下降，出口从500亿法郎下降到150亿法郎，进口则从580亿法郎下降到280亿法郎［皮埃尔·马丁：《产业结构、集团政治与经济政策：法国人民阵线的兴衰》(Pierre Martin, "Industrial Structure, Coalition Politics and Economic Policy: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French Popular Front")，《比较政治学》(Comparative Politics)第24卷，1991年10月］。 ⑩塞尔日·沃利科：《法国人民阵线》，第25页。 (11)当时的观察家也指出：“法国乡村人口远远多于许多国家的事实，也是法国的失业危机显得相对较轻的部分原因。”转引自热拉尔·努瓦利埃尔：《19世纪至20世纪法国社会中的工人》，第173页。 (12)由于经济危机的爆发，法国政府颁布了遣返外国劳工的1932年8月10日法律，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驱逐了50万的外国人。塞尔日·沃利科：《法国人民阵线》，第26页。 (13)在经济危机期间，法国企业经常停工。譬如，绝大多数的矿工每年工作90天，诺尔地区的工人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实际工作的时间只有区区的60天，年收入下降了40%。雷蒙·欣斯沃斯：《1936年5月至6月的人民阵线罢工：一种建立在诺尔与加莱地区的罢工研究之上的新分析》(Raymond Hinsworth, "Les grèves du Front poplulaire de mai et juin 1936:une nouvelle analyse fondée sur l'étude de ces grèves dans le bassin houiller du Nord et du Pas de Calais")，《社会运动》(Le Mouvement social)第96卷，1976年7-9月。 (14)贝特朗·巴迪：《人民阵线罢工与雷诺工厂》(Bertrand Badie, "Les grèves du Front populaire aux usines Renault")，《社会运动》第81卷，1972年10-12月。 (15)弗朗索瓦·戈盖尔：《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政党政治》(Franois Goguel, La politique des parties sous la IIIe République)，巴黎1946年版，第380页。 (16)1936年大罢工的导火索就是勒阿弗尔地区布勒凯飞机制造厂的工人抗议厂方无理解雇游行工人的野蛮行径。——笔者注 (17)西蒙娜·韦依：《工人的状况》(Simone Weil, La Condition ouvrière)，巴黎1951年版，第34页。 (18)皮埃尔·莫纳特：《工人阶级重获信心》(Pierre Monatte, "La classe ouvrière reprend confiance en elle")，《无产阶级革命》(La Révolution prolétarienne)第225卷，1936年6月25日—7月10日(http://www.marxists.org/francais/monatte/works/1936/06/monatte_19360625.htm)。 (19)在1936年选举前夕，法国社会党的竞选标语是“既不要紧缩，也不要通胀”，主张选择第三条道路，把增加人民群众的购买力作为恢复生产、克服危机的主要手段。肯内思·穆雷：《绝无可能：1933年至1936年法国对货币贬值政策的抵制》(Ken neth Moure, "Une Eventualité absolument exclue: French Reluctance to Devalue,1933-1936")，《法国历史研究》(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第15卷，1988年第3期。 (20)莫里斯·热兰：《论占厂罢工：问题的关键是什么？》(MauliceGuérin, "A propos de l'occupation des usines: ce qui est en quesation"，《拂晓报》(L' Aube)1936年6月3日。 (21)在6月份发生的12412起罢工中，有9941起采取了占领工厂的形式。让·布吕阿、马克·皮奥洛：《法国总工会简史：1895年至1965年》，第140页。 (22)莱昂·勃鲁姆：《行使政权》(Léon Blum, L'Exercise du pouvoir)，巴黎1937年版，第80-81页。 (23)贝特朗·巴迪：《人民阵线罢工与雷诺工厂》，第91页。 (24)巴黎大主教韦迪耶(Verdier)认为法国“社会领域严重赤字”，“所有人……都有责任帮助解决让我们深受其苦的经济问题”，并呼吁政府“刻不容缓并坚定不移地创建人们千呼万唤的新制度”；图卢兹大主教萨利埃热(Saliège)也庄严地宣布：“基督教不会做资本主义的帮凶。”让—保尔·布吕内：《人民阵线史：1934年至1938年》，第51-52页。 (25)法西斯组织“火十字军团”的领导人拉罗克上校就表示：“工会提出的各种诉求（最低工资、带薪休假、集体合同，等等）在本质上也是火十字军团长期追求的目标。”路易·博丹、让·图沙尔：《1936年的人民阵线》(Louis Bodin et Jean Touchard, Front populaire 1936)，巴黎1985年版，第94页。 (26)法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道报》立即发表了针锋相对的评论，反驳了皮韦尔(Marceau Pivert)的煽动性言论，指出“并非一切皆有可能！”帕斯卡—埃里克·拉尔米：《激进—社会主义党和人民阵线：1934年至1938年》(Pascal-ric Lalmy, Le Parti radical-socialiste et le Front populaire 1934-1938)，巴黎2007年版，第64页。 (27)6月12日，托派喉舌《工人斗争》宣称：“无论在工厂还是在街头，一切权力归属工人。”夏尔·贝格、斯特凡娜·朱斯特：《昨日与今天的人民阵线》，第172页。 (28)西蒙·德尔：《人民阵线的形象：两次大战期间的群众与媒体》，第97页。 (29)《罢工者主宰街头》（“Les grévistes matres de la rue”），《巴黎回声报》(L'Echo de Paris)1936年6月12日。 (30)莱昂·勃鲁姆：《行使政权》，第75-76页。 (31)国内学者经常提及“法国雇主协会”参加了马提尼翁谈判，此说法似不够确切。“法国生产协会”在马提尼翁谈判后才进行了改组，并正式更名为“法国雇主协会”。——笔者注 (32)贝尔纳·若尔热：《法国总工会与莱昂·勃鲁姆政府》，第57页。 (33)《莱昂·勃鲁姆选集：1928-1934年》(L'Oeuvre de Léon Blum1928-1934)，巴黎1972年版，第291-292页。 (34)在众议院的表决中，集体合同法案和带薪休假法案的反对票都只有1张，40小时工作周法案的反对票则有100张。参议院的表决情况也大体相同，前二者的反对票分别是4张和2张，而后者的反对票则多达80张。让—保尔·布吕内：《人民阵线史：1934年至1938年》，第62-63页。 (35)莱昂·勃鲁姆：《行使政权》，第87、98页。 (36)路易·博丹、让·图沙尔：《1936年的人民阵线》，第120页。 (37)若尔热·鲍里斯：《法国终于打碎了习俗的枷锁》(Georges Boris, "Enfin la France brise les chanes de la routine!")，《光明报》(La Lumière)1936年6月13日。 (38)在法国企业主铺天盖地的批评下，参加谈判的“法国生产协会”不得不进行改组，除名在《马提尼翁协定》上签字的代表。右翼媒体则围攻人民阵线政府的社会经济政策，对勃鲁姆以及其他社会党部长大肆进行人身攻击。更有甚者，有人还公然叫嚣“宁要希特勒，也不要人民阵线！”让·布吕阿：《人民阵线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策略》(Jean Bruhat, Le Front populaire dans la stratégie du passage au socialime: portée et limites du Front populaire)，巴黎1966年版，第156页。 (39)克劳德·维拉尔、雅克·尚巴主编：《人民阵线：1934年至1939年期间的法国》(Claude Willard et Jacques Chambaz, Le Frontpopulaire: La France de 1934 à 1939)，巴黎1972年版，第82页。 (40)让—丹尼尔·雷诺：《法国的工会》(Jean-Daniel Reynauld, Les Syndicats en France)第1卷，巴黎1975年版，第97页。 (41)让—夏尔·阿瑟兰：《经济政策方面的一项失误：1936年40小时工作周法案》(Jean-Charies Asselain, "Une erreur de politique économique: La loi des quarante heures de 1936")，《经济学杂志》(Revue économique)第25卷，1974年第4期。 (42)阿尔弗雷德·索维：《从保罗·雷诺到夏尔·戴高乐》，第43页。 (43)对于《马提尼翁协定》在有利于工人群众方面的深远意义，法国总工会与共产党的领导人心知肚明。为此，他们为保住胜利的成果也采取了各种措施缓和局势。例如，茹奥在对总工会各分支机构领导人发表演说时，指出“总工会不仅从政府那里得到了期望的理解和善意，也得到了同情”（贝尔纳·若尔热：《法国总工会与莱昂·勃鲁姆政府》，第49-67页）；法共总书记莫里斯·多列士也提醒工人群众罢工“不要加快可能陷自身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的节奏，不要做出鲁莽的行动”，强调“在要求得到满足后，就应当知道结束罢工”（若尔热·勒弗朗：《1936年6月，社会大爆炸？》，第172页）。 (44)譬如，40小时工作周是企业主们抵制最多的改革，但是该法案在颁布后的两年时间内也得到了全国范围内的有效实施。让—夏尔·阿瑟兰：《经济政策方面的一项失误：1936年40小时工作周法案》，第693页。 (45)1935年法国工人的平均劳动时间是44.4小时［安托万·普罗斯特：《5月初外省地区的人民阵线：1936-1939年》(AntoineProst, "Les Premier Mai du Front populaire en province 1936-1939")，《二十世纪：历史杂志》(Vintième siècle. Revue d'histoire)第27期，第61-75页］。40小时工作周的实施必定会给企业的运转和经济的恢复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的确，同期的美国也宣布实行40小时工作周，但它对美国的经济几乎没有产生任何的负面影响，因为由于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和生产流水线的普及，美国工人每周的实际劳动时间已经从1929年的46.2小时下降到33.8小时（乔·科尔顿：《莱昂·勃鲁姆：政治中的人道主义者》，第170页）。 (46)6月26日，内政部长萨伦格罗在面对里昂市民发表演说时，不无自豪地说：“我们经历了一场和平的革命……不流一滴血，却成功地结束了共和国迄今为止所经历的最可怕的一场社会冲突。”（勒弗朗：《1936年6月，社会大爆炸？》，第175页。） (47)路易·博丹、让·图沙尔：《1936年的人民阵线》，第121页。 (48)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19年集体合同法颁布后，法国在1919年和1920年签订的集体合同数量分别不过557份和345份，1922年以后劳工部每年备案的集体合同数量也从未超过200份，1935年更是只有区区的20份。皮埃尔·瓦里纳：《法国雇主与集体合同》(Pierre Waline, "Le Patronat franais et les conventions collectives")，《经济学杂志》第2卷,1951年第1期。 (49)努瓦利埃尔：《19世纪至20世纪法国社会中的工人》，第192页。 (50)皮埃尔·卡里拉—科恩与布莱兹·维尔费特：《法国工团主义史讲义》(Pierre Karila-Cohen et Blaise Wilfert, Leond'histoire sur le syndicalisme en France)，巴黎1998年版，第229页。 (51)普罗斯特在研究1936年大罢工后指出：“凡有工会组织的地方，就没有罢工，否则就是另一番景象。工人密度很高的铁路、邮政、公共服务、教育等行业（分别是22%、44%、36%、25%）相当平静。相反，在工会密度很低的部门，如冶金业、纺织业、食品加工业（分别是4%、4.5%、3%）纷纷陷入罢工的境地。”安托万·普罗斯特：《再论1936年5-6月罢工》(Antoine Prost, "Les grève de mai-juin 1936 revisitées")，《社会运动》(Le Mouvement social)，第200卷，2002年第3期；P.勒努万、勒内·雷蒙主编：《莱昂·勃鲁姆政府：1936年至1937年》(P. Rnouvin et René Rémond, Léon Blum chef de Gouvernement,1936-1937)，第145页。 (52)瓦尔·R.洛温：《战后法国的集体谈判》。 (53)当代著名社会学家阿兰·图海纳断言，人民阵线的社会改革才让法国变成了“充分民主的国家”。阿兰·图海纳著，狄玉明、李平沤译：《我们能否共同生存？——既彼此平等又互有差异》，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4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