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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实录》具有独到的清史文献价值 需要说明的是，《清实录》不仅具有史料的广泛性，而且具有独到性，不少史实都为其他书史记载不详或完全失载。清代所修的有关当代历史的典籍很多，如《起居注》(今已不全)、《清史列传》、“清三通”、《清会典》、《吏部则例》、《大清律例》、《赋役全书》、《大清通礼》、历朝“奏议”、“朱批谕旨”、“方略”等，民国所修的有关清朝的史籍也有《清史稿》、《清朝续文献通考》等书，虽然这些典籍对清朝历史的记载也相当丰富，但是并不能取代《清实录》的史料价值，由于体裁或内容的局限，它们要么比较琐碎(如《起居注》)，要么各有侧重(如“清三通”、《清会典》、《吏部则例》)，要么比较零散或绫乱(如“朱批谕旨”)，不如《清实录》兼收并蓄，博采综录和首尾相续。仅就史料的记载来看，《清实录》许多记载都具有独到的价值。 《清实录》的独到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记叙同一历史事实时，与其他书史的记载有所不同，实录的记载要么角度独特，要么更加具体；二是其部分史料具有唯一性。换言之，实录的史料具有某种程度的不可替代性。 第一，《清实录》的史料与其他书史的记载有所不同。《清实录》在记载某些历史事实时，有时候相当具体和完整。如《清世祖实录》卷一一九所载，顺治十五年七月戊午的一则对吏部的上谕，对于清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十分重要： 自古帝王设官分职，共襄化理，所关甚钜，必名义符合，品级画一，始足昭垂永久，用成一代之典。本朝设内三院，有满汉大学士、学士、侍读学士等官。今斟酌往制，除去内三院秘书、弘文、国史名色，大学士改加殿阁大学士，仍为正五品，照旧例兼衔。 …… 内阁，满字称为多尔吉衙门，汉字称为内阁。 翰林院，满字称为笔帖黑衙门，汉字称为翰林院。其侍读学士以下员数官衔，满名照汉官称谓。通着察例详议具奏。 六部，满汉尚书，俱作正二品，满字仍称阿里哈昂邦，汉字仍称尚书。满汉侍郎，俱作正三品，满字仍称阿思哈尼昂邦，汉字仍称侍郎。理事官，满字称为一齐下喇哈番，汉字称为郎中，俱作正五品。副理事官，满字称为爱惜喇库哈番，汉字称为员外郎，俱作从五品。主事，满字称为额者库哈番，汉字仍称为主事，俱作正六品。司务，添设满官，汉字仍称为司务，满字仍称为他库喇布勒哈番，俱作从九品。 …… 各衙门见任各官，俱照本品改衔供职。以后升除衔品，俱照新制。凡改定官名，通行传谕。至各衙门满汉启心郎，原因诸王、贝勒管理部院事务而设，今宗人府启心郎仍照旧，其余部院满汉启心郎俱着裁去，照原品另用。其太常寺等衙门，满汉官名品级，着一并详议画一具奏。 以上记载了清朝前期满汉官制、名称和品级的画一措施，方便了满汉官制的对应和参考。对于研究清代官制史，这则史料非常珍贵，对清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能够起到深化作用。此条内容，《大清会典》中虽然载录了各衙门的相关情况，但对于将某一官名的满文名称与汉文名称逐一介绍并作一比照，则完全无此记载。此条史料后为《皇朝文献通考》卷七七《职官考一》所转录，但在原始性上，显然不及《清世祖实录》，属于“二手史料”，是实录的“史流”。 第二，《清实录》的部分史料具有唯一性。《清实录》以清代档案为史源，但档案保存并不容易，有不少档案都最终散佚，实录反而成了最早的史源，史料具有独特性甚至唯一性。如《清高宗实录》卷三六载：乾隆二年二月乙丑(七日)： 谕履亲王允祹、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皇考世宗宪皇帝临御十三年，所降谕旨、所行政事，现在恭修《实录》敬谨叙入，但皇考前在藩邸时事迹，并无记载。我皇考与皇祖圣祖仁皇帝、世祖章皇帝不同，皇祖圣祖仁皇帝、世祖章皇帝皆自冲龄即位，临御以前，并无应行恭纪之事。皇考即位之时，年已四十有五，从前恭侍皇祖，承欢慈颜，恪遵庭训，仰蒙皇祖恩勤教育。及处朕伯叔之间，诸事如何措置之处，理宜详载，以备将来纂修国史，叙入皇考本纪。雍正七年，皇考曾于养心殿，连日召见诸王公文武大臣、官员等，面谕以皇考所行所历之事。时朕与和亲王亦预闻焉。其后皇考屡向朕弟兄降旨，欲将自幼阅历之事俟闲暇之时，再行详悉告谕，而竟未果。现在大臣中经阅其事者甚少，即或有人虽及其时，而于关系内廷之事，亦无从得知。惟有诸叔父，皆及其时，经阅其事。履亲王庄亲王、果亲王尔三人尚其思绎，各据所见所闻所记者，恭录呈览。候朕笔削更定后，再交大学士等纂入《国史》皇考《本纪》。” 此条上谕，表达了高宗对世宗历史的记录要求，相当重要，但查《乾隆上谕档》第155页载录乾隆二月七日的内容，并无此条上谕，证明了这条上谕最早只见于《实录》的记载，具有独特的价值。 乾隆四十六年十月，高宗命部臣核对国史《吴三桂传》内所载具疏的内容，发现“上谕部臣一条，遵照康熙十三年四月《实录》原文叙入；又《耿精忠传》内所载议政王等覆核精忠罪状，较尚之信尤为重大，且与安亲王书，语多狂悖一条，遵照二十一年正月《实录》原文叙入。其三桂原疏及精忠原书，馆中积年检查红本，并无此二种，他本中亦未见附载”。这条史料证明，国史列传的史料来自实录，而更原始的档案则散佚无存，无从查找。这使《清实录》无意中成为最独特的史料。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高宗令“国史馆查取《刘进忠传》”，该馆覆称“刘进忠未立专传，惟《实录》、红本内载有刘进忠事迹始末”，并将“摘叙事迹进呈”。⑩从这条史料来看，实录的记载常为国史所没有。乾隆五十年五月二十二日，有大臣“遵旨查噶礼之母呈控被噶礼用毒谋害一案”，发现“所有康熙年间原案及噶礼之母原呈，俱检查无存，惟查康熙五十三年《实录》内所载刑部原题内叙噶礼之母呈词较详，谨将《实录》抄录呈览”。(11)这封奏疏表明，记载噶礼毒母一案的原始档案均已不存，《清实录》成为记载这一案件的唯一史料。相似的情况还有很多。乾隆五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有大臣覆奏：“前将康熙十三年吴三桂奏章交查国史馆、内阁，据覆查无此件红本，臣遵旨恭查《实录》内载有此事之处，夹签进呈。”(12)显然，吴三桂在康熙十三年的奏疏，原始档案已散佚不见，只有《圣祖实录》卷四十五、四十七间接有所记载，可为此事的唯一线索。 还有一种情况是，某一事件的原始档案部分散佚，《清实录》成为散佚部分的唯一记载。乾隆五十年五月，有大臣“遵旨查康熙年间给事中王原参奏吏部郎中陈汝弼一案，谨将红本抄录呈览”，但他们发现“其议政王大臣、九卿等覆审及定案二本，检查无存，谨于康熙四十四年实录内将议政大臣、九卿等覆审后节次所降谕旨恭录进呈”。(13)这说明，此案审讯部分的档案皆已无存，只能依靠《实录》的记载，说明在这一部分，实录是唯一的史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