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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宁夏、固原二镇地理位置与防御 从明代史料记载看宁夏的军事地理，是一块“背山面河，四塞险固”的沃野，“中国有之，以御外夷，外夷切之，足以抗中国”[9]56。因此，明朝于此“置兵卫以守之，而又莅以亲藩，总以内外文武重臣，于是城郭之固，人物之殷，兵马之雄壮，屹为关中之巨防矣”[9]60，是故“号为重镇”[9]85。这一切与宁夏镇外围长城不无关系，长城究竟有多大防御作用，历来尚有争议，但“这条边墙所给予中国人的正是民族的心理安全感超过了实际的防御价值”[41]164，此说应该是有道理的。实际上不仅是“心理安全感”，正德四年(1509年)十月，蒙古兵锋突破长城进入花马池，“杀总制尚书才宽”[42]210。统兵的陕西三边总督被杀，这确实是震惊朝野的大事，可见宁夏境内的防御十分吃紧。 宁夏属古雍州之北境，其地背山面河，四塞险固[9]56，自古为诸夏藩屏[9]60，处于中原农业文化与塞外游牧文化的交界地。宋夏对峙时期，李元昊在此建都，以兴庆府为中枢号令四塞。许伦在其《九边图论·宁夏》中指出，宁夏“镇城所据，贺兰山环其西北，黄河在东南，险固可守”，从形势上讲就是凭借“黄河绕其东，贺兰耸其西，西北以山为国，东南以河为险”的天然屏障[9]10。在明代人的眼中，“宁夏实关中之项背，一日无备，则胸腹四肢举不可保也”[17]2942，在军事上极为有利，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明代的宁夏，战略地位更显重要。东线南北数百里长的黄河天险虽固，但西北的贺兰山在军事上发挥着更大的作用。明代中国北部的军事防御在当时人的眼中以东西路概括，东路主要在宣府、大同一带，西路主要在延绥、宁夏一带，“戎入套，则西路之警……西路总制治固原，在延庆、凉、洮之中”[40]92。自正统以后，“渐弃东胜，河套遂为虏巢……先朝大臣屡有复套之议……然亦财力不给，不敢力主其事，旋议旋罢”[40]106。由此可见，蒙古入居河套便成了与宁夏直接关联的“西路之警”。明代宁夏镇的军事防御，包括固原陕西三边总督的居中调度基本都在这一背景下进行。 (一)长城与防御 明代十分重视北边防务，其最有力的措施之一就是修筑长城。明代的长城体现了当时的军事防御特点，建筑与其军事防御体系的布局相配套。明朝为进一步抵制蒙古各部南下，沿边各地皆重新修筑边墙作为防御工事，形成了现在的万里长城。据《明实录》和《明史》记载，西北筑墙以成化七年余子俊筑延绥边墙首开其端。其后，三边总制杨一清再增筑陕西各镇边墙。明代边墙完全是军事的产物，作为永久性防御工事而修筑。2011年6月，国家文物局正式启动长城认定工作，2012年结束工作后认定宁夏是明代长城的重要分布地区[43]。 明朝放弃河套平原并退守宁夏后，失去了防御的缓冲地带。宁夏镇特别是黄河以东地势较为开阔的盐地、灵武一带首当其冲，成为蒙古南下的突破口。“成化以前，虏患多在河西，自虏居套以来，而河东三百里间更为敌冲，是故窥视平固则犯花马池；掠环庆则由花马池东，入灵州等处则清水营一带是其径矣。”[44]因此，明代宁夏镇的战略地位更显重要。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论述宁夏镇长城地理形势时，称其为“关中之屏蔽，河陇之噤喉”[17]2941。明代宁夏镇境内东、西、北三面环绕长城，皆受蒙古各部侵扰。从地域上讲，宁夏镇是深入漠北的一个门户，是西北诸镇中最北边的边镇且与长城为伍，其地理位置本身就显示了宁夏镇在明代西北边备中的战略地位。 (二)多道长城防御明代的边墙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以后，明朝在修筑长城的同时还在沿边设置了九大边镇：最初为辽东、宣府、大同、榆林四镇，后增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再加上固原(陕西镇)和山西的偏关，统称“九边”，并有重兵戍防。这九大重镇实际上是以长城为标志的九大军事防区，长城分别隶属于各军镇管辖。宁夏镇管辖的长城东起宁夏盐池县，西到甘肃省皋兰、靖远，全长2000里。固原镇管辖的长城东起陕西靖边县，西到甘肃皋兰县，全长1000里[45]64。明代宁夏镇面对的是河套防御，西、北、东三面皆修筑长城，故有东长城、西长城、北长城之分。明代的长城必称“长墙”或“边墙”。长城在中国士大夫阶层和民间文化中多与失道而徒恃武力的秦始皇暴政联系在一起，从汉代贾谊的《过秦论》到乐府诗都涉及长城，尤其是孟姜女哭倒长城的传说更在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明代长城为避此“恶名”而称为“边墙”。 1.宁夏镇东长城 宁夏镇东长城，主要分布在今宁夏盐池县境内。正统以后蒙古进驻河套地区，花马池一带的军事防御逐渐凸现，在花马池增设守御千户所。正德元年(1506年)，设置了更高一级的军事防御机构——宁夏后卫。明代在这里修筑了两道长城：一道是成化十年右佥都御史徐廷章、都督范瑾奏筑的“河东墙”；一道是嘉靖十年三边总制尚书王琼奏筑的“深沟高垒”城墙。 河东墙西起于黄河东岸横城堡，沿红山堡、清水营、毛卜剌堡进入盐池县兴武营、安定堡等地，往东直达陕西省定边县苟池西畔村，全长近400里。兴武营以东的长城为河东长墙的东段，俗称“二道边”，这是与其南面“深沟高垒”的长墙比照而说。河东墙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每隔数里便有一座高大的墙台耸立在蜿蜒的城垣上，基本是每隔30里筑一堡，60里筑一城，以利于屯兵驻守。正德元年，杨一清总督陕西三边时曾调集宁夏并西安24卫所军队4万人、西安等七府民工5万人，于正德二年修缮成化年间都御史徐廷璋等人所筑旧边墙。当时宦官刘瑾专权乱政，以靡费边币为由将杨一清逮狱治罪，只修筑了30多里即罢停，但却修筑了规模较为宏大的花马池城。 在河东修筑两道长城，说明了这里防御位置的重要，因为这一带是蒙古诸部犯边最集中的地方。明代中后期，蒙元势力破墙南下进攻平凉、固原等腹地多由这里进入。王琼奏筑的新墙分两步处理：一是将原来“河东墙”兴武营以西至横城的西段长墙加固，继续发挥防御作用；二是将兴武营以东的长墙南移，将通常称为“二道边”的这一段长城放弃。重新修筑的长墙向南移动10余里，长54里，走向与“二道边”相同。有了这段新墙，人们又称它为“头道边”。现在，我们在盐池县境内可看到两道长城遗址。盐池城北旧有长城关，据《盐池县志》记载，关为明代陕西三边总督王琼所修建。关上有楼，高耸雄壮，下设暗门，门外设有明朝与蒙古经济、文化往来的关市，每月交易三次。在明代历史上，花马池长城关曾扮演过一个空前绝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多重角色。 2.宁夏镇北长城 北长城位于贺兰山与黄河之间，黄河流其东，贺兰山耸于西，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是明代宁夏镇的北面防御屏障。北长城依托长城北关门(镇远关)，这是宁夏北境极要之地。旧北长城修筑于弘治年间，始于贺兰山红果儿沟北侧，向东延伸经下营子、惠农，直达黄河西岸，长30里。嘉靖十年(1531年)，三边总督王琼“弃镇远关”[13]159，于旧边墙内再筑边墙一道，官军遂弃外边墙不守，以致旧边内田地荒芜。嘉靖十五年(1536)，再修复旧边墙。同时，修筑黄河东与外边对岸长堤，“顺河直抵横城大边墙，以截套虏自河东入宁夏之路”[22]256-257。《嘉靖宁夏新志》卷首的《宁夏境土之图》认为，这段旧北长城的位置正是明朝初年宁夏镇城北部的镇远关长墙，为宁夏镇北部的重要屏障。嘉靖十年，佥事齐之鸾建议三边总制王琼上奏朝廷同意修筑边防北关门墙。 3.宁夏镇西长城 西长城由甘肃靖远县界的芦沟塘向东进入宁夏中卫县景庄乡南长滩，随后沿黄河东行至常乐下河沿，逾黄河再东北行由西园乡黑林村西河嘴起，沿腾格里沙漠东部边缘进入贺兰山麓南坡，长达400余里，属于明代宁夏镇左屯卫管辖，弘治年间修筑，《读史方舆纪要》、《明会要》等都有记载。嘉靖年间再筑青铜峡大坝至贺兰山三关口一带长城，这一段长80里，称西关门墙，总体上称为西长城。宁夏镇西倚贺兰山天险为固，“山口一十二处，旧每处各有关墙三道，今尽圮废不修，以致大虏时入抢掠”[22]257。由魏焕记载来看，贺兰山长城防御后期减弱了，现在真正能看到贺兰山通道有三道关墙的就是“三关口”了。宁夏镇西长城有著名的四大关口：胜金关、赤木关、打硙口和镇远关，由南向北耸立在西长城的险要地段，是宁夏镇西北一线防御的重要关口，被称为“城防四险”。其中尤以打硙口、赤木关最为要紧，是阿拉善高原进入宁夏平原的要道，在明代宁夏镇北部防御体系中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贺兰山境内拜寺口、贺兰口、宿嵬口、大水口等长城隘口崖壁上还能看到多处明人刻记的文字，这是研究明代宁夏长城文化的珍贵资料。 4.固原内边墙 在明代西北防御体系中，延绥、甘肃、宁夏诸镇地处边外前沿，固原镇地处腹里，因而陕西三边总督驻节固原，居中调度，统一指挥。固原镇修筑长城在弘治十四年设镇之后，弘治十五年(1502年)，秦纮总制陕西三边时修筑固原边墙，“自徐冰水起迤西至靖虏营花儿岔止六百里，迤东至饶阳界止三百里”[22]241。据《九边图考》记载：“弘治十五年，秦兖敏公总制三边，自饶阳界起西至徐冰水三百里，自徐冰水起西至靖虏花儿岔止，长六百余里。”[46]50统观两个本子的记载，文字表述虽有差异，但所记道里相同，这就是所谓固原以北的“内边墙”。这道边墙横跨东西，在军事防御上十分重要。秦纮之后，数任固原陕西三边总督都曾修筑。嘉靖九年(1530年)，总制王琼再修筑内边墙，西自靖虏卫花儿岔起，东止饶阳界，“开堑、斩崖、筑墙，各因所宜”[22]241，根据地形决定修筑方式，采用不同方法因地制宜，防御能力大为提升。王琼之后，总制刘天和又“加倍修筑，于是内边之险备矣”[22]241。 5.长城的作用 历史上的长城蕴藏着丰富而复杂的历史内涵，历代审视的角度不同，评价标准也不一样。长城的缘起是出于军事防御目的，但深层原因却包含着文化和经济两方面内容。 汉朝在长城线上设立“关市”，明朝则在长城沿线设立“马市”、民间往来的“民市”、上层之间往来的“官市”等交流形式都在长城附近完成，呈现的是贸易繁荣景象。宁夏境内的北部长城沿线设有诸多关口，实际上就是历史上南北经济贸易的榷场，发挥了经济文化交流作用。长城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对整个历史进程和当时的社会生活产生过重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当时中原先进的农业文明，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甚至对世界历史也产生过重要影响。美国学者威尔·杜兰在《世界文明史》中曾说：“(长城)虽未能真正抵挡住匈奴，不过多少是发挥了一些作用，至少匈奴侵略的次数减少。在第四、五世纪时，匈奴西征，侵入欧洲，直入意大利，罗马帝国灭亡，即因中国建立了一条万里长城。”[47]威尔·杜兰换了一个新的角度来看长城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明人也肯定了长城的积极作用，万历年间的谢肇淛认为：“秦筑长城以亡其国，今之西北诸边，若无长城，岂能一日守哉?蓟镇之城则时戚大将军继光所筑……其有功于边陲，而犹不免求全之毁，何怪书生据纸上之谈而轻诋嬴政也!”[48]70 草原民族与中原民族的“互市”或“关市”开放，是增进民族融合的主要形式之一。宁夏北部长城沿线设有清水营、中卫、平虏(平罗)、花马池等关口，它们实际上都起到了“互市”作用。法国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著名学者谢和耐在论述中国长城的历史作用时曾指出：“草原各帝国如果没有无数借自中国的事物，没有中国的谋臣策士、行政官员、工匠、农民的帮助，就不可能形成一套制度。在若干时期内，中国北方是与入侵的蛮族高度混居的，这一地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接受草原的影响。中国人学会畜牧、骑术、使用马具和某些战术是应该感谢游牧者的。事实上，双方通过对峙线上的只供使臣、商人出入的口岸而转输的不仅仅是双方各自需求于对方的产品(丝织品、茶、盐、中国金银、马、驼、牛、羊)。正和欧亚旧大陆所有农牧交界地区的情况一样，各种宗教、工艺也无不循着贸易商路而传播。”[49]260-261可见，经济与文化传播都得到了长足体现。 (三)长城的辅助设施藏兵洞 宁夏镇东长城在九边长城中有其自身特点：一是黄河东岸两道长城的修筑，二是沿黄河东岸南北向修筑的大堤(边墙)与黄河边上的横城连在一起，三是修筑于红山堡的藏兵洞。藏兵洞位于黄河东岸，2006年首次发现并清理，2009年6月至2012年9月进行了第二次清理发掘。。 明代宁夏东线长城以黄河东岸横城堡为起点，沿横城往东在长城内侧设置了不少重要的军事城堡，依次是横城堡、红山堡、清水营、毛卜剌堡、兴武营、安定堡、高平堡、花马池。由《万历宁夏志》卷首图来看，藏兵洞所在的红山堡是一处重要的防备城堡。现在的红山堡遗址边长均为300米，古城堡依旧耸立在长城内侧的台地上，高大的城墙和砖石砌就的城门雄姿依旧。由于沙化和鄂尔多斯台地东南边缘地貌的特殊性，再加上相对干燥的气候，宁夏黄河以东长城整体保存较好，与长城相关联的藏兵洞也得以很好地保存下来。横城堡明代藏兵洞，实际上是与长城相匹配的军事设施。明代宁夏黄河以东虽然修筑了不少坚固的城堡，但仍是蒙古兵锋南下的重要通道，红山堡大峡谷就是这个大通道上的一处重要防御设施。有着暗道功能的藏兵洞可伏奇兵，凭借长城出其不意地攻击南下的蒙古军队。 成化十年(1474年)，右佥都御史徐廷章、都督范瑾奏筑“河东墙”。如果从这个时候算起，长城的修筑至今已近540年。正德元年(1506年)，杨一清总督陕西三边时还修缮过这里的长城。从藏兵洞内的设施看，坑道、兵器库、储藏室、瞭望台等配置完备，粮仓、水井、厨灶等生活陈设齐全。主体洞高约2.2米，宽约2米，两次清理的总长度达3500多米；南北两侧藏兵洞通过峡谷相连接。从修筑的先后顺序看，应该先修筑长城后开挖藏兵洞，它与长城、大峡谷和险峻的崖壁构成了一个立体且完备的防御体系。可见藏兵洞是依附在长城内侧、与长城防御密切配合的军事防御设施，为防御蒙古兵锋南下起过重要作用。除了防御功能外，藏兵洞还为后人提供了边境“商贸互市”的实物。考古工作者在藏兵洞清理并发现了一系列物品，如斗、升、格等量器，铜杆、木杆材质的各类大小不一的秤、秤砣、马镫、皮囊、铁质马灯等，让后人看到了战争间隙与蒙古民族“市贸”交易的情形。蒙古的游牧经济相对脆弱，遇到自然灾害后就陷入困境，如果明朝关闭沿边互市就无法用马匹和皮货换取中原的粮食、茶叶、布帛和铁等物资。嘉靖年间，俺答汗主动遣使向明朝求贡。隆庆时期朝廷封俺答汗为顺义王，有了这种臣属关系，边境相安，双关互市持续不断。明代在宁夏沿边设市三处：清水营、中卫、平虏(平罗)[50]233，实际上是在宁夏镇西、北、东三面分别开设了“马市”，清水营是黄河以东唯一一处。依《万历宁夏志》卷首图来看，清水营与红山堡相邻，清水营紧靠长城内侧还有一处城池名曰“夷厂”，是明朝专门设定的贸易之城。“夷厂”称谓体现的是明朝的民族观，孔子作《春秋》体现其“内华夏而外夷狄”的思想，朱元璋继承了这种传统天下观，同时也体现着“夫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思想。在经济上“中国天子富有四海”，与外夷通商体现的是“天朝抚恤外夷的一种手段”[45]123。从这个历史文化背景审视“夷厂”，除了明朝的“德威兼施”外，还反映了宁夏境内数百年前长城内外民族商贸往来。“中国以锻布皮物市易虏马，虏亦利用汉物，交易不绝，诚所谓贸迁有无，胡越一家。”[50]441这是和平时期边境互市各取所需的真实写照。 (四)三边总督与提调四镇兵马 随着长城的修筑，为了更集中提调九边防军，明朝又在总兵、巡抚之上再设总督，以统辖两个或两个以上镇的军务。驻节固原陕西三边总督节制延绥、宁夏、固原、甘州四镇兵马，在今天地域之内者为宁夏、固原二镇。 固原镇与山西镇同为内城，设于弘治十四年(1501年)。先是，固原为内地，“所备惟靖虏”。弘治十年，蒙古火筛部入居河套，遂为敌冲，明朝乃议遣重臣总督陕西、甘肃、延绥。宁夏军务遂改平凉之开城县为固原州，以固、靖、甘、兰四卫隶之，设总制府，起左都御史王越总陕西三边军务[6]卷91。据刘献廷《广阳杂志》记载，“三边总督辖延绥、甘兰、宁夏三巡抚。……明三边总督，驻扎固原，军门为天下第一，堂皇如王者。其照墙画麟麟一，凤凰三，虎九，以象一总制、三巡抚、九总兵也”。明朝之所以设陕西三边总制府，首先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刑部主事张鼎已讲得明白：“陕西八府三边，俱有镇守总兵，而巡抚都御史不相统一，遇事各为所否，有警不相救援。宜推文武兼济者一人总制三边，副将以下悉听调遣，以一事权。”[34]卷30至此，固原始为重镇，“屹然一巨镇矣”[42]。固原成为陕西三边指挥中心所在，延及清初。陕西三边总制在固原的设置将延绥、宁夏、甘肃三镇有机统一起来，宁夏镇居中，三镇与固原总制府形成掎角之势，更凸显了宁夏镇在明代西北边备中的特殊地位。 如前所论，明代宁夏镇的军事地理位置以长城走势看，形状是一个“几”字形，三面受敌。正德元年春，总制陕西三边都御史杨一清上折请复守东胜，“因河为固，东接大同，西属宁夏，使河套千里沃壤，归我耕牧，则陇右犹可息肩”[6]卷91。时蒙古毛里孩、孛来等部先后进入河套并以此为根据地，“出河套则寇宣府、大同、三关，以震畿辅；入河套则寇延绥、宁夏、甘肃、固原，并扰关中”[46]42。河套成为蒙古势力南下的基地，“套寇”成为明朝中后期的主要边患，严重威胁着明朝长城沿线的安全。宁夏镇沿黄河一线吃紧，成为要冲。为改变这种状况，杨一清提出收复河套。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陕西三边总督曾铣亦上书提出收复河套之议[6]5387。从战略防御角度看，收复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的河套地区绝对必要。但当时明朝统治力量日趋衰弱，已经很难奏效，自然给河套西面的宁夏镇以很大压力，显示了宁夏镇在防御方面所处的军事地位。另外，宁夏永宁县与内蒙古阿拉善左旗交界处的贺兰山三关口(赤木口)既是贺兰山最著名的关口，又为蒙古部易入的关口，三边总督刘天和“深以宁夏失险为忧”[9]214。 三边总督的设置，尽管延绥、宁夏、甘肃三边在隶属关系上由驻节固原的陕西三边总督总制，可调遣三镇兵力共同防御，但远在大河以外的宁夏镇的军事地位并未减弱，反而更显重要。明代蒙古部从漠北进攻宁夏及其南部固原常有两条主要线路：一条东入，由灵武、盐池一带突破边墙，经同心韦州、豫旺直向固原；一条西入，由贺兰山赤木口入，沿中卫、中宁一线过黄河，沿清水河南下直入固原。据许伦《九边图论·宁夏》记载：“今之论者，以固原为堂奥(腹地)，响石沟至花儿岔为第二门，花马池一带为第三门，谓有重险矣。”其实，对于明朝来说，作为边地的宁夏镇花马池一带可算是蒙古南下的第一道防线。“花马池一带边人谓之大门，若拼力坚守花马池，则固原自可无虞。”[42]固原是第三道防线，“与宁夏为唇齿”[42]。从地域关系上讲，“固原为中制之地”，与宁夏南北垂直，“东向可以顾榆林，西向可以顾甘肃”[42]。宁夏镇居中，三面联络。这样，宁夏镇的军事地位就得到了长足显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