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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如果说《梦溪笔谈》中出现的“回回”一词的时间是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年)的话，那么与此大约同时的一条穆斯林史料就应该引起我们极大的关注。成书于11世纪70年代的《突厥语大词典》第3卷记载：“唐古特(ta·ut)，是突厥人的一个部落，他们紧挨着秦(中国)居住。他们自称‘我们的血统是阿拉伯’。”[56](353)唐古特即西夏，称西夏人是突厥人的一个部落显然是错误的，但在西夏境内有没有突厥人的部落呢？这是毫无疑问的。党项人中就有“折突厥移”之称[57](14142)；党项折御卿“虏中号为突厥太尉”[58](710)。突厥败亡后，其部族融入党项者不少。但这一支生存在西夏境内的突厥人自称他们是阿拉伯血统，那就应该是来自大食的伊斯兰教徒。穆斯林称其为阿拉伯人的后裔，但中国人则将他们称之为“回回”。 大食与唐朝的关系始于唐中叶，大食人进入唐朝或进贡，或被俘，或援唐，或经商，诸类皆有，但均称“大食”或“南蕃”，从未以“回回”相称[59](56～103)。沈括《梦溪笔谈》中第一次出现了“回回”一词，且是作为西夏境内的一部族名而出现，这应如何解释？余在1984年初次发表此见之文时，曾认为，由于西夏境内聚居着自隋唐以来从东西南北迁徙而来的各种少数民族，众多少数民族长期聚居西夏境内，从民族融合的规律来看，原有的共同体势必被打破，而完全有可能通过长时间的杂居、婚配而融合成为一个新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就是北宋时期为西北人民俗称的“回回”。杨志玖先生肯定余提出的“北宋当时不可能打回回”的观点，但不同意余对上述“回回”的解释[3](172～178)。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亦觉上述提法确实难以寻找有力证据来证明，反复思考后，特别是认真读了《突厥语大词典》汉译本上述有关西夏的记录后，得出新的认识，即认同《辽史》的提法，回回即大食。这样解释可能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回回是伊斯兰信徒，这是确无疑义的。自唐以来，伊斯兰教已经传入中国，这也是确无疑义的。但是，“蒙古西征之前，回教人之在中国者，虽间有赴内地贸易之事，但其集合及长期居留之中心，仍限于京师及通商口岸。”[60](171)那么，西夏境内的“回回”来自何方？有可能就是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大食商人和中亚商人。 伊斯兰教徒在我国西北地区定居在公元10世纪～11世纪即有记录。巴托尔德称：“在格尔德齐关于于阗的记传中，显然是属于喀剌汗王朝征服该地之前也提到了基督教会和伊斯兰墓地。”[61](91) 大食人米撒尔《行记》记录：“在于阗附近的媲摩城，有穆斯林、犹太教徒、基督徒、火祆教徒、佛教徒。”[62](184～187) 唐宋时期，大食国不断派使者入中朝进贡，唐之贡使均未记载其从陆路抑或海路来华，而宋代的贡使多明确来自海路。但宋代的大食入贡有一条资料应引起重视。《宋史·大食传》：“天禧三年(1019年)，遣使蒲麻勿陁婆离、副使蒲加心等来贡。先是，其入贡路由沙州，涉夏国，抵秦州。乾兴初(1022年)，赵德明请道其国中，不许。至天圣元年(1023年)来贡，恐为西人钞略，乃诏自今取海路繇广州至京师。”[63](14121) 《宋会要辑稿·大食》载：“仁宗天圣元年十一月，入内内侍省副都知周文质言：沙州、大食国遣使进奉至阙，缘大食国比来皆汛海由广州入朝，今取沙州入京，经历夏州境内，方至渭州，伏虑自今大食止于此路出入。望申旧制，不得于西蕃而入。从之。乾兴初，赵德明请道其国中，不许，至是，恐为西人钞略。故今从海路至京师。”[64](7759) 两处记的为同一件事。从中可以看出，大食商人到中国来进贡(贸易)，有从海路到广州入中国者，也有从陆上经传统的丝绸之路，经河西，入西夏境而进入中国者。大食国属国甚多，地域辽阔，居沿海者当然以海路来华方便，而居中亚内陆者则仍是走传统的丝绸古道方便。虽然宋朝要求大食商人“不得从西蕃而入”，而要“取海路由广州至京师”，但是，直至宋哲宗时，仍有大食商人“贡奉般次踵至”，出入于西蕃之中，以至宋廷不得不下令“限二岁一进”⑤。据李复的报告，这些西域商人甚至“有留滞在本路十余年者”[65](5)。很明显，在当时进入西北地区的大食商人亦定居在宋的西北边境，这恐怕就是文献中“回回寨”的来源。回族学者马元恭完成的《咸阳家乘·赡思丁公茔碑总序》称：“(赛典赤赡思丁)五世祖所非尔封西宁朝奉王，即宋熙宁时西来之始祖也。……入贡京师，散本部五千七百余人，农种秦淮燕泗之间。”[66](25～27)据这些资料，我们就可以推知，当时一定有不少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大食商人经陆路来华，到宋时，由于这一商道被西夏遮断，故一定有不少大食商人(包括后来河中地区归信伊斯兰教的其他国家人)留居西夏境内或西北地区。这些信仰伊斯兰教的大食人在西夏境内或西北地区定居后，由于他们的人种与西州、伊州地区的回鹘人相类，“皆卷发深目，眉修而浓，自眼睫而下多虬髯”⑥，汉人为了将这些大食人与回鹘人相区别，故称其为“回回”。回回一词应是西北地区或西夏地区的“市井俚语”，即是一种俗称。这种“回回”俗称很快就传播开来，最先传到辽国，故辽人称大食为回回，传至南宋初，南宋人则把西夏境内的双陆称之为“回回双陆”，并将这些聚居在西北边境的大食人聚居地称之为“回回寨”。龟兹人在12世纪时已开始伊斯兰化，故将其称为“回回国”。西夏境内的“回回”大致应是来自隶属西夏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大食人部落，由他们组成的军队，或即成为西夏的部族军，人们称之为“回回军”，元杂剧《狄青复夺衣袄车》载： 回回卒：回回帽白手巾比里军 花手巾回回鼻髯刀 史牙恰：回回锦帽白手巾 昝雄躧马儿领回回卒子上云： ……某乃李滚手下大将昝雄是也，某文强武勇，膂力过人，久镇河西国，某手下有雄兵百万，战将千员…… 史牙恰躧马儿领回回卒子上云： 塞北沙陀为头领，番将丛中第一人，某乃大将史牙恰是也。[67] 昝雄与史牙恰均为河西国的大将，河西国即西夏国。这出杂剧正是反映宋与西夏战争的历史情境，西夏大将率领的军队士兵，元人却称之为“回回卒子”，这些回回卒子戴回回帽，拿白手巾，挂回回鼻髯，很明显为伊斯兰教徒的装束打扮。这与沈括军歌中号召宋军士兵“打回回”极为吻合。杨志玖先生认为：“《衣袄车》虽然演狄青与西夏斗争故事，场面却是元代的，称西夏为河西国就是元代事。”[3](172～178)杨先生此言不确，称西夏为“河西”并非始于元代，北宋即称西夏为“河西”。《续资治通鉴长编》载：“秦凤经略司言，西夏语嘉勒斯赉相攻，会契丹遣使送女，妻其少子董戬乃罢兵归。契丹既与嘉勒斯赉通姻，数遣使由回鹘路至河湟间，与嘉勒斯赉举兵取河西，河西谓夏国也。”[68](4527)杂剧虽为元人所作，所演为宋代事，狄青征战西夏为宋代历史事实，元杂剧演绎成戏剧，所构细节，虽有可能虚构，但证之以沈括时即有“打回回”之说，则可反证当时西夏确有一支“回回”军队，亦即《元史》中“西夏回回军”。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此当可称以“剧”证史矣。再从元杂剧“回回卒”的打扮为“回回帽”，亦可说明西夏境内的“回回”即是伊斯兰教信仰者，即回教徒。在另外两个杂剧本子中，沙陀李克用上场是“领小番上”[69]，而辽国韩延寿上场则是“领番卒子上”[70]。可见，元人对各北方民族的军队记忆并非是随意的，“回回卒子”可以视之为元人对“西夏回回军”历史记忆的保存。 最后，再看看两种元初的材料，一是1275年到达元上都的马可波罗，他经过沙州时称“居民多是偶像教徒，然亦稍有聂斯托里派基督徒若干，并有回教徒”[71](117)；经甘州时称“居民是偶像教徒、回教徒及基督徒”[71](128)；经属唐古忒的额里湫国时称“居民是聂斯托里派之基督教徒，或偶像教徒，或崇拜摩诃末之教徒”[71](162)；经过隶属于唐古忒州的申州(Singuy)时称“居民是偶像教徒同回教徒”[71](162)；经宁夏、鄂尔多斯抵天德州时称“治此州是基督教徒，然亦有偶像教徒及回教徒也不少”[71](166)。从马可波罗保存的记录来看，到元代初年，原西夏境内已多处分布伊斯兰教徒。二是拉施特《史集》第2卷《成吉思汗的儿子托雷汗之子忽必烈合罕之子真金之子铁穆耳合罕纪》记载：“唐兀惕(即西夏)地区和居民大多数是木速蛮。”[72](379)木速蛮即穆斯林，即回教徒。可以反映，到元朝时，西夏地区信仰伊斯兰教人数之多，故元朝不得不派一信奉伊斯兰教的蒙古宗王阿难答来统御这一地区⑦。元朝西夏旧地出现处处都是穆斯林的现象绝非偶然，余以为，这应是唐以后信仰伊斯兰教的大食商人(含其他中亚国家信仰伊斯兰教的商人)入华后，有一部分商人由于各种原因定居在我国西北地区，至宋时主要聚居在西夏境内，当时人称之为“回回”，又经宋、金两代的发展，这一批“回回”分布区域越来越广，以至散布西北各地，至元初时而成马可波罗所见和拉施特所记之现象。也就是说，元初西夏故地处处都是穆斯林的现象，应是北宋之时沈括所言居住在西夏境内“回回”的延续和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