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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近年来，国内矿冶遗址的研究、保护与展示无论是在研究方法还是在实践方面，均取得了突出成绩，是科技考古研究的一个亮点。文章指出了今后需要在矿冶遗址的文献调研，矿冶遗址田野调查、发掘工作方法和发掘资料的整理，矿冶遗址的价值评估、保护规划、保护技术和展示工作等多方面进一步突破：1)整合各类文献资料，特别要重视考古资料的整理工作；2)开展冶金遗存采样问题的规范化研究，真正建立田野调查和发掘过程中冶金考古研究的多学科联合研究机制；3)进一步提高矿冶遗址的保护与展示的技术水平，为申请世界工业文化遗产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关 键 词】矿冶遗址/研究方法/世界工业遗产 【作者简介】陈建立(1973-)，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为冶金考古，定量考古，北京100871；李延祥(1962-)，男，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为冶金考古。 从上世纪50年代郑州古荥、南阳瓦房庄冶铁遗址和60年代侯马铸铜遗址，到70年代的大冶铜绿山遗址等一大批矿冶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工作来看，前辈学者一直注重对矿冶遗址的考古发掘方法、遗迹判定以及遗物的实验室检测分析等方面的研究，研究成果也得到了国际冶金史学界的高度评价。孙淑云、柯俊先生概括出冶金史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点[1]：文献的收集整理方法，包括古代文献和近现代地质矿产文献资料；调查研究的方法，包括矿冶遗址考察和传统工艺调查；检测与实验的方法，包括样品的检测分析和模拟实验；综合研究与社会发展史结合的方法；多学科结合的方法。2007年在南京举办的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第五次学术年会上，笔者发表了《古代矿冶遗址的研究与保护》一文[2]，提出了矿冶遗址研究与保护的工作思路，指出对矿冶遗址历史和科学价值的充分揭示是保护工作的前提，正确的研究方法及稳定的研究团队是信息提取的基础，而加强矿冶遗址研究、保护与展示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也是十分必要的。近年来，国内外关于矿冶遗址研究和保护工作的考古有了新发现和新成果，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新趋势，本文结合近几年国内冶金考古的发展现状，提出关于矿冶遗址调查、研究、保护与展示的几点思考。 一、矿冶遗址和冶炼技术的文献调研 冶金考古和其他学科一样，传统的方法依然是整理文献。中国具有悠久的史学传统，历代的官修史书、方志和野史等历史文献，《考工记》、《梦溪笔谈》、《大冶赋》、《淑园杂记》、《天工开物》和《滇南矿产图略》等科技典籍，大量金文、碑刻、诗词歌赋、笔记、游记和民间传说等，以及考古及地质工作者完成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地质调查资料、环境调查资料等记载了历史上许多冶金技术的信息，如金属矿的产地、开采技术、冶炼技术以及生产流通等等，为了解和研究古代冶金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兹举几例简要说明。 从商周时期至今，长江中下游地区铜矿开采冶炼活动持续不断，古代文献和青铜器铭文中曾多次提及。《诗经·鲁颂·泮水》载：“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周礼·夏官·职方氏》和《汲冢周书·职方解》载：“东南曰扬州……其利金锡竹箭”；《周礼·考工记》记载：“吴越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尚书·禹贡》中：“淮海惟扬州……阙贡惟金三品”；伯偁父鼎铭文载：“征淮夷……俘吉金”；曾伯粟簋铭文载：“克逖淮夷，印燮繁汤(阳)，金道锡行”。扬州即指今苏皖淮河以南①，表明当时南方淮夷地区盛产铜和锡。而在皖南地区的枞阳、繁昌、南陵、铜陵、贵池、青阳、泾县等多个市县，以及江西瑞昌和湖北大冶、阳新等长江沿岸地区发现的数百处古代采矿和冶炼遗址可兹证明。繁汤(阳)位于今淮河以北的河南省新蔡县，可能是当时南北方铜料的集散地。但关于商周时期江南铜向中原地区的输运路线，需结合考古资料进行研究，建议在两个方面加强研究：一是长江中下游铜矿带地区的矿冶遗址调查、发掘与整合研究，目前安徽、江西和湖北三省的文物考古研究所分别在铜陵、瑞昌和大冶开展的田野发掘工作应能提供大量新资料；二是开展相关冶铸遗物的科技检测工作，尤其是要加强对分布在南北方交流通道上的遗址和墓地出土冶铸遗物的检测工作。 《周礼·考工记》是先秦古籍中重要的科学技术文献。关于《考工记》的成书年代，虽有诸多不同意见②，但大多数学者同意郭沫若对清人江永“东周后齐人所作”说法的补充，认为“《考工记》实系春秋末年齐国所记录的官书”[3]。然而，有关“六齐”所载青铜合金配制的科学性有较多争论，实质上是对“金”的涵义有不同理解。陈铁梅曾对战国青铜剑的合金元素组成进行统计分析，指出检测结果并不符合“六齐”的记载，但在大的趋势上仍不失其科学性[4]。所以，华觉明先生认为在这一问题上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正视《考工记》作为史料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价值，同时也要“如实地把‘六齐’看成是特定历史阶段、特定地区部分青铜器件合金配制的反映，而不能要求它适用于商周时期各个历史阶段的所有地区和所有青铜器件”[5]。为此，我们开展了高锡青铜刃具的实验考古工作，以进一步了解这种特殊材料的使用性能和制作工艺。 《汉书·贡禹传》记载了关于冶铸活动与森林过度砍伐造成的生态问题：“古者不以金钱为币，专意于农，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饥者。今汉家铸钱，及诸铁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铜铁，一岁功十万人已上，中农食七人，是七十万人常受其饥也。凿地数百丈，销阴气之精，地臧空虚，不能含气出云，斩伐林木亡有时禁，水旱之灾未必不由此也。”在最近调查的丰都、石柱炼锌遗址群和江西德兴、上高冶炼遗址群以及山西晋城明清时期坩埚炼铁遗址群的结果，也都证实了这一记载。 宋洪咨夔《大冶赋》全文2671字，采用的是中国古代典籍中罕见的“赋”的文体。书中记载了当时饶州等地的金、银、铜的采冶技术和铸钱工艺，是反映古代矿冶史与矿冶技术的重要文献，除采冶工艺以外，该赋还广泛涉及历代矿冶源流、机构设置、管理制度、币制、币政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③。饶州为宋代矿冶重镇，赋中所记采冶技术多为作者亲历所见，翔实可靠，内容至为丰富，详述了该时期金、银、铜的采选、冶炼技术。其中，《大冶赋》中“黄铜”法记述了有关硫化矿石开采、焙烧、冶炼、提银等全部工艺过程，这是目前我国所见最早记载采用硫化铜矿火法冶炼冰铜和铜的文献。书中记载的水法炼铜中对“浸铜”和“淋铜”进行了区分，从而使宋代其他有关水法炼铜文献中的混淆得以澄清。该赋记载的水法炼铜法，首见于汉代《淮南万必术》的记载：“曾青得铁则化为铜”。曾青是指天然硫酸铜，它是由辉铜矿(Cu2S)或黄铜矿(CuFeS2)氧化生成硫酸铜的水溶液，色青味苦，称为胆水。当胆水和铁作用时生成铜的沉淀。这是一种方便经济的炼铜方法，宋代有较大发展。据《宋史·食货志》等记载，北宋时南方采用胆水浸铜的地区共有11个。这一炼铜方法在碑刻中也有记载。张潜(1025-1105年)，字明叔，江西德兴人，曾编撰《浸铜要略》献于朝廷，是湿法炼铜史上的重要人物。20世纪70年代，在德兴吴园村农民改土造地时，出土了张氏墓志、行状、墓褐多通，其中，《宋故通直郎致仕赐纷鱼袋张公行状》碑记载，墓主张潜“尝读《神农书》，见胆矾水可浸铁为铜，试之信然。曰，此利川术也，命其子甲献之。朝廷下其法，诸路岁收铜数百万”[6]。 2004年以来，我们多次赴重庆丰都、石柱炼锌遗址群进行了田野调查，在调查中发现两个碑刻记载了当地的有关矿冶活动。其一立于石柱都会村至大风门遗址的山道边，记载了清代当地百姓集资修建道路和集市等情况；另一个是老厂坪遗址附近一座清代墓葬的墓碑，记载了来自江西的墓主曾兆谦生前从事采矿和冶炼的情况。 宋沈括《梦溪笔谈》和明宋应星《天工开物》等百科全书式著作中关于冶金术的记载较多，包括瘊子甲的制作、炼铁和炒钢的连续生产、灌钢工艺、锌的冶炼、日常金属用具和大型金属器件的制作等等。其中《天工开物》中炒钢技术的记载和图示，给复原古代炒钢技术提供了明确资料，但基于目前的考古资料及实验分析结果，我们尚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炒钢判定标准；该书对炼锌技术的记载，在调查与发掘的重庆丰都炼锌遗址中得以验证和丰富。 地质矿产资料的收集整理是文献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矿冶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迄今，全国各地主要矿区均经过地质矿产调查，各地收藏的地质调查报告如汗牛充栋，其中不少报告列出了在调查中所发现的遗迹、遗物，有的更详细记录和分析了古代冶金技术。如，于锡猷先生于1940年写的《西康之矿业》中，对生产镍白铜的矿产有如下记载：“会理镍矿发现后，即有人用铜矿与之混合冶炼，然不知其为镍，故呼之为白铜矿。人从其带有黑色，又呼之为青矿”。从中不仅可知镍白铜的原料比、冶炼设备，还知道冶炼的中间产物和最终产物以及冶炼步骤。因此，地质矿产资料的收集是系统开展某一地区冶金考古工作的必要前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