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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矿冶遗址的保护与展示 发现和发掘的大批古代矿冶遗址是工业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正确的保护和充分的展示是应有之义。注重考古发掘、保护和复原展示，积极开展实验考古研究，推动公众考古发展，是目前考古学的真实写照。中国考古学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始终倡导“为历史、为人民”的价值观。1984年苏秉琦先生指出中国考古学的两个主要特点：“一是它同各门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互相渗透。”“二是它要面向社会。就是面向人民群众，面向未来。”1987年他又指出：“考古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它将越来越大众化，真正成为人民的事业。”以文物的发现、保护、利用、传播为核心的一系列实践性公众考古学活动，与西方公众考古学理念是一致的。近年来，考古界开展的公众考古活动较多，并成立公众考古研究机构，召开相关学术会议，取得了较好效果。矿冶遗址的研究、保护与展示工作正体现了这一发展趋势。 国际上关于矿冶遗址保护的条款主要体现在3个国际公约中，分别是《威尼斯宪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和《有关工业遗产的下塔吉尔宪章》，这些宪章和公约为矿冶遗址的保护提供了可靠依据和切实可行的保护准则⑤。截至目前，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60处工业遗址(包括工业城镇、工业景观、交通设施、矿冶工业及相关水利水运设施、制造加工等多种类型)中，矿冶工业及相关遗址有22处——美洲的波多西城、瓜纳华托古镇及周边矿区和古萨卡特卡斯银器加工中心，欧洲的恩格尔斯堡铁矿场、铁桥峡谷、弗尔克林根铁矿场、布莱纳文工业景观和法伦铜矿山采矿区、日本的石见银山炼银遗址等。这些工业遗产保护与展示可总结为4种经典模式⑥： 1)原生态保护模式，以日本石见银山遗址为例，对遗址不加以大规模改造而原样保存； 2)原址改建主题博物馆模式，以英国铁桥峡谷为例，将矿冶遗址原址保留后建成主题博物馆； 3)大规模改造模式，以德国鲁尔盖尔森基辛德炼钢厂为例； 4)景观公园模式，以德国鲁尔泰森钢铁公司旧址为例，对遗址进行必要的生态修复和规划后建成景观公园。 这些实践工作极大地丰富了矿冶遗址保护与展示的理论研究。 日本石见银山银矿遗址在申遗过程中，经历了漫长而精致的保护过程。自停止采矿冶炼活动之后，日本政府、学术组织、民间团体和当地民众开始对该遗址进行研究和保护工作，1969年到2008年期间，多处遗产被指定为国家文化财(类似我们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设立专门的石见银山遗迹保存管理委员会，对遗址进行管理和研究。在保护和展示中，注重原生态的保护与利用，限制过度的旅游开发，将采矿遗址、城堡遗址、历史街道、古建遗迹和交通设施作为一个整体的生态历史文化保护区。终因“采矿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理念、有效的保护设施和扎实的研究工作，石见银山银矿遗址于200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日本的传统踏鞴(たたら)冶铁制钢工艺曾生产出大量高质量的钢制品，为研究和复原这一古老技术，日本踏鞴研究会不仅对日本古代炼铁技术进行系统调查与考古发掘，也对中国和韩国的古代冶铁遗址进行考察，并根据这些考古资料，组织冶铁实验考古研究。他们从矿石、燃料、鼓风、炉型结构、冶炼流程等多方面，严格按照古代技术状况进行模拟，以揭示更多关于古代炼钢技术的信息，完成多种形式的公众展示，在学术界和社会公众中反响较好。 从上面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对矿冶遗址历史和科学价值的充分揭示是保护工作的前提，而正确的研究方法又是信息提取的基础。考虑到矿冶考古研究涉及采矿、冶炼、铸造、历史、考古等多个领域，因此，对矿冶遗址的研究既需要运用历史文献学、考古地层学、类型学、民俗学和民族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需要采用环境、地质、矿业、冶炼、铸造、压力加工、腐蚀与防护、理化分析和年代测定等自然科学的技术与方法。 根据最近几年的工作经验，我们对古矿冶遗址的研究和保护工作有一些深刻体会。 首先，需要确定正确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重点，构建稳定的研究团队。目前，全国各地已发现古矿冶遗址数千处，但限于研究经费和研究人员，只能对确定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遗址进行系统调查研究，将工作做好、做透。目前，国内已经形成几个稳定的冶金考古研究小组，主要研究内容集中在中国冶铜技术起源、冶铁技术早期发展和炼锌技术的发明等具有较大的考古价值和科学价值的古矿冶遗址方面。相信通过古矿冶遗址的田野调查和实验室研究建立起的冶金技术发展序列，能够为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等研究提供可靠的科学资料。 其次，还要有合理的研究方法。古矿冶遗址研究是集多学科为一体的综合研究，所以在研究方法上要有所选择。成熟方法要推广使用，更应深入发展，新的方法也要引入。例如，关于古代金属矿料来源研究，目前应用较多的是铅同位素比值和微量元素分析方法，尽管有所争议，但取得的成绩同样有目共睹，在深入发展的基础上引入新的手段或思路是必要的。 最后，在对古矿冶遗址的科学价值进行研究的同时，相应的保护研究应同时展开，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遗址的长久保护。事实上，我们在田野考察中也贯彻了这一思路。 在调查研究中发现，我国古矿冶遗址的保护有较多问题：一是大多数矿冶遗址没有强有力的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有些国保单位仅仅只有一块石碑，导致一些重要遗址不断被自然或人为破坏；二是缺乏完善或切实可行的遗址保护建设规划，在已调查的大部分矿冶遗址中，有保护规划的只是少数；三是遗址保护与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的矛盾比较突出，因为大部分矿冶遗址仍处于现代矿山之中，具有较大的开采价值和经济效益，一些不法矿主的私挖盗采使遗址的保护受到严重威胁，由于处于矿区，遗址附近的环境质量也不佳。针对这些情况，我们认为，应该在完善管理体制的同时，充分发挥媒体、学校和管理机构的宣传、教育及监督功能，提高政府、普通民众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在编制有操作性的保护规划的基础上，注重现实和历史环境的复原与保护的整体保护方式；根据历史背景、采冶流程等自身特色，创造公众多方位参与的途径和方法，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原则，加强对古矿冶遗址的科学开发。 在调查研究中还发现，对近现代矿冶遗址的研究和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更多，由于受“详远而略近”观念的影响，对这方面重视程度不够，导致研究和保护工作较为薄弱。幸运的是，目前这种情况已得到国家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重视。国家文物局对工业遗产的研究保护工作发出特别通知，有计划地组织开展相关研究和保护工作，并以“博物馆日”和“文化遗产日”等活动为契机，大力宣传工业遗产的价值，促进了社会各界对工业遗产的认识，取得了较好效果。国土资源部通过建设国家矿山公园的工作，使具有重要保护价值、观赏价值的矿冶遗迹得到保护和科学的开发利用。我们相信，随着研究与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会有更多的研究成果、更成功的保护案例出现在工业遗产的研究与保护工作中。在矿冶遗址的保护与展示方面，我国拥有数量众多、历史悠久、技术体系完整的矿冶遗址，尽管其保护的难度较大，特别是当经济发展与遗址保护相矛盾时，保护工作遇到的阻碍更多，因此，相关的保护技术和措施更有待进一步提高，但在保护与展示方面也有较多的成功案例，如，安徽铜陵和湖北大冶铜绿山矿冶遗址的保护与展示工作，在当地的文化建设中就起到了重要作用。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我国尚无一例矿冶遗址被列入世界工业遗产名单，这也说明了我们工作的不足。因此，系统总结矿冶遗址研究、保护与展示的经验与教训是十分必要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