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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破解困局的筹饷之策 太平天国事起，国用耗费以军饷为最巨。咸丰二年七月下旬前，户部北档房军需支出总单中，广西军需已达1140万两，湖南390万两，湖北45万两，贵州20万两，户部左侍郎王庆云断言军兴以来户部筹拨已达1600万两。(36)这与光绪年间王闿运所称户部在指拨600万两后，内外均陷于困窘，户部开始空文指拨的说法差距较大。(37)清代国用遵循出入相权的方针，“大抵有一进项，必有一出项，针孔相需，势不能骤集无艺之财，以供非常之举”。(38)战争导致巨大的“例外”用款，必然使户部酌拨能力面临严峻考验，户部指拨外省军费实质上进入“虚实相半”时期。所谓“虚”，即指定拨款有相当部分是没有把握的。(39)咸丰二年五月上旬，谕旨令户部“宽筹”军费。 咸丰帝对于军费供支的现状究竟掌握多少?八月初三日咸丰帝召见王庆云，大致了解到库储空虚的严重程度。王庆云感知咸丰帝对军费供支能力的担忧，“上每问及度支，似微有太息者，惜为时太暂，尚未能极论之”。(40)三月份以来，咸丰帝虽下旨求言以集思广益，推广捐输以开拓财源，但成效不彰。(41)清廷甚至明令非战区省份督抚将本省能够贡献的实银上报户部，每省或30万两，或20万两，于一月内奏到，(42)拨解危机十分明显。 困顿之下，八月十二日，咸丰帝紧急下达特旨，责令宗人府、御前大臣、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户部大臣集体商议军费筹拨的大政方针，(43)此处称之为清廷“高层会议”，它是清代应急决策的重要形式，也是咸丰朝举行的第一次高层会议。 这次特旨责令召开的高层会议，揆诸后续记载，并未召集所有重臣举行集体会议，仅由主稿衙门(户部)派出司员等“分送片稿，各衙门堂官随同画诺”。(44)这亦反映出清廷高层会议制度早已流于表象，对军费危机的严重情形反馈无力。依靠这样的应急机制处理军国要政，实非咸丰帝处置财政危机的初衷。事后，咸丰帝从载铨处得知，“近年以来，凡遇会议事件，或托故不到，或推诿不言，或且藉端闲谈，置公事于不问。其首先发言之人，或目为擅专，或笑其浮躁，甚至遇有交议，并不会集”，(45)他因此警告王大臣，不得再行违制。 特旨下达近一月后，第一次高层会议的结果才初有眉目，相关具体章程则又延迟一个半月才得以出台。九月初八日，由御前大臣定郡王载铨领衔、以户部主稿的奏折提出23条建议。这些建议大致分为五类，即捐输类、官犯赎罪捐纳类、替代实银支出类、田房税契整顿类和金银矿藏开采类。(46)咸丰帝否决了第二类中关于遣往新疆官犯赎罪捐纳一条。(47)23条中，载铨等人最看重的是捐输类举措可以“剋期呈缴现银”。(48)京师内外围绕官员、富户捐输展开动员工作。从两个月后户部奏报来看，各省督抚、将军以及所属文武官员捐银129万余两，绅商士民捐银424万余两。绅商士民捐输以山西、陕西、四川三省最多。山西捐银159万余两，陕西93万余两，四川78万余两。(48)其他措施，短时间内成效难以彰显。上述捐输收益，数额虽可观，但更多的是报捐额数，真正将实银缴入藩库或部库，还有一个过程。户部的放款，难以为继。 咸丰二年冬季，君臣筹饷除捐输外，钞法改革、铸造大钱成为热议的内容。陕西道监察御史王茂荫建议在战区省份铸造大钱，既可流通解困，又可缓解军饷需求实银的压力。(50)广铸大钱、钞法改革一度成为户部缓解困境的重要举措，户部尚书祁寯藻为推行钞法、增铸大钱不遗余力，(51)以至于各地铜材极度匮乏，各种禁用铜器的声音此起彼伏。(52)广铸大钱带来的成效实难估量，导致的“钱祸”却相当突出，负面评价比比皆是。(53)此一时期，户部指拨各省军费，由原来的“虚实相半”发展到“多属子虚”阶段。(54)江西饷匮，户部虽然指拨，但多数“均系无著之款”。(55)湖南邀款200万两、河南请拨200万两，谕旨大都俞允。(56)户部却面临内帑难以屡邀，部库空虚异常，各省自顾不遑的窘境。 咸丰三年春，太平军围困南京等长江中下游重镇，形势极为严峻。二月初，惠亲王绵愉等奏请钦派大员统帅重兵南下，遏制太平军的凶猛势头，所调马步各兵超过两万名，后备部队亦超过一万名。(57)咸丰帝亟欲早平战乱，赞成扩军计划，但庞大的军费拨解必须预作筹划。二月初四日和三月十二日，他两次颁下特旨，谕令大学士、军机大臣、九卿会同户部，迅速召开会议研究对策。(58)这就是清廷第二次高层会议。第二次高层会议上，御史文瑞与户部尚书孙瑞珍发生激烈冲突。文瑞提议高官作豪举捐献，辞色甚厉，引起孙瑞珍的不满，孙氏自述家资，“出语粗俗，形同市井无赖，至有赌咒之言”，一再证明自己并未如传闻那样暴富，两人冲突甚烈。咸丰帝批评两人“不识大体”。(59)这次高层会议的建议除了集中体现在大学士裕诚等人的奏折中外，还包括户部议覆汪振基崇俭节用一折、都察院御史文瑞单独上奏所提出的筹款意见以及大学士等人三月二十三日呈上的两个奏折。 户部、裕瑞、文瑞等人的奏报，主要包括京城开征铺租、裁减各省文武养廉银、提取各省官当各商成本银两、广加学额以推动捐输，并请求拨解内帑银50万两，以应急需。(60)内务府购买杂物，银钱各半使用，以求推广大钱。(61)文瑞提出富宦捐输的设想。(62)御史富兴阿更大胆提出“在京服官之卓秉恬、孙瑞珍、穆彰阿、耆英富厚之名，昭然在人耳目，若此四家共襄二三百万两，实为易易”。(63)户部侍郎王庆云对此类举措表示理解，但又颇感为难，“富侍御封奏某某拥赀之数，或数百万，或数千万，意在借饷。人情可知，时事若此……原奏‘四家共襄二三百万实属易易’等语，不特臣等未有真知确见，即该御史亦但系约略之词，何能以传闻之言遽行派勒?”(64)揆诸多种当事人的直接文献，这类劝捐高官的收益并不理想。 翰林院侍讲崇实记述了穆彰阿等高官捐输的情景。高官到达户部衙署后，事先协商一致，仅接受捐出一月之内可以筹措的实银，其余家财不愿献出，勒捐场面曾出现穆彰阿率先哭泣，带动富宦诸人哭声一片情景。(65)咸丰帝则“殊怒穆彰阿，故构此局”，因而允准令其献财。(66)本次勒捐所得与期望相差甚远，僧王仍想继续抑勒，而恭王则担心将来攻讦之弊，极力劝止，这场勒捐高官的活动不得不终止。王庆云慨叹：“扰攘半日，所捐不及二十万，于体已亵，于事无补。”(67) 从绵愉、祁寯藻等人的奏报看，京师官员此前已经捐过实银，本次每人所报实银数额各不相同，兹列简表如下。(68)  上述官员捐献实银总额为446000余两，其中本次捐献数额为297000余两。就京师官员捐献而言，不足称道。(69) 咸丰三年三月二十三日大学士呈上的两个封奏，提出军费筹措方案则相对实际。首奏提出的方案包括六个方面，第一个举措是将江西、河南、四川三省实存仓谷513万余石分别糶卖，所得谷价银两解赴军营粮台；第二是将河南贾鲁河岁修项下30余万制钱解赴大营；第三，鉴于南方作战地域江河湖泊较多，酌减马匹，节省银两；第四，作战地区筹运制钱，调剂使用；第五，允准捐生赴粮台报捐；第六，变通捐输则例，允准出资人为五服之内亲属、同宗、外姻有服亲属报捐请奖。首奏在二月份裕瑞请拨内帑50万两的基础上，又奏请加拨内帑100万两，支持扩兵计划。(70)次奏主要是请求进一步变通捐输办法，鼓励推行“常例”之外捐输；允准捐输军功，并可世袭，以扩大悬赏范围。(71) 第二次高层会议上提出的变通捐输建议，咸丰帝准令实施。(72)捐输筹饷是咸丰初年各地谋划军费问题的首要事项，完善省份首当其冲，即便是战区省份亦不例外。曾国藩在湖南办团练由劝捐发展到勒捐；(73)江苏办捐的力度更大，以至于有人函称：“常昭本少殷实之户，既已搜刮无遗，而居民铺面又多迁徙，几至劝无可劝，捐无可捐。”(74)苏省仪征一邑屡屡办捐，“每一官履任，则必指捐一次”。(75)实录馆协修江苏人徐鼐奉命在乡办理团练，唯一的军费来源即是劝捐，每年约收到20万贯。(76)据此可知，各类捐输俨然成为解决战区军饷问题的首选事项。咸丰三年二三月是京师各官商议筹措军费的关键时期，除大学士、御史等提出各类筹措军饷的建议外，兵部尚书桂良亦提议将内务府广储司银库闲置重约2000余斤的3口金钟变卖或熔铸，(77)这批金钟倾熔之后铸成金条，共计8503块，重约27030两。(78) 咸丰三年夏，祁寯藻透露，筹拨和外省截留总数达2963万余两，粮台有六七处之多，但户部银库仅存22万余两，窘困情形可见一斑。(79)户部放款计划严重收缩，停发官员养廉银等紧急措施亦纷纷出台。(80)十月十九日，国子监司业崇福不得不在田赋地丁方面筹划，提议将山西地丁“借征”一年。因事关重大，咸丰帝令和硕亲王奕新、军机大臣、大学士会同户部堂官集体研究，提出允否方案，清廷第三次高层会议在此背景下召开。 崇福“借征钱粮”计划之所以选择晋省，是由于该省地丁每年高达300余万两，而且向来罕有拖欠。第三次高层会议召开时，奕訢等人建议将田赋借征范围扩大到四川和陕西两省，三省如果征解有力，一年所得总计可达470余万两。(81)第三次高层会议的建议当日即得到咸丰帝批准，责令晋、陕、川三省督抚尽快实施。(82)“借征”、“预征”虽在顺治朝和“三藩之乱”期间实行过，但其后均被禁止。(83)咸丰帝允准这一权宜之计，意味着清廷库储已到水尽山穷地步。但“借征”钱粮名目终究与清朝永不加赋祖制有异，易干清议。谕旨下达三天后，右庶子麒庆即上奏反对借征之举，但时势所迫，麟庆之折只能作“存记”处理。(84) 谕旨甫下，山西巡抚恒春首先上奏表示碍难借征。咸丰帝对异议首先来自山西既感意外又不甚满意，批评恒春顾及一己之名，缺少大局观念，“不可首倡难办之议，使恩归于己，怨归于上也”。(85)恒春藉口晋省正在办理盐商预捐盐课，可以得到二三百万两收益，又再度请求暂缓本省借征钱粮。也有同道认为晋省增加地丁、厘捐，远不如劝办捐输有益。(86)晋省官员呼吁减少户部指拨，使该省稍有喘息机会，以便更有效地拨解京饷和协济他省。(87)这类理由虽合理正当，收益亦符合户部预计，但借征钱粮涉及三省，亟待推行，谕旨对其批评更为严厉：“借征一节，系三省并办之事，该省因有盐课藉口停办，其余二省无可措词者又当如何办理?……朕前次谕旨指示甚明，该抚悉心体会，自能办有成效，毋庸再为渎请!”(88)川省也申诉碍难再举办借征事宜，建议变通借征环节。咸丰帝并未理会，继续责令川督裕瑞坚决推行借征筹饷的举措。(89)而咸丰帝派令户部侍郎王庆云担任陕西巡抚，则与督责陕西省尽快借征举措不无关系。 扰攘经年的纾困筹策成效何在?时人评估不无参考。时至咸丰后期，工部员外郎薛福辰历数各类筹策时说：“就开源而言，宝钞已难再行，赋役亦难再加，银苗实难旺产；就节流而言，养廉已减，旗粮已汰，河防已停，成效仍不可观。”其他，“如厘捐仅获锱铢，铺捐徒昂物价，官捐、绅捐、民捐亦既财殚力痛，胥不得已再续”。(90)战区仍在扩大，清廷内外库储处于困厄之中，军费筹策不甚奏效，用款和筹饷成例必将被迫变革，酌拨经制面临权衡变通，以维持与太平军的战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