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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魏晋时期户籍文书典藏机构的变化 户籍从汉代由县、乡两级保存演变至唐代由中央、州、县三级保存，其重要区别在于县以上的地方行政机构和中央典藏户籍。这一变化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完成的，那么，县以上机构典藏户籍始于何时呢?《三国志·魏书·袁绍传》注引孙盛引曹操占领冀州后对崔琰之语：“昨案贵州户籍，可得三十万众。”(47)据此，似乎东汉末年冀州已有户籍，但《崔琰传》记此事无“贵州”二字：“太祖破袁氏，领冀州牧，辟琰为别驾从事，谓琰曰：‘昨案户籍，可得三十万众，故为大州也。’”(48)怎么看待两种不同的记载呢?陈寿(233～297)生活于魏晋之际，孙盛(302～373)生活于东晋，在无法证明孰是孰非的情况下，从史源角度考虑，我们宁可取信于年代较早的陈寿。孙盛添加“贵州”二字，大概受到了当时制度的影响，因为最晚到东晋咸和三年(328)，中央尚书省已经开始典藏户籍了，而中央户籍显然是各州户籍的汇总。当然，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遽然否定孙盛的记载也不妥当，但是，即使孙盛引语无误，也未必说明冀州一定藏有户籍。曹操所“案”的“户籍”或“贵州户籍”，可能是指冀州辖下各县的户籍，也可能指各县上计于郡的户口资料，这些资料同样以各县户籍为据，曹操将其称为“户籍”亦无大错。 《三国志》注引《蜀记》、《晋阳秋》记蜀、吴灭亡时人口资料：“(蜀)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吴)领……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49)两条资料为治史者所习知，学界多将此作为吏、兵、民分籍的证据。池田温云：“就是在三国时代，也是将户籍汇集于国都而加以统计……除了男女口之外，又写出了吏及兵，以示一般民籍与士籍兵籍之区别所在的背景，以适应身份差别显著的时代动向，可知在户籍制中也有反映。”(50)三国时期吏、民是否分别立籍，非本文关注中心，在此不拟置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池田温将两条资料与户籍相联系的做法，未必妥当，因为没有证据证明中央掌握的这些数字直接来自于户籍，从形式上看，更像是蜀、吴所辖各州上计资料的汇总结果。(51)而如上所论，汉代地方上计于中央的集簿并不包括户籍，因此，这两条资料并不能证明三国时期中央已经存有全国的户籍档案。 西晋时代，县以上机构藏有户籍，似乎有了铁证。《晋令》规定：“郡国诸户口黄籍，皆用一尺二寸札。”(52)对于此条令文，学界主要关注黄籍的书写材料是纸还是木牍，池田温、傅克辉、富谷至等人认为，黄籍是书写在简牍(木札)上的户籍，高敏则认为是写在纸上的户籍。(53)如果属于后者，由于在纸上书写誊录户籍比较便易，郡国藏有户籍是可以理解的。但后者立论没有多少依据，根据富谷至的讨论，我们宁可相信西晋的黄籍是以木牍为书写材料的。本文认为由于汉代户籍以简牍为书写材料，因此县以上机构不具备典藏户籍的条件，对于西晋郡国户口黄籍写在简牍上该如何理解呢?问题的关键在于对“黄籍”的解释。学界均将“黄籍”与“户籍”对应，认为黄籍即户籍，但笔者认为，更为合理的解释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户籍是黄籍，但黄籍不一定是户籍，其范围较户籍为大，举凡与户口有关的文书档案在当时可能都称为“黄籍”，所谓“郡国诸户口黄籍”，也许指县上计于郡国的户口档案。当然，这种解释属于臆测，但我们同样无法证明，黄籍仅与户籍形成唯一的对应关系。所以，《晋令》的规定，并不意味着郡国机构藏有户籍。 众所周知，纸在西晋时代已经开始普及，“洛阳纸贵”的故事就是典型的例证。但是，如富谷至所论，由于户籍类的行政文书“具有固定的形式和格式，通用于所有官署，在一朝一夕改变沿袭过去的王朝户籍样式本来是不可能的，只有凭借某种大规模的国家改订事业才会变得可能。无论纸张如何普及，旧有的文书行政系统也不会轻易改变，在此，需要有促成变化的外在压力和一定的时间”。(54)魏晋户籍仍以简牍为书写材料，而这又会限制县级以上行政机构对户籍的典藏，这也许意味着三国和西晋时期，户籍的收藏仍为县、乡两级制。 中央典藏户籍，在东晋咸和年间就比较明确了。《通典·食货》：“梁武帝时所司奏，南徐、江、郢逋两年黄籍不上。尚书令沈约上言曰：‘晋咸和初，苏峻作乱，版籍焚烧。此后起咸和三年以至乎宋，并皆详实，朱笔隐注，纸连悉缝。而尚书上省库籍，唯有宋元嘉中以来，以为宜检之日，即事所须故也。晋代旧籍，并在下省左人曹，谓之晋籍，有东西二库。既不系寻检，主者不复经怀，狗牵鼠啮，雨湿沾烂，解散於地，又无扃滕。此籍精详，实宜保惜，位高官卑，皆可依按。’”(55)沈约说东晋咸和三年以前的版籍由于苏峻等人的叛乱，荡然无存，这旧的版籍内容如何不得而知，但他说藏于下省左人曹的咸和三年到刘宋初年的晋籍“并皆详实，朱笔隐注，纸连悉缝”，应该是相较旧籍而言的。也就是说，与焚毁的旧籍相比，咸和三年以后的晋籍内容更加详实，而且以纸为书写材料。 沈约的上书是针对梁代南徐、江、郢三州连续两年不上黄籍提出的，他所说的“晋籍”自然与梁代黄籍相对应。那么，所谓“晋籍”是否如前文所说，仅是州上计于中央的户口统计数字呢?从“并皆详实”、“此籍精详”分析，应该不仅限于户口数字，还包括了其他更加丰富的内容。沈约一再提及宋元嘉二十七年以后黄籍的弊端，并建议以晋籍检校。沈约没有提及晋籍的具体内容，他历数元嘉以后黄籍的弊端，也只有“落除卑注，通官荣爵，随意高下”比较具体，但元嘉以后黄籍存在的问题，齐高帝建元二年所下诏书有明确的表述：“黄籍，民之大纪，国之治端。自顷氓俗巧伪，为日已久，至乃窃注爵位，盗易年月，增损三状，贸袭万端。或户存而文书已绝，或人在而反托死叛，停私而云隶役，身强而称六疾。”虞玩之回答诏书又云：“又有改注籍状，诈入仕流，昔为人役者，今反役人。又生不长发，便谓为道人，填街溢巷，是处皆然。或抱子并居，竟不编户，迁徙去来，公违土断。属役无满，流亡不归。”(56)综合三人的说法，可以知道，中央掌握的黄籍要求注明每位家庭成员的年龄、家庭关系、爵位、官职、健康及服役状况、身份(僧俗)、门第等。这些内容远远超出了汉代郡国上计于中央的计簿，较之秦汉户籍也更为精详。晋籍未必能与此一一对应，但沈约一再建议以晋籍作为检籍的标准，就此推测，晋籍记载的具体内容当与齐高帝、虞玩之所说相去不远。东晋以后户籍内容如何，现在并不清楚，但就一般情况而言，不会超出以上诸项。东晋中央既然能够掌握如此精详的簿籍，那么，掌握户籍的条件也就完全具备了。 根据沈约的上书可以知道，东晋南朝中央掌握的簿籍是由各州提供的，则各州藏有户籍自是题中应有之义。有人认为，南朝郡级政府没有造籍之责，依据是上引虞玩之奏表有如下记载：“凡受籍，县不加检合，但封送州，州检得实，方却归县。”但是，王僧虔任职吴兴太守，曾“听民何系先等一百十家为旧门”，(57)如果造籍不经过郡一级，王僧虔是没有机会将何系先等点为旧门的。实际上，虞玩之所说的，并非造籍程序，而是检籍程序，检籍开始，各县把户籍封合送州，州检查完毕，退县改正，郡、县两级都没有检籍的权力。(58)但纂造户籍，却是郡、县各有其责。可以说，东晋南朝时期，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各机构都藏有户籍。 东晋咸和年间发生的这一转变，是以苏峻之乱为契机的。苏峻之乱焚烧了此前写在简牍上的户口资料，迫使中央不得不重新编造簿籍，这就是富谷至所说的“外在的压力”，而此时纸的使用已完全普及。东晋政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下令地方各级政府一律用纸书写户籍，并将其最终上计于中央。这样，简牍时代仅由县、乡保管的户籍经由这次外力的作用，一跃而变为纸张时代的中央、州、郡、县四级保管制。 差不多与东晋同时，北方后赵政权建立了州郡保管户籍的制度，《晋书·石勒载记》：“以右常侍霍皓为劝课大夫，与典农使者朱表、典劝都尉陆充等循行州郡，核定户籍，劝课农桑。”(59)霍皓等人核定州郡户籍未记年月，按《载记》，此事发生于石生攻前赵河内太守尹平及石生被晋将郭诵打败之间，《通鉴》将石生两事系于东晋太宁二年(324)正月，(60)可知核定户籍也在此时。后赵州郡保管户籍之制应该始于后赵建立政权之时(319)，后赵属新兴政权，没有任何文书档案可以继承，文书档案制度的建立必须另起炉灶，在纸张普及的情况下，包括户籍在内的所有文书以纸为书写材料属必然之举，由此，县级以上的州郡保管户籍档案也就顺理成章了，这一点与东晋必待苏峻之乱等外力摧毁西晋旧有档案，再以纸为书写材料，重新建立新档案有别。州郡建立一套全新的户籍档案，程序相当繁杂，短期内难以完成。所以，后赵建立伊始，中央肯定没有保管户籍，但既然以纸为书写材料，中央典藏户籍是迟早的事情，也许石勒派霍皓等核定州郡户籍，正是为此做准备。 《苻坚载记》载，前秦灭前燕，“坚入邺宫，阅其名籍，凡郡百五十七，县一千五百七十九，户二百四十五万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百九十八万七千九百三十五”。前燕全国的户口虽然同样只是数字统计，但与两汉仅仅以州郡户口数字为基础不同，而是中央根据其所典藏的户籍档案做出的统计。因为在此前两年，燕主慕容暐曾接受尚书左仆射悦绾检括荫户的建议，而悦绾“自力厘校户籍”，最终括出荫户二十余万。(61)后赵灭亡后，其掌握的户籍档案未必随之销毁，很有可能经过辗转流徙，最终落入了同样以邺城为首都的前燕政权之手，悦绾厘校的户籍可能即后赵户籍。此后，南燕又以尚书韩行台尚书，“巡郡县隐实，得荫户五万八千”，(62)性质与悦绾阅户相同。 北魏政权对户籍更为重视，早在延兴三年(473)，“诏遣使者十人循行州郡，检括户口”；太和五年(481)，朝廷颁布户籍之制五条；太和十年，建立三长制，“定民户籍”，阎庄被任命为定户籍大使，尧暄则为东道十三州使，“更比户籍”。(63)北魏括户、定籍雷厉风行，特别在太和改革以后表现得尤其突出，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州郡县，典藏户籍是必然之举。承袭北魏制度的东魏、北齐同样重视对户籍的管理。东魏孝静帝武定二年(544)，孙腾、高隆之被任命为括户大使，“分行诸州，得无籍之户六十馀万，侨居者皆勒还本属”，反映州郡藏有户籍；北齐度支尚书所统左户曹，“掌天下计帐、户籍等事”，反映中央藏有户籍。(64)西魏户籍政策是由苏绰制定的，史称“绰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计帐、户籍之法”。(65)“户籍之法”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隋平定江南，苏绰之子苏威“奏言江表依内州责户籍”。(66)苏威每以推行其父政策为己任，他要求江南诸州依内州惯例上报户籍于朝廷，应该就是苏绰户籍之法的一个组成部分，这说明西魏、北周中央以及县以上的地方机构掌管户籍，在“户籍之法”中是有明确规定的，而隋唐户籍管理之法即主要承袭苏绰之制而来。 以上讨论了汉魏时期户籍典藏机构的变化及原因，可以概括如下：两汉时期，由于户籍文书以简牍为书写材料，造籍需要耗费相当的人力、物力，收藏保管也需要相当的空间，而且查阅也相当不便，因此，中央及州、郡并不具备收藏户籍的条件和意义，其时户籍文书仅由县、乡收藏。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三国西晋，东晋十六国以后才发生了改变。其时东晋承袭的西晋旧籍遭战火焚毁，东晋重新造籍，以纸为书写材料。十六国政权中立国较早的后赵纂造户籍属于白手起家，自然也以纸为书写材料。书写材料的变化，使南北政权中央和地方各级机构收藏户籍成为可能，自此，县以上各级政府收藏户籍成为定制，并为隋唐所继承。以上变化并非没有意义，县以上各级地方机构乃至中央保管户籍，意味着国家控制民户的能力较两汉大大增强了，这是一个时代的巨变，这一变化与其他诸领域的重大变化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独具特质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并为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奠定了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