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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关于宋高宗赵构“朕最爱元祐”一语，应该放到南宋初年政权重建的过程及具体政治情景中去理解。南宋政权重建的最初历程是两次政权转移：一是从张邦昌至孟太后，二是从孟太后至赵构。在这一历程中，孟太后是转移之枢纽，赵构称帝最主要、最实质的合法性基础即来自孟氏的迎立。但是，孟氏废后的身份却影响了这一基础，而孟氏的命运又系于朝廷对元祐政治的评价；因此，赵构在绍兴重修神宗、哲宗《实录》的场合中提出“最爱元祐”，主要是为了加固自己的合法性基础。总之，赵构之“最爱元祐”一语，主要不是北宋晚期所谓“新旧之争”的继续，而是政权重建这一全新历史任务的产物。 【关 键 词】宋高宗/孟氏/张邦昌/元祐/合法性 【作者简介】方诚峰，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南宋绍兴四年(1134)八月，宋高宗赵构召见直史馆范冲，交谈中，范冲先对王安石变法作了一番批判，赵构接着说：“极是，朕最爱元祐。”② 赵构“最爱元祐”一语到底应怎么理解？从对话来看，似是赵构在熙丰与元祐两种政治路线之间作了一个选择；且当时朝廷正改修北宋神、哲两朝《实录》，负责人范冲即“元祐党人”范祖禹之子；因此有学者认为，“党祸与宋廷一并南移”，“北宋党争的余波”极大地影响了南宋政治。③当然，因为北宋名义上亡于“新党”之手，故朝廷此时修史，也意在用改写历史的方式，回答现实政治中对“国事失图”的追究。④ 还有一些学者比较关心“元祐”这一旗号在现实政治中的作用。有学者指出，南宋君臣心目中的政治指归并非“元祐”，而是“嘉祐”，而之所以有“最爱元祐”之说，一是北宋后期政治的惯性所致，二是因为元祐之政的本质就是复行仁宗之政。⑤从这个意义上说，“最爱元祐”的口号，契合了当时立国过程中所一直秉持的“祖宗之法”的旗帜，在非常时期，这绝非空洞的口号，而是有着凝聚人心的实际意义。⑥ 上述看法都指出了两宋政治的连续性，并将赵构“最爱元祐”一语放入了这一脉络中作理解，各有其长，是可以并存的。不过，本文试图就南宋初年的具体政治情景，对赵构为什么说“朕最爱元祐”提出另一补充性的解释。这种解释强调的不是两宋政治的连续性，而是断裂性。 一、修史 “最爱元祐”一语起于绍兴修史。绍兴修神、哲两朝《实录》，以《哲宗实录》为急，《神宗实录》次之，因为《神录》尚有朱墨本可资考证；而哲宗朝载籍先为蔡京焚毁，又遭南渡之祸，如果现在不修，待数年之后故家凋零、耆旧老死，就更加难以进行了；而《哲宗实录》改修的重中之重，又是所谓的“宣仁圣烈皇后诬谤事”，⑦即指元祐时期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高氏有废哲宗另立之意。相应地，范冲于绍兴四年八月入对后不久，即“条上宣仁圣烈皇后诬谤事”。⑧ “宣仁圣烈皇后诬谤事”之所以是当时修史的重点，据赵构所言： 顷岁昭慈圣献皇后诞辰，因置酒宫中，从容语及前朝事，昭慈谓，宣仁圣烈皇后诬谤，虽尝下诏辩明，而史录所载，未经删改。朕每念及此，惕然于怀，朝夕欲降一诏书，明载昭慈遗旨，庶使中外知朕修史之本意也。⑨ “昭慈”即哲宗孟皇后，赵构的伯母。故赵构自己所吐露的修史之本意，不是因为士大夫有呼吁，而是出自孟氏的“遗旨”。而据李心传的考证，该“遗旨”当出自建炎四年(1130)孟氏的生辰宴会上，她对高宗说： 吾老矣，幸相聚于此，他时身后，吾复何患？然有一事，当为官家言之：吾逮事宣仁圣烈皇后，求之古今，母后之贤，未见其比。因奸臣快其私愤，肆加诬谤，有玷盛德。建炎初虽尝下诏辨明，而史录所载未经删定，岂足传信后世！吾意在天之灵不无望于官家也。⑩ 李心传于此评论道：“其后更修神宗、哲宗两朝《实录》，概张本于此。”概言之，绍兴年间重修神、哲两朝实录，以《哲宗实录》为急；而重修《哲宗实录》的首要任务，是辨高氏之诬谤；归根到底，这些又是出自孟氏的旨意——将高宗与“元祐”联系起来的，是昭慈圣献皇后孟氏。因此，在理解赵构“最爱元祐”一语的时候，必须要特别注意孟氏与赵构的关系，这就涉及了南宋开国史中赵构登基这一重大问题。此前人多有述及，本文接下来对此事的细节再作一些强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