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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即真之诏 与许多其他皇帝一样，赵构登基也面临合法性的问题，但他的挑战不在于自己的身份有问题，而是父兄仍在世，故自登基前夕一直到建炎三年的苗刘之变，一直有人认为他不应该在当时的情况下称帝。(11) 赵构于靖康二年(1127)五月一日称帝；之前四月九日，大元帅府僚属集议称帝事，其中宗室仲琮等认为赵构不当即位，而应行东晋武陵王司马遵故事，承制行事，被赵构幕府群僚责难，汪伯彦《中兴日历》记耿延禧反驳之语云： 公是宗室，岂不避嫌？会有窜逸自虏寨归者，传太上皇圣语：“康王可便即皇帝位。”又衣里蜡封方二寸许，亲笔二字曰“即真”。益昭天命之符，二圣相授之至意。(12) 同是四月九日的事，在耿延禧的《中兴记》中却有不同的记载，《中兴日历》认为是耿延禧之语，耿延禧本人则记为耿南仲、耿延禧、高世则三人之言，内容也有不同： 况有自虏寨归者，道上皇语云：“可告康王即大位，为宗庙社稷计。”若即位乃道君之心，宗庙社稷之福也。(13) 耿延禧《中兴记》与汪伯彦《中兴日历》最大的不同，就是只提到了传来的“上皇语”，并没有提到徽宗亲笔“即真”二字。 事实上，汪伯彦所说的徽宗亲笔“即真”二字的真实性很成问题。李心传云：“谨按《玉牒》所书上皇御笔乃八字，曹勋所进《北狩闻见录》甚详，伯彦误记也。”(14)而曹勋带着“可便即真，来救父母”八字到南京时，是当年七月，也就是赵构登基两个月后。(15) 但是，汪伯彦《中兴日历》的问题，不能仅以“误记”来解释。该书又记四月二十七日赵构之言： 上天眷命，群臣爱戴，幕属将佐上书劝进，拜叩固请至于五六，吾固辞者亦屡矣。方此踌躇以思，继又奉太上皇帝即真之诏、太母乘舆服御之意，迫不得已，敢不钦承。(16) 赵构称帝前的这番话，仅见于汪伯彦《中兴日历》。“太上皇帝即真之诏”、“太母乘舆服御之意”两者是赵构亲口说出的登基合法性来源，前者恰恰便是回应了此前汪伯彦所记“亲笔二字曰即真”。可见，五月之前的徽宗“即真”诏，在汪伯彦《中兴日历》中自成系统，经过了精心修饰，成为支持赵构登基的两大合法性支柱之一，绝非出于误记。 对于对《中兴日历》一书来龙去脉的考察，可以部分解释这一问题。高宗绍兴三年，诏汪伯彦、董耘、梁扬祖、耿延禧、高世则“编类元帅府事迹以付史馆”，“其后悉以书闻，惟伯彦所著《中兴日历》最备”。(17)李心传认为，汪伯彦进《中兴日历》在绍兴九年六月，(18)王应麟亦承其说。(19)但据《三朝北盟会编》所载，绍兴四年十二月，汪伯彦进《建炎中兴日历》。(20) 按绍兴五年九月史馆奏： 乞将宗泽《行实》与汪伯彦等所编“元帅府事迹”参照，具录进呈，断自圣意，付之史官。(21) 《中兴日历》应是“元帅府事迹”之一，既然绍兴五年的时候汪伯彦等所编“元帅府事迹”已然进呈了，汪伯彦怎么会又在绍兴九年才上《中兴日历》呢？《系年要录》又载，绍兴六年(1136)四月史馆上《大元帅府事迹》十卷；(22)又《南宋馆阁录》卷四“修纂”云，绍兴六年四月，史馆上《皇帝元帅府事实》十卷，其小注云：“先是，汪伯彦上《建炎中兴日历》，乞付史馆纂述，至是书成。”(23)则是汪伯彦先上《建炎中兴日历》，然后才有《元帅府事实》之修纂，前者乃是后者之依据。因此，汪伯彦《中兴日历》绝不会晚至绍兴九年六月才上，李心传所说有误，当以《三朝北盟会编》为是。 概观赵构元帅府时期历史的编纂过程，乃是先有汪伯彦《中兴日历》等回忆录，这些回忆录的总称应是“元帅府事迹”，它们最终被付之史官、修纂成《皇帝元帅府事实》。(24)在从回忆录到《皇帝元帅府事实》成书的过程中，赵构“断自圣意”是非常重要的环节，赵鼎就曾因“史院编类元帅府事迹有可疑者”向赵构征询意见。(25)因此，对于《中兴日历》关于五月之前“即真”诏的记载，赵构没有理由不知道它与其他记载的不同。是否有“即真”之诏，自己是否说过那番话，他最为清楚。他默许了这一记载的存在并编入载籍，反映了他本人对登基称帝之合法性的不自信，也透露了赵构想通过这种方式建立合法性的努力。(26)《中兴日历》之所以得到“最备”的评价，主要原因恐怕就是它对赵构称帝的合法性有独到的、完善的记叙。汪伯彦的上表中就说：“有王者起，必先受命之符；为天下君，宜首表年之事。盖春秋之作，探一元之意；而黄帝以来，纪五德之传。振古如斯，于今稽若。”(27) 从上述分析可知，赵构自己所宣称的两大合法性支柱中，“太上皇帝即真之诏”明显出于事后之虚构，在他登基的当时应属子虚乌有。在这种情况下，赵构口中的另一个合法性来源，即“太母乘舆服御之意”之于他登基的意义，就显得弥足珍贵——它才是赵构接过宋朝法统最为实质的依据。这个“太母”，就是孟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