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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元祐皇后”的身份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孟氏的身份。 首先是孟氏废后的身份。孟氏于元祐七年被册立为皇后，绍圣三年被废。哲宗去世后，孟氏复为“元祐皇后”。(56)但崇宁元年，随着政治风向的转变，孟氏又被罢“元祐皇后”之号，当年主张复后的臣僚也被议罪。(57)此后，孟氏一直以废后的身份居于瑶华宫。陈寅恪先生认为，汪藻《皇太后告天下手书》之难在于，“此文之发言者，乃先朝被废之皇后。以失去政权资格之人，而欲建立继承大统之君主，本非合法，不易立言”。(58)此言点破了孟氏在将法统交给赵构的时候身份是有瑕疵的。 但是，孟氏身份的瑕疵还不仅因她是一个废后，而且在于她手书播告天下的时候，其“元祐皇后”的身份是张邦昌所上的。而靖康围城中君臣易位之事，又逐渐成为赵构的一块心病。迫于金人的压力，赵构本来对张邦昌尊崇有加，还寄希望于通过张邦昌与金人讲和；但李纲于六月一日至行在后，力主追究靖康围城中士大夫之责，尤其要议张邦昌僭逆之罪，故张于建炎元年六月被贬责至潭州安置。(59)次月，赵构又得知张邦昌称帝时“敢居寝殿、奸私宫人”，由此萌生杀意；(60)九月，赵构南逃前夕，终以“在内中衣赭衣，履黄裀，宿福宁殿，使宫人侍寝”，杀之于贬所。(61)张邦昌被杀时李纲已经去位，故其死虽和之前李纲的极力推动有关，但主要还在于局势：当时金人已经南下，张邦昌已经失去了议和的价值；且赵构所争，本就是一附属国之地位，而张邦昌已借金人之势为之，若此事一而再，则自己将没有退路；更何况所谓宫中隐事又极大地伤害了赵构的自尊心。种种因素加起来，使得张邦昌成为赵构不得不除的心病。 那么，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孟氏的身份瑕疵？孟氏是太皇太后高氏与元祐臣僚千挑万选的，承载了一个时代的士大夫所期待的秩序理念，是元祐时代的标签之一。(62)从哲宗朝以来，孟氏与高氏、与元祐的联系，是不需要经过任何联想即可知的。因此，如果所谓的“宣仁圣烈皇后诬谤事”仍旧留于史册，那么宣仁高后所挑选的孟氏必然也是一个没有合法身份的废后。赵构对此非常清楚，他于五月一日称帝后，次日即尊元祐皇后为元祐太后，且下诏： 宣仁圣烈皇后保佑哲宗，有安社稷大功，奸臣怀私，污蔑圣德，著在史册。可令国史院差官摭实刊修，播告天下。(63) 正当戎马之际，而高宗如此急于恢复高氏的地位，似为不急之务；但如果联系到本文上述分析，则知：长期以来，孟氏的命运系于君臣对元祐政治、特别是高氏的评价；高氏地位不复，则孟氏名分不正；孟氏名分不正，则高宗本人之合法性又添一重疑问。故这一诏书，目的就是要从根源上解决孟氏的身份问题，主要不意味着赵构要在新、旧两者中作一抉择。 但是，“自渡江以来无史官”，(64)所以才有前引建炎四年孟氏生辰宴上对高宗语云：“建炎初虽尝下诏辨明，而史录所载，未经删定。”到了绍兴四年，南宋立国的形势稍有好转，重修神、哲两朝史便被提上议程，而之所以以《哲宗实录》为急，又以辨宣仁之谤为重，则是在高宗初立时便定下的基调。再加上建炎三年“苗刘之变”时，又是孟后出来垂帘听政，故高宗对孟后的感激之情又增加了一分。在这种背景下，高宗说“最爱元祐”，既是表达对孟太后的感激，更是对自己登极之基的再加固。这不但解决了孟氏的身份问题，更加强了自己的合法性基础。高宗想说的，与其是“最爱元祐”，不如是“最爱元祐太后”更贴切。 如上文所述，高宗造作“即真”之诏，辨正孟氏的身份，都发生在绍兴三、四年，这两者属于同一项政治工程：对自身合法性的强调。正因如此，赵构“最爱元祐”一语，主要不是北宋晚期所谓“新旧之争”的继续，而是政权重建这一全新历史任务的产物。哲宗朝的政治史，有着北宋中后期特殊的政治、思想背景，一旦历史条件变动，那么其过程就会中断。即使有“最爱元祐”这样直接涉及哲宗朝政治史的说法，也反映了新的历史背景，而非北宋中后期的政治史阴魂不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