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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太母之意 靖康二年三月七日，金人立张邦昌为大楚皇帝，(28)“世辅王室，永作藩臣”。(29)从法统的角度而言，宋朝就此断绝，新的政权是“大楚”。因此，接下来赵构的即位，一定程度上并非续接宋朝之统，而是承张邦昌“大楚”之统。完成从“大楚”到南宋政权转移的枢纽人物，就是孟氏。 四月一日，金人全军撤离东京；(30)张邦昌本系金人强行册立，失去了金军的支持，帝位于他而言就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如何处理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四月二日，张邦昌就派人去寻访赵构所在。(31)这个时候，赵构正在济州，对于京城内发生的重大变故尚无从知晓，但对于有可能的问鼎之人则保持着高度警惕。如四月三日，赵构听说宗室赵子崧等人同盟勤王，就立即命赵子崧加宝文阁学士充兵马大元帅府参议官、东南道总管。(32)其实赵子崧的戒谕军前榜文中已经说到了张邦昌事，但赵构应该未及见其文。(33)四月四日，才有“硬探”传来了明确的情报；元帅府上下对此非常震惊，(34)立即有众多的僚属都上表劝进，有人就说，“邦昌僭号于京师……先了此一段大事，然后回戈北征”，或曰“愿大王即皇帝位，见先理会张邦昌大事”；可是，面对这一危局，赵构却推辞不从。(35)他还特意告诫诸副元帅与总管宗泽、赵子崧等曰：“虑百官之谋或出权宜，未当轻动，徒使京城动扰，军民被害，故欲押按近城，容某移书问故，得其情实，即时关报，施行未晚。”又“檄札下诸处勤王人马京城下会合，听候指挥，不得先入”。(36)可见，赵构虽忧心神器之归属，又不敢轻举妄动。 就在赵构得知张邦昌僭位的同日，开封城内的形势又有重大变化。四月四日，张邦昌将哲宗废后孟氏尊为“宋太后”，次日迎入延福宫居住。(37)张邦昌这一举动充满了矛盾：他既明确地将“楚”作为继宋的一个政权，又表现出推戴故主之意；(38)这主要是因为他处于夹缝之中：一方是刚刚退去的金军，以及在其册立过程中得利的莫俦、吴开、王时雍等投机分子；另一方则是日渐迫近的勤王大军，还有开封城中的赵宋遗臣。权衡二者，后者很快占据了上风：推动形势变化的是勤王大军的压力，提出解决之策的则是围城中的士大夫。吕好问于三月末即“启邦昌宜速尊崇元祐太后”。(39)四月四日当天，侍御史胡舜陟上张邦昌札子也提到：“伏望即降指挥正其名位，请元祐皇后垂帘听政于内，陛下以太宰治事于外。”(40)张邦昌初步推出孟氏之后，四月八日，监察御史马伸又言：“伏望相公速行改正，易服归省，庶事禀取太后命令而后行，仍速迎奉康王归京。”(41)四月九日，张邦昌又“召侍从职事官议事”，所议必然是关于政权归属的问题——当日晚，张邦昌降手书上孟氏尊号为“元祐皇后”，入居禁中，且“缘遣使康邸，未审行府所在，军国庶务不可旷时，恭请元祐皇后垂帘听政，以俟复辟”。(42) 四月九日当天还有重大的举措，一是打开京城诸门，二是张邦昌遣谢克家携带“大宋受命之宝”、孟太后派孟忠厚携劝进之书赴元帅府；四月十日，张邦昌避位。(43) 十一日，孟氏御内东门小殿垂帘听政。(44)这样的话，从四月一日至十日，政权迅速从张邦昌转移至孟氏手中，这对于南宋政权重建有重大意义。此前，真仁之际、仁英之际、神哲之际、哲徽之际，都出现过太后垂帘听政的局面，这是北宋渡过权力继承危机的最常用手段，已经成为北宋重要的政治传统。如何终结伪楚政权、如何让法统重新回到赵姓手中，围城中的士大夫第一时间就想起了这一传统，推出了孟氏。孟氏自张邦昌手中接过政权，乃是往国家重建方向所迈出的第一步，一度断绝的宋统，通过太后垂帘的方式得以延续。 当开封城中形势一再变化的时候，赵构在做什么呢？一直到四月五日，张邦昌才知道赵构在济州，于是立即致书，四月七日到达，续又派人致书，表达了“封府库以待大王”之意；赵构当日即有答书，比张邦昌为伊尹、周公，也对张邦昌的劝进表示了推辞。(45) 前面已经提到，四月九日张邦昌已经请孟氏垂帘听政，且张邦昌和孟氏分别向赵构派出了使臣，但他们绝不可能在当天便到达济州大元帅府。可是，《三朝北盟会编》却说，九日当天“大元帅府僚属定即位南京之议”，且定好了于四月二十一日出发。(46)赵构对张邦昌此前一直都小心翼翼，在没有进一步消息的情况下便突然决定登基，甚启人疑窦。而且，既然已经决定了，却要等十几天后才行动，当时形势瞬息万变，这种拖延很不合理。 从《三朝北盟会编》所引《中兴日历》、《中兴记》的记载看来，当日肯定讨论过赵构称帝之事，毕竟从四月四日得知张邦昌僭位以来，政权之归属就成为元帅府上下最为关切的事务。但从记载的僚属讨论来看，主要内容在称帝的可能性：其一，是否应该在二帝北迁情况下仿行唐肃宗故事；其二，合法性所在——除了几件无关紧要的符瑞之外，就是所谓的上皇语和“即真”之诏。关于“即真”之诏的真实性，本文前已述及，实属后来的虚构。因此，四月九日元帅府上下所谓的“定议”，应该只是解决了内部关于赵构称帝的分歧，特别是驳斥了以宗室仲琮为代表的异议。 但仅仅解决内部分歧是不够的，赵构特别需要的元帅府之外各种势力的支持，这其中开封方面的授意是至关重要的。从四月十二日开始，就有各种人物的“劝进”，但赵构皆以不允答之；一直到了四月十八日，孟氏派来劝进的两位使臣到达济州，带来了孟氏的旨意，(47)其中就有孟氏于垂帘后所发布的告天下手书，(48)手书云： 比以敌国兴师，都城失守，祲缠宫阙。既二帝之蒙尘，诬及宗祊。谓三灵之改卜，众恐中原之无统。姑令旧弼以临朝，虽义形于色，而以死为辞。然事迫于危而非权莫济，内以拯黔首将亡之命，外以纾邻国见逼之威。扶九庙之倾危，救一城之惨酷。 乃以衰癃之质，起于闲废之中。迎置宫闱，进加位号，举钦圣已行之典，成靖康欲复之心。永言运数之屯，坐视邦家之覆。抚躬独在，流涕何从。 缅惟艺祖之开基，实自高穹之眷命。历年二百，人不知兵。传序九君，世无失德。虽举族有北辕之衅，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贤王，越居近服，已徇群情之请，俾膺神器之归。繇康邸之旧藩，嗣我朝之大统。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兹为天意，夫岂人谋。尚期中外之协心，共定安危之至计。庶臻小愒，同底丕平。用敷告于多方，其深明于吾意。(49) 这篇手诏乃汪藻的手笔，(50)被陈寅恪先生认为是“宋四六体中之冠”。(51)诏书相当精确地传达了南宋政权重建的最初历程：先述靖康之难，张邦昌事出权宜，赞其“扶九庙之倾危，救一城之惨酷”；接着述孟氏自身为张邦昌所推出，垂帘听政；最后述天命仍祚宋，肯定了赵构即位的绝对合法性，期以中兴。赵构恐怕是见到这份诏书后，才吃到了定心丸，当天就答文武百官以“俟入京城，躬谒宗庙，若銮舆未还，即抚定民庶，权听国事”。(52)并且于次日，即十九日“议定以庚辰起发济州”，(53)庚辰即二十一日。 除了孟氏的手书，四月十四日张邦昌又率在京百官上表劝进，(54)应该会和孟氏手书差不多的时间到达济州。又四月二十日，赵构自己派往东京张邦昌处“观变”的使臣黄永锡回到济州，报告说： 邦昌遣谢克家来归玉玺；太母垂帘，遣冯澥、李回奉诏书前来劝进；邦昌已出内东府；京师见将大元帅檄书雕印出卖，内外传报，军民欢呼，以望迎立康王。(55) 最终“五军将士呈禀取二十一日摆拽人马护卫入南京”。 从上述梳理可见，赵构称帝之事看似在四月九日就已定议了，但在接下来他一直在等待开封的消息，直至四月十八日得到了确定的信号，他才作出最终决定。从赵构这一时期的动静可知，开封临时政权的授意对他登基有关键意义。前已指出，当时不可能有太上皇帝“即真”之诏到达，而赵构登基的最主要、最实质的合法性基础，其实是来自孟氏的迎立。 概言之，南宋重建政权的最初历程是两次政权转移：一是从张邦昌至孟氏，二是从孟氏至赵构。在这一历程中，孟太后作为转移之枢纽，承担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