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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宰相同平章事”与“九大尚论”之异同 吐蕃王朝自唐朝初年建立以来，前期为大相制，每任一人，集政权、兵权于一身，极易拥兵自重、危及王权，因而王权与相权之间的激烈斗争时有发生。嗣后，历任赞普吸取教训，采取了分散相权、巩固王权的做法，设宰相多人，借唐朝的官名称“宰相同平章事”，故其实为从独相制演变到众相制的产物。(16) 由于中唐以后吐蕃的“宰相同平章事”，人数多在八九人之间，与上引“九大尚论”人数略同，人员又有交叉，故有学者认为两者实为一体，而名称相异。(17)对此观点，笔者不能苟同。为了进一步揭示“九大尚论”的性质及其与“宰相同平章事”的异同，以下将《唐蕃会盟碑》、《贤者喜宴》等所载吐蕃“九大尚论”与“宰相同平章事”的名单对照列出： 以下来看“九大尚论”与“宰相同平章事”的不同特点： 第一，“九大尚论”与“宰相同平章事”两种名单问世的时间略同而背景不同。尤其从上引表格的前两列来看，两份名单问世的时间虽大致相同，但其中相同的人物只有琛·野息秀亭和章·尤瓦贾热来斯两位，其余均不相同，表明这两份名单的性质不同，即“九大尚论”不是“宰相同平章事”，两种称号不能混用。从两份名单产生的背景来看，“宰相同平章事”实为从独相制演变到众相制的产物；而“九大尚论”名称的由来，是因“彼等行事均各有成就”，而“赞普遂予以褒扬”，故乃有所谓“九大尚论连同赞普合而为十”之说。其中“褒扬”一词很关键，在P.T.1089《吐蕃官吏诉请状》的场合中，“褒扬”的办法，就是吐蕃统治者把敦煌某些唐人部落吏的告身，在原来的级别上提高一个档次，而彼人所任的官职并未提升；(19)对照《贤者喜宴》的记载，是因为有赞普的“褒扬”，故有“九大尚论”的称号。 第二，两者名称及内涵不同。“九大尚论”对应的藏文是zhang blon che dgu，其音译与“尚论掣逋突瞿”大致相当，义如其文，表明此九人或以权位之高，或以财富之巨，或因弘扬佛法而闻名，非常人可及。而“宰相同平章事”的藏文，在《桑耶寺兴佛第一诏书》中为zhang blon chen po bkav la gtogs pa，汉文对音是“大尚论伽罗笃波”，直译为“尚论掣逋参议诏命”；在《噶琼多吉英寺兴佛诏书》中的原文是chab srid kyi blon po bkav chen po la gtogs pa，可直译为“政事大臣参议大诏命”；(20)而《唐蕃会盟碑》立碑镌文时，为与“大唐宰相同平章事名位”相对应，直接对译chab srid kyi blon po chen po bkav la gtogs pa为“宰相同平章事”。若从内涵考察，前者是指中唐吐蕃社会权力和财富的九个集中拥有者，而后者则泛指八九名地位相当于宰相的吐蕃大臣。 第三，两种名单的排序不同。在“宰相同平章事”的名单中，基本上是按人物的级别高低排序的。而“九大尚论”名单中的人物，均未冠以职官名称，其中有被授予金、玉文字告身者，其为高官或曾入吏流自明；或有饰以珍宝者，以财富著称；或系佛法经师，属于社会名流，总之，显示了各自入流的原因并不相同。因而“九大尚论”的名单，大约是以权位的轻重、财富的多寡、名望的高低来排序的。譬如同时出现于两份名单中的“琛·野息秀亭”，在第一份名单中居于首位，而在第二份中排第三名。这表明，“九大尚论”的实质不在官位层面，而是着眼于名望、地位或财富。 当然，以上两种名单也有人员交叉、名称易混之处：第一，从人数上看，吐蕃“宰相同平章事”确立之初的人数为九人，在其后《噶琼多吉英寺兴佛诏书》之中是八人，(21)《唐蕃会盟碑》右面记载的《大蕃宰相同平章事名位表》为九人，这些数字与“九大尚论”略同，故学界一开始就将两者混淆；(22)第二，位列“宰相同平章事”的人物与“九大尚论”中的人物有交叉，也就是说其中有人既位列宰相，又因拥有巨大的财富或极高的名望，而同时或先后被列入两种名单之中，这也就加大了后世文献将两者混称的可能性。 由此观之，“九大尚论”与“宰相同平章事”，尽管名称不同，构成有异，但因为两者人数相近，人员交叉，故容易混淆；或在唐、蕃双方交往的过程中，由于传译的原因，两者已经交互混用，以致出现了《新唐书·吐蕃传》将“九大尚论”的译音“尚论掣逋突瞿”，用于称呼整个吐蕃中央官吏系统的现象。至此，似可复原其历史记载本来的信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