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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代的巡幸制度从内容上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清代皇帝的出巡活动,二是与皇帝出巡活动相关的一些政策措施。清代皇帝出巡频繁，特别是康熙帝和乾隆帝。他们出巡的足迹，南到江浙，北到蒙古，东到辽沈，西到秦晋，以及豫鲁大地，在京畿地区更是往来匆匆。为了保证皇帝出巡的正常进行和取得良好效果，在管理机构、卤簿仪仗、御道、行宫、行在、谒陵、祭祀、礼佛、行围、阅兵等方面都采取了相应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有的在长期执行中便形成了制度。清代的巡幸制度对维护清朝社会稳定、促进经济文化发展、融洽民族关系、改善民生以及抵御外来侵略，起到了一定作用。当然，其负面作用也是很明显的。 关键词：清代 皇帝 巡幸制度 清代的巡幸制度从内容上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清代皇帝的出巡活动,二是与皇帝出巡活动相关的一些政策措施。清代皇帝出巡和相关政策措施的实施，对维护清朝社会稳定、经济文化发展、民族关系融洽、民生改善以及抵御外来侵略，起到了一定作用。 一、清代皇帝的出巡活动 中国封建朝代的巡幸，指的是最高统治者离开都城到自己所统治的地方巡行的一种制度。其实，巡幸制度在我国远古时期就产生了。据《尚书·舜典》记载：“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这表明，我国早在远古舜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巡幸制度。当然，这时期的巡幸制度反映的是部落首领的出巡情况，和后来封建朝代的皇帝出巡所表现的巡幸制度有阶级本质上的区别。巡幸制度到周朝又有了发展。《尚书·周官》中记载：“又六年，王乃时巡，考制度于四岳。”《左传》中记载得更为明确：“周制十二年一巡守，春东，夏南，秋西，冬北，故曰时巡。”《孟子·梁惠王下》中对巡狩做了解释：“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这里的巡狩，也就是巡幸。上述典籍中的记载，基本上反映了秦朝以前我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早期巡幸制度的主要内容。 秦朝建立以后，中国产生了皇帝制度，最高统治者称皇帝。从秦始皇开始，历朝历代皇帝为了巩固统治，或者别的原因，都曾巡幸。不过，因为他们所面临的具体情况不同，巡幸次数的多少，规模的大小，以及相关的措施都有区别。其中，秦始皇、汉武帝、隋炀帝、唐太宗这些统一王朝的皇帝，他们的出巡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清代的巡幸制度，正是我国历史上皇帝出巡这一封建社会普遍现象的延续，也是古代帝王出巡制度的继承和发展。 那么，清代皇帝出巡的情况怎么样呢？ 顺治帝在位十八年（1644-1661）。他曾一次出巡内蒙古，二十次去南苑，两次猎于近郊，两次到南台射箭。[1]顺治八年（1651）四月，顺治帝北巡内蒙古，先后在塔尔虎、谟护里伊扎里河等地会见翁牛特、厄鲁特、巴林、土默特、乌珠穆沁、蒿齐特等部王公。各部纷纷进献驼马，顺治帝则一面赐宴，一面赏以银币、甲胄、弓矢、缎匹。南苑也称南海子，在永定门外二十里，在清代是皇帝的御园，行猎和阅军的场所，设有管理机构。顺治九年（1653）十二月十五日，五世达赖喇嘛至京师后，顺治帝就是在南苑初次会见他的。 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1662-1722）。他一百零八次巡视京畿地区，也就是临近京城的地区，其中包括三十三次去南苑，十二次去汤泉，两次去玉泉山，三十三次出巡京郊，一次去保定，二十七次谒孝陵。此外，他还三次东巡盛京（今沈阳），四十次北狩塞外，四次西巡五台山，一次出巡西安，六次南巡到江浙地区。[2] 在康熙帝的出巡活动中，南巡和北狩占有重要地位。康熙帝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十月十八日至十一月二十九日（1684年11月24日-1685年1月3日）、康熙二十八年正月初八日至三月十九日（1689年1月28日-4月8日）、康熙三十八年二月初三日至五月十七日（1699年3月4日-6月14日）、康熙四十二年正月十六日至三月十五日（1703年3月3日-4月30日）、康熙四十四年二月初九日至闰四月二十八日（1705年3月3日-6月19日）、康熙四十六年正月二十二日至五月二十二日（1707年2月24日-6月21日），先后六次南巡，前往江浙，阅视河工，了解黄河的治理情况，总计494天。康熙帝南巡除了治河外，还要体察民情，详知吏治，到曲阜孔庙祭祀孔子，到江宁（今南京）谒明太祖陵，沿途蠲免地方钱粮，以及视察八旗兵和绿营骑射。 康熙帝北狩始于康熙十六年（1677）。这年九月，康熙帝巡行沿边内外，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会见了内蒙古各部王公，对他们好言相慰，赏赐物品。康熙二十年（1681）四月，康熙帝第二次北狩，以喀喇沁、敖汉、翁牛特等蒙古王公敬献牧场的名义设置了木兰围场。此后，康熙帝共有三十八次率八旗兵来这里行围习武。康熙四十二年(1703)，避暑山庄开始兴建，至四十七年（1708）初步建成。避暑山庄初称热河行宫，也称承德离宫，原是北京至木兰围场途中的行宫之一，后来康熙帝亲笔题名为避暑山庄。避暑山庄兴建后，康熙帝每年几乎要有半年的时间在这里避暑，处理政务。同时，住在蒙古、青海的蒙古族等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也都到避暑山庄觐见皇帝。 在谈到康熙帝的北狩时，还应提及的是，康熙二十一年（1682），康熙帝第二次东巡期间，曾北上视察了吉林、黑龙江等边陲地区，加强了东北的防御力量。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二月至六月、九月至十二月，三十六年（1697）二月至五月，为了阻止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头目噶尔丹的进犯，维护中原内地稳定，康熙帝三次亲率大军，深入大漠，最远到了外蒙古的图拉河。 雍正帝在位十三年（1723-1735）。他没有远行，只七次谒东陵。[3] 乾隆帝在位六十年（1736-1795），又当太上皇三年多（1796-1799）。他八十次巡视京畿地区，其中包括四十四次拜谒东、西陵，十七次到南苑行围，十三次登上盘山，六次出巡天津。此外，他一次到河南，五次去山东祭孔祀岱，六次西巡五台山，四次东巡盛京谒祖陵，五十二次北狩，六次南巡江浙。[4] 和康熙帝一样，南巡和北狩在乾隆帝的出巡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乾隆帝在乾隆十六年正月十三日至五月初四日（1751年2月8日至5月28日）、乾隆二十二年正月十一日至四月二十六日（1757年2月28日至6月12日）、乾隆二十七年正月十二日至五月初四日（1762年2月5日至5月27日）、乾隆三十年正月十六日至四月二十一日（1765年2月5日至6月9日）、乾隆四十五年正月十二日至五月初九日（1780年2月16日至6月11日）、乾隆四十九年正月二十一日至四月二十三日（1784年2月11日至6月10日），先后六次南巡，总计683天。乾隆帝南巡的目的，是省方问俗、考察戎政、阅视河工海防、了解民间疾苦、奉母游览。六次南巡，沿途均蠲免应征地丁银数量不等。此外，还根据不同情况，或到泰安祀岱庙拈香，到曲阜谒孔林亲祭孔子，到邹县祭孟子庙，到江宁祭明太祖陵。在第五次南巡中，乾隆帝颁布了移风易俗的谕示。在第六次南巡中，他在江宁接见了安南国（今越南）使臣黄仲政等。 乾隆帝初次北狩是在乾隆六年（1741），最后一次是在他当太上皇的第三年，即嘉庆三年（1798）。不过，因为气候原因，嘉庆三年，乾隆帝只在木兰避暑，而没有举行秋狝。乾隆帝北狩和康熙帝有所不同：一是木兰秋狝的规模更大了，新疆的蒙古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西藏的藏族等少数民族上层人士，都曾到木兰围场和避暑山庄参加活动。乾隆帝曾说：“从猎蒙古王公，内扎萨克四十九旗，又喀尔喀四部，及四卫拉特，并青海等部各扎萨克，不下百余旗。我朝中外一家之盛，实史册所未见。”[5]二是乾隆帝对避暑山庄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改造和扩建，直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才最后完成了主体工程。三是乾隆帝在避暑山庄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规模更加浩大。值得提出的有：乾隆十九年（1754）五月，乾隆帝在避暑山庄召见和宴请了新疆杜尔伯特蒙古族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蒙克，为后来解决新疆问题奠定了基础。乾隆三十六年（1771）九月，乾隆帝在木兰围场和避暑山庄几次召见了从俄国伏尔加河流域回归祖国的土尔扈特蒙古族首领渥巴锡，土尔扈特蒙古族受到了妥善的安置。乾隆四十五年（1780）七月，乾隆帝在避暑山庄会见了藏传佛教四大活佛之一的六世班禅喇嘛，乾隆帝还为六世班禅特意修建了须弥福寿庙，作为休息的场所。乾隆五十八年（1793）八月，乾隆帝在避暑山庄接见了英国马戛尔尼使团，马戛尔尼是第一个走进避暑山庄的西洋人。 嘉庆帝在位二十五年（1796-1820）。他四十八次巡幸京畿地区，包括十一次去西陵，八次去裕陵，十六次去东陵，两次去明陵，十次去南苑，一次去盘山，一次去天津。此外，还十九次北狩，两次东去盛京，一次西去五台山。[6] 嘉庆帝的巡幸和以前诸帝已有显著不同，这从嘉庆帝的北狩中可以看出一些变化。在十九次的北狩中，有一次明确因为水灾而停止行围，另有一次减围，三次只是避暑。其直接原因，是木兰围场发生了变化。由于“砍伐官用木植之外，多有私砍者”，以及“私人捕捉牲畜”，造成“鹿踪远逸”。结果，“竟至查阅十数围，未见有麋鹿之迹。”[7]这样，往日“林木葱郁，水草茂盛”，“群兽聚以兹畜”[8]的木兰围场，逐渐变得“水涸草枯”，“鹿只甚觉廖廖”[9]“牲兽甚少”[10]嘉庆帝无可奈何地说：“朕缵绪丕基，若于行围旧典，竟不率由，而蒙古诸番王及新疆诸部，曾不加之款洽，联为一体，是不能仰体祖考之心以为心，实愧且惧”，“若竟停止行围”“何以仰承列圣教养之圣心？”[11]这暴露了嘉庆帝进退维谷的窘境。当然，这基本上是和清朝已经走向衰世有关，民众的反抗已成燎原之势。清朝的国力在嘉庆帝时已不能和康乾之时相比了。 道光帝在位三十年（1821-1850）。他十五次去西陵，九次去东陵，十二次去南苑，一次去明陵，一次东去盛京。[12]自道光四年（1824）“命停止今岁木兰秋狝”[13]后，再没有去过木兰围场和避暑山庄。东去盛京的一次在道光九年（1829），是平定张格尔之乱后进行的。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后，道光帝就更不可能远行了。所以，道光帝的出巡基本上只限于京畿地区，这是衰微的清朝国力造成的。 综上所述可见，康熙、乾隆两帝出巡的次数最多，所到达的地方也最远，这与清朝的国势日益强盛、即人们所说的“康乾盛世”有关。此后，清朝国势日益衰微，经济上缺乏支撑，社会环境上也缺乏保障，加之道光朝中期以后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割地赔款，主权丧失，皇帝再没有出巡特别是远行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