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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侯杰(1962-)，男，汉族，天津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参与讨论者：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朱文广、王小蕾、王凤、师卓、杨帆；硕士生花少辉、刘文慧、常春波；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生朱丽丽。 整理人：王小蕾 侯杰教授：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在中国近现代社会性别史研究中，浩如烟海的史料为我们提供了意蕴丰富的信息，使我们从中提炼出解构近代社会性别制度及其权力关系的符码。在今天的讨论课上，我们就“中国近现代社会性别史的史料发掘及其应用”这个主题进行集中讨论，分享各人在中国近现代社会性别史学习、研究中的心得，为今后的进一步学习和研究奠定基础。 王小蕾：在中国近现代社会性别史的学习和研究中，我发现，媒体史料的运用越来越多，不仅在我们南开大学，在其他学校、其他专业关注媒体史料的学者、学生也不断增多，因此成功发掘、运用媒体史料无疑是推动学术研究逐渐走向深入的重要动力。何谓媒体?根据传播学的经典定义，媒体就是旨在信息传播的媒介。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媒体分为两类，一是以报刊、画报、照片、影像为代表的现代媒体。二是以官书、地方志、诗词集、年谱、年画为代表的传统媒体。近代以后，媒体在言说性别议题时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建立了一个连结编者、作者、读者的公共舆论空间，切实推动了妇女的自我解放、两性关系的调整与变化。同时，它使得与性别文化相关的信息传播不再依赖于在现场。由于读者和作者不在同一时空，阅读活动较之于面对面的交流，更加带有怀疑、批判和“改写”原本的倾向。 传统媒体与现代媒体在言说性别议题的时候，分别呈现出哪些特色呢?通常的观点认为，现代媒体跟踪的多是时代聚光灯下的性别议题，譬如女俗改良、女子教育、妇女职业与职场中的两性关系、婚姻家庭的变革、女性与都市文化的塑造以及女性对政治运动的参与等，为女性确立和加强自身的主体性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诸多具有革新价值的性别议题能够在以报刊为代表的现代媒体中得到充分的呈现。譬如辛亥革命期间报刊媒体对妇女参政问题的关注，1918年《新青年》对“易卜生主义”的讨论等。其次，许多与社会性别制度及其权力关系变革有关的公共事件经由以报刊为代表的现代媒体的传播，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比如满族女子惠兴殉学的惊人之举，经由《大公报》、《顺天时报》的渲染，不仅使得这一事件在华北地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还帮助惠兴女学的复校。1919年，女学生李超之死之所以成为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晨报》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最后，女性在建立自身与报刊媒体的紧密联系的同时，其自身也获得了成长，在一定程度上反转了传统社会性别关系，改变了“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近代以来成长起来的女性编辑、记者群体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涉足媒体业不但为她们开辟了新的职业空间，她们的主体性也在采访、写作的过程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伸张。在供职于报刊媒体期间，她们的事业不但达到了普通女性难以企及的高度，其社会价值也得到了公众的尊重和承认。与现代媒体有所不同的是，传统媒体所关注的大多是烈女、传统女俗等古老的性别议题。台湾学者李贞德在《妇女、性别与五十年来的台湾方志》一文中指出：“翻阅现有台湾方志自清代以来的‘烈女’传统，不免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生命坎坷的节烈妇女终能引人注目，而能书识字的妇女至少有《烈女传》可以阅读；忧的是，长期以来，女性被分配到的历史位置和阅读内容亦仅限于此。” 根据侯老师和我们的研究，传统媒体也好，现代媒体也罢，它们言说性别议题时的视角并不单一，往往呈现出新旧并存的局面。有时候，现代媒体也会聚焦于传统的性别议题，比如对烈女的褒扬。有时候，此类议题还有可能成为引发广泛关注与讨论的社会事件。双烈女事件就经由《大公报》、《社会教育星期报》等媒体的渲染，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甚至引发了对两位烈女的大规模悼念活动。而传统媒体在一定条件下也会记录时代变革的印痕。在翻阅、整理近代天津编辑、出版的地方志时，我就发现，新式女子小学、中学的分布、沿革被清晰和较为完整的记录下来。在华北地区的竹枝词中，也涉及近代女性在衣食住行方面的变革，比如这一段：“纷陈百货说东安，士女肩摩锦作团。选胜搜奇犹未毕，商量今夜进西餐。” 所谓新旧并存，其实不仅仅是指媒体中所呈现的内容是新旧杂陈的，媒体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徘徊也是需要考量的。这一点，在传统媒体中体现的尤为明显。比如在一些地方志中，虽然编纂者出言讽刺了旧式婚姻的弊端，却又不完全赞同文明结婚，甚至有排斥之意。如《威县志》中所载：“婚姻为男女终身大事，若重拂其意，强为结合，将易生夫妻反目之忧，难望家室和平之福。是以本法既专认聘娶婚，复采允诺婚主义，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外，尚须男女两造之统一，以崇礼教而顺人情。” 侯杰教授：刚才王小蕾对现代媒体和传统媒体的作用及其与近代社会性别史的关系谈了一些看法，我觉得这很好，对我们以往所进行的资料发掘及其性别研究进行了比较系统说明。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还要扩大史料来源，不断发掘各种媒体资料所蕴含的性别意义，提升研究水平。就现代媒体和传统媒体而言，两者隔空对话的现象屡见不鲜，所以研究媒体，离不开研究媒体人，要结合编者、作者、读者彼此之间的对话和互动，探究媒体人借助媒体表达诉求，干预社会，树立自身社会形象等问题。这些都是我们在平时的学习和研究中需要特别注意的。对于借助媒体进行性别研究，大家还有什么经验要分享吗? 王小蕾：我想分享四点经验。首先，在利用媒体进行性别研究时，我们需要结合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考察不同媒体的特质。所谓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并不意味着对文本意涵的被动接受，而是将文本置于文化和社会、历史中进行研究和考察，将文本、作者、读者(乃至评论者和出版者)和社会置于特定的空间和时间背景中来加以分析。尽管我们并不赞同“文本之外无历史”的说法，但是文本的建构性依旧是研究媒体中的性别议题时所应当仔细处理的问题。其次，对于媒体中的历史和真实历史之间的关系，研究者需要充分的考量，必要时需同其他史料进行比对，避免使研究出现“就媒体论媒体”的倾向。再次，不能忽视的是，对于媒体的作用，研究者也要加以审慎的估量，以免造成“媒体无所不能”的印象。比如我们在从事报刊中的性别议题的研究时就曾察觉出，报刊存在着“不能身体力行”的局限。在整理报刊史料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一些近代报人在言说性别议题的过程中，也在努力克服上述局限。比如20世纪30年代《世界日报·妇女界》的编者就报纸媒体与社会团体、抗日民众实现了有效沟通，构建出舆论宣导、组织保障、读者和民众呼应等多重关系，为诠释报纸媒体对社会的干预，提供了新的范例。最后，对于媒体所涵盖的范围，研究者也应当进行适度的拓展。 侯杰教授：说到这里，我想提出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早在近代就已经进入了一个“读图”的时代，图像、影视作品在再现和传播性别议题时的价值和作用，也不容忽视。这就要求我们对于学者以往重视不够的图像资料，加强深入发掘，以便深化性别史研究。 王凤：我以前是学美术学专业的，进入博士阶段以后，我便开始以天津杨柳青改良年画作为研究文本，探讨中国近代妇女生活的变迁。作为中国四大年画之一的天津杨柳青年画，它的历史悠久，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深受广大民众的欢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正经历着重大的社会变革，杨柳青年画创作群体受到了社会新观念、新思想的影响，推出了“改良年画”。在改良年画中，有许多作品以中国近代妇女生活变迁为主要题材，表现婚姻习俗变迁、男女平等、兴女学等年画作品，一度流行。这些改良年画在唤起妇女觉醒、促进社会性别制度及其观念的变革方面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可见，杨柳青的改良年画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文化传播媒体，加入到性别关系的调整和建构中，不断地传递出关于性别角色的规范，或明或暗地表明自身对不同性别角色、不同社会身份的基本态度。画师们巧妙地运用年画这一传统艺术形式在批判传统两性关系的同时，倡导建立新的性别关系与文化。 比如“戒早婚”这一幅年画，虽然是机印年画，但是它在构图和色彩运用上还传承了杨柳青年画的传统风格。首先，年画采用了对称这种中国传统的构图方式，巧妙地安排好两边众多的人物形象，把矮小的新郎、新娘突出在画面的中央，而两边人物所组成的图形正好是两个直角三角形，使观看者的视线不自觉地滑落到中间两位新人的身上，锁定了视觉焦点。其次，在与成年人体态、身高的视觉对比上，更加突出新郎、新娘两位主角年龄之小。根据画面上题词可以了解到，早婚的年龄大都在十二、三岁左右，创作者又机智地运用了夸张的手法，在身高和相貌上缩小了两位新人的实际年龄，使之看起来更像是儿童而不是青年，他们在成年人的簇拥下拜堂成亲。这一场景的设计与描绘，使观看者情不自禁地担心起二位新人早婚后的命运，同时也对画面中成年人所追捧的早婚行为感到既可笑又可悲。画面上的新人穿着中国传统婚礼服饰，新郎长袍马褂、新娘凤冠霞帔。这些繁缛的婚礼服饰穿在依旧稚气满脸的新人身上，显得是那么的格格不入。这种反差也是创作者的精心设计，因而突出了画面的主题。通过仔细观察还可以发现，在画面的右后方，有一身穿西装革履之男士，其服饰装扮与画面其他人物明显不同，表明了这名男子可能具有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的身份。画中的他似乎更像是创作者的化身，正在一旁笑看这场愚昧的婚礼。 此外，改良年画还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题词量的增加，而且使用的全是白话文。与以前传统年画相比，这的确是一个革新。比如在改良年画《女子自强》中，作者写道：“中国有家眷的男子，大半受累的多，诸位知道这毛病在哪里吗，并不是男子不能赚钱，一男子养活好几口，女子裹了两只小脚，诸事不能用力，坐吃坐穿皆靠着男子，男子怎么会不受累呢?现在的时势，不论男女必须自食其力方能自保，不赶紧想法子，还是女的靠着男子，男子受了累女子亦必活不成了。中国不强，大病在此，若是男女一样做活赚钱，还有不好过的吗?诸位同胞，快及早想想吧!”而在题为《女子求学》的改良年画中，创作者这样写道：“中国旧日的风俗，没有不重视男子，轻视女子的，这毛病诸位知道在那里吗?女子深居闺阁，就知道小小的裹两只脚，一点事情都不做，一点学问不讲求，坐吃坐穿，简直的是个废人，不特古今大事，中外时事一点不知道，就是家家所离不开的来往书信，日用账目，也必定依赖他人，怎么会教人不轻视呢。近来设立女学也不少啦，少年女子要是趁此机会，快快认些字，讲求些学问，渐渐的男女也就一样看待，没有轻视女子的啦!少年女子啊，快快的想想吧，可万别像从先那个样子啦!”这些思想同彭翼仲所创办的《京话日报》和《启蒙日报》所阐发的有关女性解放的言论具有相似性。我以杨柳青改良年画作为文本来研究中国近代妇女生活变迁的同时，也运用了报刊(《京话日报》)文本，这样采取多种史料互证的方法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单一史料失真的情况，帮助我们更好地完成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