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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杰教授：借着王凤所讲的问题，我想说，在研究图像史料中所反映的中国近现代社会性别议题的时候，既要注意图像与文字的不同特质，还要重视“图文互观、图文互补、图文互证”。这样才能发现更多的意义和价值。此外，关于近代以来图像再现技术的革新也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此外，在有关杨柳青改良年画的研究中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深入挖掘：彭翼仲与改良年画到底是什么关系?此外，彭翼仲与《大公报》的创办人英敛之也有着紧密的联系，可以看看《大公报》关于开女智的思想主张是否深入到改良年画中。这样才能解决多种史料互证的问题，使研究更加深入，具有可持续性。常春波对杨柳青年画也有一些研究，发现不少问题，也提出一些观点，值得肯定。最近，花少辉一直关注《三毛流浪记》的漫画和电影，希望从中发掘有关性别和儿童的议题，要不要谈谈自己的想法? 花少辉：对于性别研究而言，婚姻家庭是一个重要的议题，这在电影《三毛流浪记》中得到了呈现。1949年张乐平的漫画《三毛流浪记》由阳翰笙改编，赵明和严恭执导。不知道大家看电影的时候注意到没有，阳翰笙作为编剧，为电影设计了这样一个情节。在上海一个富裕家庭中，贵妇因为不能生育，没有子嗣，男主人希望把情人接进家门以延续香火。于是，贵妇收养三毛来阻止男主人把情人带入家庭。情人一旦进入这个家庭并且有了子嗣，就会冲击贵妇的家庭地位，因此贵妇收养三毛，正是为了巩固她在这个家庭中的地位和权力。三毛不知不觉就被卷入家庭性别关系中，从中可以窥探《三毛流浪记》中所蕴含的性别意义。三毛是男孩，这是其能够被收养的决定性因素。有资料表明，当时流浪儿童被领养时，男童被领养的机会远远大于女童。在电影中，虽然由于贵妇的哥哥是男主人公司的董事长，她在家庭中具有一定的话语权，但是，在长久以来形成的社会性别制度和女性家庭角色期待的压力下，贵妇对自己不能生育子嗣也觉得理亏。在这种情况下，男主人寻找情人，接续香火，站在他的角度上似乎合情合理。贵妇不能容忍情人取代她的家庭角色，于是就有了收养三毛来抵制情人、捍卫家庭地位的举动。这说明，家庭是社会性别权力展示的重要场所。传统中国对于女性的性别角色期待，有一个重要的生命节点便是成为“母亲”。 生儿育女，这是中国女性获得家庭权力的一条重要途径。美国学者玛杰理·伍尔夫(Margery Wolf)提出了“子宫家庭”的概念，认为中国的妇女们一旦从自己的村庄嫁出去后，便以孤立、脆弱而且潜在威胁性的陌生人的身份，进入了一个因婚姻而织就的亲属网络。女性通过生育特别是儿子获得男性权利主导的家庭中的母亲权力，这种权力巧妙地挑战了家庭中的男性权力。此处，以贵妇为代表的女性的家庭角色、社会身份和自我概念也会得到强化。电影中贵妇以给三毛命名为名举办了一场鸡尾酒会，这其实也可以看作是贵妇对于“母亲”身份的宣示。三毛这个被收养的儿童在此时就介入了家庭性别权力关系的建构中来，扮演了家庭性别关系协调人的角色。费孝通教授曾把家庭中父母子女的关系比作三角关系。他特别提到了孩子对于夫妇之间的关系往往起到调适作用，“孩子不但给夫妇创造了一个共同的将来的展望，而且把这空洞的将来，具体地表示了出来。结婚若只是指两性的享受，这种关系是不易维持的。可是婚姻却开启了另一种感情生活的序幕，孩子出生为夫妇两人创造了一件共同的工作，一个共同的希望，一片共同的前途；孩子不但是夫妇生物上的结合，同时也是夫妇性格上结合的媒介，从孩子在夫妇关系上的创造性，使我们对于‘三角形的完成是孩子的出生’这一句话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稳定夫妇关系的是亲子关系。”总之，通过《三毛流浪记》的漫画和影视作品研究近代中国的性别议题，对于拓宽研究视野，丰富近代中国社会性别史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侯杰教授：其实在做《三毛流浪记》的研究时，还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三毛流浪记》所诞生的年代恰恰处于战争时期，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索儿童在战争中的处境等问题。儿童研究是性别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进一步深入。此外，对于漫画和影视作品的传播效果以及受众的问题，似乎也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最近我们尝试开展“影视史学”的研究和探讨，就是要借助电影、照片、图像等视觉史料，深入历史研究。同时，我们也尝试把历史与影视结合起来，借助影视展现历史。最近我们除了参与中央台播出的文献专题片《辛亥革命》外，还参与制作了天津台的《英敛之》、《新凤霞》等。已经毕业的同学也从中得到了学习和锻炼。王小蕾等人以前也曾在电视台工作过。 王小蕾：为了解读图像和影视所编织的有关性别文化的符码，实践确实很重要，灵活运用相关理论、方法也重要。在对图像媒体的研究中，我们要结合视觉文化的研究方法，不仅学会从图像的外观、形式、历史、意识形态、符号学、解释学等角度加以诠释，更须对图像所构建的话语空间进行客观分析。海登·怀特曾主张利用视觉的影像和影视剧传达历史和不同时期的人们对于历史的见解的方法。比对文字和静止图像所传播的历史，它们都是再现历史的重要方式，对历史的阐释都不能脱离具体的语境，但是在意义生成和诠释、传播等方面却有较大区别。在用文字诠释历史见解时，史学家要使文字符号的形式经过读者的视觉产生联想，形成内心幻象，然后才有意义的出现。用影视再现历史则给人的感官以直接的冲击力，并能够用视听结合，声画并蓄的手段，多管齐下激荡观众的感官与心灵。这也显现出影视在再现历史时的优势。此外，影视在历史书写上的局限性也是客观存在的。如影视作品所记录的时间、地点、范围极为有限；长于叙述短于分析，不容易使观众了解历史的前因后果，难以全面把握历史表面和背后的多重互动复杂关系，无法展现历史反思的完整过程。此外，一些现代传媒业的通病也在制约影视作品对历史的再现，比如炒作浪漫情节，丢失历史书写的严肃性、忽视专家的作用、无法从固有议题中发现新的亮点等等。 侯杰教授：显然，任何史料都有其独特价值，也会有局限。利用新的理论方法发掘原先被忽视的史料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一旦掌握这些史料就会使研究者在探讨中国近现代社会性别史的相关议题时有了更为丰富的依据。 刘文慧：在课堂上，我受到老师的启发，对文史资料中所呈现的性别议题特别关心。在中国，文史资料的编纂有50年的历史，内容涵盖诸多方面，是一部反映近现代历史发展的百科全书。文史资料的特色是亲历、亲见、亲闻的一手资料，征集的范围很广，包括全国、省、市、区、县各级。通过查阅文史资料，我发现其中蕴含着大量反映中国近现代社会性别制度变迁的议题，如女性风俗习惯的改良：缠足、放足、破除旧习俗等；婚姻家庭的变革；女子教育的发展；职业女性，如女艺人、三姑六婆、女工、女教师、女商人等壮大；参政运动；女性与战争，如女战地记者、女性与情报工作、军妓等相关问题；涉及妇女与社会性别的公共事件，如杨翠喜案、杨三姐告状案、双烈女案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