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侯杰教授：近些年来，我们投入一定的精力发掘文史资料中的有效信息，研究性别史。因此，需要探讨文史资料与口述史料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朱丽丽：刚才老师谈到口述，我在假期中对两位早年丧偶的缠足女性进行了调查。在调查中，我重点询问了四个问题：第一，何时缠足、为何缠足及缠足对童年、婚姻等方面的影响。第二，在早年丧夫后是否考虑过改嫁，结果如何。第三，如何处理生理需求与传统贞操观念的问题。第四，在丧夫后如何完成角色的转变，承担起家庭的经济责任。通过访谈，我了解了她们的缠足原因、日常生活、夫妻关系、配偶去世后的生存境遇、对子女的期待等问题。此外，我们还就这些问题询问了缠足女性的亲友以及附近村民等。通过缠足女性的自我言说与他者叙述的比对研究，我发现了在这些话语背后所隐含的巨大的差异性。比如我在询问一位缠足女性的夫妻关系时，提问“是否和丈夫有过争吵或打斗”，她告诉我“自己经常挨打，每次挨打都没有反抗”，但是邻居和受访者子女的补录内容则为“两个人打架，一人拿斧头，一人拿菜刀，谁也不肯让步”。听到这里，我不禁开始进一步思考造成这种差异性的原因以及被采访的缠足女性所选择的言说策略：她为什么要这么说?她在自我言说中如何进行取舍?取舍的标准是什么? 侯杰教授：朱丽丽在调查中所发现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再次证明，被访者在接受访者采访的同时，也在采访访者，做有选择的回答。足见“口头考古”的艰难。缠足女性调查与女性个人生命历史息息相关。所谓“女性个人生命历史”指的是她们在不同生命阶段的成长经历和主体经验。长期以来，这些尘封的历史都难以为研究者所关注。而田野调查的方法却可以打破以往的“女性沉默”，记录下这些“未载史册”的历史。2009年-2011年，我带领学生到山东淄博山区进行有关缠足女性的田野调查，今年在山西长治学院的安排下赴晋东南调查，积累了一些经验。在访谈的过程中，我们自觉地将个人访谈与集体访谈相结合、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相结合。在访谈的时候，我们也尽量入乡随俗，使用方言和采访对象交谈。此外，为了保持调查的完整性，我们坚持每年对被调查的缠足女性进行回访。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许多接受采访的缠足女性都年事已高，难免出现记忆模糊和缺失的现象，进行选择性回答的情形也十分普遍。这些都是我们在处理口述史料的时候必须面对的。口述史料是一种历史记忆，它所呈现的不是全部的过去，而是有选择的过去，不是所有人的过去，而是部分人的过去。可以说，口述史料是过去与现在之间，采访者和受访者之间，个人的社会经验与其社会认同之间互动的结果。 朱文广：今年我和赵天鹭随老师在晋东南进行田野调查，体会到观察被调查对象的日常生活，搜集相关的碑刻与民间文书也是至关重要的。来到长治的一些村后，我发现，这里有不少女性神灵和庙宇，如碧霞元君、二仙、女娲、马仙姑、蚕姑及其相关庙宇等。当地村民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女神的故事，使我感到，女神信仰的发展呈现出两种现象：一是女性气质明显。这主要表现在女神多具有生育功能，如观音、碧霞元君、二仙、女娲等。女性成神的故事会体现出传统女性的品质，如二仙成神过程中受继母虐待而不反抗等。二是女神的功能多样化，有成为全能神的可能。碧霞元君和二仙即是如此。她们同男神一样，承担了保佑一方平安的重任。我觉得女性化气质的沿续有助于女性成为庙宇的主要朝拜群体；去女性化的现象使得女神获得了男性的认可，从而为其举办大规模的迎神赛社。这两种趋势都起到了扩大神祇影响的作用。 此外，我还发现当地活跃着帮人看病拜药，消灾祈福的马童，大部分是女性，男性比例不过十之一二。和阴阳先生一样，马童充当着灵媒的角色。马童和阴阳先生一起，构成了信仰场域中的性别互动。马童主管治病消灾，面对个体，面对生活，主要在庙内活动，是一种常态的存在；阴阳先生主管建房堪舆、赛社仪式，面对家庭和村落集体，面对生产，一般不进庙宇，在集体祭祀仪式时会走遍庙内外，是一种非常态的存在。二者配合，完成了民众信仰场域的性别互补构建。 我观察到，从乡村庙宇的管理与维修的掌权群体中看，女性被基本排除。即使在以碧霞元君、二仙为主神的庙宇与庙会中也不例外。在庙会之外的时间内，入庙烧香常有限制，如未成年、怀孕、结婚不满三年、生孩子不满三年者不能入庙。在迎神赛社、祈雨仪式中，女性常被排除在外。这是男性对村落祭祀资源的控制，体现出了两性权力的不对等。但是，不能据此得出女性权力缺失的结论。维克多·特纳在考察恩登布部落时指出，在部落结构的男性场域中，还存在着反建构的现象，即女性地位有时会“逆转”。我认为，这种结构与反结构本身就是一种结构。女性在晋东南信仰空间与仪式中的缺席并非绝对，存在着一定的“补救”行为。除马童在信仰世界施加着自身的影响外，还有以下方面：一是虽然庙宇的捐修者以男性居多，但代表的却是以两性为基础的家庭。而且，女性也并非绝对不会在捐款名单中出现。二是女性烧香并非一律严禁，会有变通之法。三是祭祀活动中也有女性参与者，较为明显的是在祈雨仪式中。有些村落，女性是可以参加祈雨仪式的。屯留老爷山三嵕庙的求雨就不避讳女性；高平市长畛村的求雨者主要是女性；长治县王童村的首选求雨群体是寡妇；长子县大中汉流传着一个独身女子天旱在大庙中求雨的故事；壶关县南阳护三嵕庙是男性去外地山上求雨，寡妇打扫村内水池求雨同时进行；黎城牛居探花爷庙的祈雨仪式情况相似，男性抬神像巡境出游求雨，寡妇则在庙内跪香求雨。总体看，民间信仰中的性别关系呈现出一种不对等的弹性结构。男性虽据主导地位，但女性也并非完全被动接受，双方充满了互动。 侯杰教授：从朱文广的发言中，可以看到，调查者的问题意识十分重要。在有些问题上，一定要勤问、勤思考，切勿主观臆断。此外，我还想说一下关于祭祀活动当中的性别禁忌问题。在多数情况下，性别禁忌集中在女性身体上。刚才朱文广所说的一系列禁忌都属于这一范畴。除了亲自开展田野调查外，近代历史上还有大量的口述资料值得发掘、利用。例如《大公报》的记者蒋逸霄在20世纪30年代对天津、上海两地的职业妇女进行了系列采访，揭示了她们在追求职业平等、婚姻自主时的探索与无奈、欢乐与痛苦。 师卓：我想就近代中国职业女性的问题谈些看法。这方面的史料十分丰富，包括报刊媒体、日记、回忆录等。《北洋画报》上所刊载的《女子职业三百六十行》就反映了近代天津所出现的各种女性从事的职业，可谓名目繁多。其中，属于农业部门的有渔妇、采菱女、拾柴的、拾煤屑者、农妇、戽水的、看牛女郎等；属于工业部门的有缫丝的、织布的、做样机生活的；属于商业、服务业部门的有女店员、轧棉花的、纺棉花的、转糖者、卖糖山楂的、摆水果摊的、烘山芋的、舂米的、卖锭萝头、卖香葵子、卖梨膏糖的、卖菜的、卖大蒜头、卖菱角儿、卖花女、卖旧洋瓶、卖木梳者、卖铲刀的、卖洋铜簸箕的、卖笤帚的、卖鸡毛帚的、柴生婆、卖报女、卖扇子的、做花边的、缝穷婆、女裁缝、荡湖船女、洗衣妇、女剪发师、梳头婆、女堂倌、女轿夫、女擦背、保姆、佣妇、丫头、奶娘、纹面婆、关三婆、喜娘、女算命、女相家、师娘、哀丧婆、佛婆、舞女等；属于科教体文卫领域的有女职员、女医生、收生婆、女教员、女音乐家、女画师、女拳术家、女冒险家、女游泳家、女网球家等；属于娱乐领域的有打花鼓者、蹬锣者、唱鼓书者、卖歌女、演髦儿戏的、电影明星、女新剧演员、女票友、歌舞明星、走绳索的、女书家、模特儿等。这不仅对于研究女性的职业生活有所助益，还能帮助我们探讨近代女性的职业形象。 此外，爱丽诺·库珀与刘维汉在《格蕾丝一个美国女人在中国，1934-1974》中，描述了一位美国音乐女教师从1934年至1974年在天津从有闲阶级——自来水公司总工程师的太太走向英语教师的过程，展现了格蕾丝与丈夫刘茀祺相知、相爱、患难与共的性别互动关系。书中还描述了保姆王奶奶在由中国人和美国人联合组成的家庭中，照顾三个孩子的故事。她会说简单的英语，并与主人相处很好，得到的工资比在华界工作的人多。而布莱恩·鲍尔在《租界生活(1919-1936)——一个英国人在天津的童年》中也有对保姆形象的描写，记述在英国租界当保姆的阿妈“一姐”不仅照看主人家小孩(男主人公布莱恩·鲍尔)的日常起居，而且给予孩子们关爱与平和的生活态度。这些资料也是研究近代中国职业女性的十分宝贵的史料。 侯杰教授：实际上，我们在找资料的时候，空间范围还可以扩大，不仅是天津，其他城市的职业妇女资料也不能忽视。刚才师卓所提到的史料非常重要，特别是外国人留下的资料值得继续发掘整理，并进行文本分析。 杨帆：我谈一下外国传教士与性别研究的史料问题。大家都知道基督宗教在近代对于中国社会性别制度及其权力关系的变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传教士们留下了大量的文献，比如日记、回忆录、书信等。此外，传教士所创办的报刊以及他们撰写的文章也涉及了相关的议题，像《查世俗每月统纪传》就涉及了有关中国传统女俗的问题。卫三畏的《中国总论》、林乐知的《全球五大洲女俗通考》和明恩溥的《中国人气质》中都涉及缠足、婚姻家庭、传统女教等相关问题。老师和同学们对此已经十分熟悉，我就不展开了。我想强调的是，在史料解读的时候，要警惕西方传教士的“西方中心观”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