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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礼制秩序向基层社会渗透的途径及其变异 我在本文中曾指出，对礼制秩序的评价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考察“二元礼”的内在紧张状态，或者拘泥于“苦行礼”作为替代方案是否有效这些议题之上。否则我们根本无法辨清在同一儒学系统中居然会呈现出“礼教杀人”还是“礼教养人”这两种极端颠倒的形式，而且有可能陷入相互否定大作翻案文章的危险境况。我们必须仔细考量，礼制实践在何种制度安排里会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治世的功能，以尽量规避其随时发生的内在紧张。我们发现，礼学实践要真正发挥功用需要一些制度条件支撑，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支撑因素是科举制内部的变化。 本文论述语境中的科举制，并非是教科书中被漫画化妖魔化的考试制度，而是发挥着一种无形统合功能，它将文化、社会、经济诸领域与政治权力的结构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一多面互动的整体。(25)艾尔曼也认为，不应把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障碍归结为帝制时期的科举制度。他提议把科举制看做是一种上层与下层精英的循环运动，而不是西方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流动”。因为“社会流动”虽指出了阶级变动的轨迹，但基本上这个变动仍是在固定的等级秩序中进行的，甚至起到强化等级制度的作用。而循环运动则强调上下精英阶层的身份可以互换，特别是对教化和礼仪在民间的推行相当有利。这样的循环互动使布衣变卿相并非是王朝政策的目标，使社会保持一种活力的流动性才是目的。一个质朴的社会循环常常使得科举制能够产生不可预期的结果，这才是中国传统与贵族式的西欧和日本相区别的地方，在他们那里没有什么意外发生，一切都像是命定的安排。(26) 最早的“士”即是一种以政治为职业的集团，他们受过精神训练的经典教育，所以“士”与“仕”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孟子认为“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士后来也与“吏”的身份相合，成为官僚体系的一个部分。科举制发明伊始就兼涵一种地方代表性，后来考虑到地区均衡的问题，科举制越来越顾及南北的分配比例，各地“孝廉”或“进士”又往往在政府中为自己的地方利益说话，这当然谈不上代议制，但科举制也发挥一点间接的代议功能是有可能的。(27)不过，我更关心的是所谓“礼制下移”的过程与科举制变化的关系问题。16世纪以后的社会流动，使得士农工商的次序渐渐发生变化，相互的界线也因出现了交融互渗的趋势而日趋模糊。商人亦可通过捐纳成为“监生”，使得科举制染上了更世俗的色彩。这是社会流动加剧变化之一面。另一方面，社会流动也使得科举制表现出静态的一面。何以言此？明代正式设府州县学，由政府供给廪食，称“廪膳生员”，“生员”又称秀才，升格必须经过严格考试，经“贡举”途径选送至国子监，成为“监生”，取得“监生”资格以后，可以出任地方六品以下的官员。但入贡常常太难，经常要等数十年，除非有钱捐纳成为“监生”。这样一来，就会在基层积压大批的生员秀才，加上州县学之外参加乡试的散客人员，在乡间积压人材的数量一定是惊人的。“生员”有免除徭役的特权，他们又是乡间最有文化修养之人，往往成为民间的宗族领袖，或成为在基层推行礼制教化的最佳人选。比如清朝入主中原以后，为取得汉人士大夫的支持，遂大幅度增加府州县学生员的录取名额，由明朝时每个府县每次取进生员名额4—8名，增至20—40名，使得正途出身的士人数目急剧增长，各府县常年都维持着三四百名生员。直到太平军兴，清廷为筹措军费，劝民捐输，并以“增广生员”名额作为回报，江浙一带遭兵毁之后，商民捐输更加踊跃，所得名额较他处更多，故士子谋生常常更为艰辛。又有学者统计，明朝为数仅三万到六万名的生员，到明末已高达五十余万名，在科举名额没有增加的情况下，生员晋身为贡生的竞争率从明初的4∶1，激增至300∶1或400∶1。乡试竞争率也从59∶1增至300∶1，60％—70％的生员终生无法获得晋身之阶，沦为在野赋闲的角色。他们或滞留京师结交权贵，或披发入山，或主讲书院，或入幕行医，或为塾师讼师，或占卜卖字画为生。(28) 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由于明清对生员的录取更多顾及区域南北的均衡，以保持形式上的公平。故大多数未进阶的生员作为有文化的秀才沉潜乡里，承担起教化训导的责任。因生员可免徭役，不得对之施加刑罚，所以其特权地位是相当显著的，也使之有动力施教于民。名额一旦带有敏感微妙的地域性，生员往往能代表本地的利益，区别于官府的行政规划，他们在基层经常承担起排解纠纷、兴修水利工程和组织团练御敌及推行礼仪教化的职责。E. A. Kracke, Jr. 比较早地注意到了科举与地方名额的分配对士人命运的影响。他认为，科举制有一个从早期的区域间自由竞争时期(655—1279宋亡)向严格执行区域配额制的转变，这个转变大致是从元代开始，到明清达致完善。区域配额制是根据人口的密度制定的，实际上分配的名额也与当地的人口比例相当接近，显示出机会均等的倾向。(29) 在我看来，科举名额在区域分配方面显示的公平性不仅对边远地区的士子有利，更重要的是使各个区域的底层绅士能够较为均匀地分布在条件参差不同的地区，使得基层礼仪的教化有了实际的承担者，而不至于使礼仪的重建只能局限于江南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张仲礼曾指出，绅士的职责与其私人土地占有以及所在地点无关，而与行政区划有关。所有绅士都在本县承担职责，属于下层士绅的与县教谕和知县往来密切的县学学生，能在本县有效发挥作用，但一般也止于本县，这是与生员的地区配置的格局有关，反而有利于在各自特定的区域范围内实施礼仪教化。(30) 所以生员壅滞的现象应从两个方面进行观察：一方面它使得大批生员无法通过贡生的正途进入官僚上层；另一方面，生员名额配给的大量增加，特别是相对严格的区域分配比例，促使生员能相对均匀地分布于基层社会，对礼仪教化的推行有着非常实际的贡献。这也是我把科举制不仅单纯看作考试制度，而是教化功能制度的一个重要原因。 除科举制外，对18世纪礼仪变革大有关系的因素是宗族形态在底层影响的深化。宋以前，规定只有天子贵族才能享有立庙祭祀的权利，普通民众没有立祠遥祭四代以上先祖的资格，只能在家中祭祀父母，宋明儒学对祭祖之制加以改革，乡民亦能享有祭祀四代以上祖先的权利。但从朝廷颁布的礼制文献到朱熹的《家礼》都没有如此明确的明文规定，民间礼仪的变化实际上是一种僭越朝廷礼制自我变通的结果。宋明以后，所谓“大宗祭祀”的权利亦被分散，庶子也可独立祭祖，这对民间宗族的兴起是个关键，因宗子祭祖范围扩大，敬宗收族的辐射面也随之放大。一旦小宗法的限制取消，乡民均可以祭始祖、始迁祖、始分祖，这使家族成员的范围成几倍乃至几十倍的扩大，使其不限于五服之内，扩及始祖、始迁祖的播迁范围，可以包括十几代祖先的后裔，比五服族亲的人员自然成倍增多。 与此同时，主持祭祀礼仪的人数需求量也会随之大大增加。士绅的作用就会凸显出来。冯尔康先生注意到，清代掌握宗族祭祀的士人群体身份明显下移，且与无身份的富人结合在一起。(31)这个观察是敏锐的，因为官方默许民间立祠祭祀四代以上祖先，并打破了大宗嫡子垄断祭祀的局面，使得敬宗收族的面积扩大，但祭祖不是一般的活动，需要礼仪程序加以支持。同时，祭祖需要理清多代承接散播的源流谱系，以明其归属。故民间修谱就有了充足的理由，对绅衿士人的需求量必然大大增加，此际科举制下大量生员的壅滞恰恰为宗族的庶民化倾向提供了人才储备，这就是清代礼仪权利下移的宗族背景。科举制与宗族转型之间发生更为频繁的互动对18世纪礼仪变革有着巨大的影响。这就涉及以下问题，即民间礼仪的变化到底是一种自发的行动呢，还是与官府的治理理念的转型也有一定关系？ 清初统治者大力推广敬天法祖，以孝治天下的治理理念，宗族在民间势力的增强实与此国策的实施密切相关。官府强制推行乡约会讲，宣讲《圣谕广训》，并旌表累世同居，五世同堂的家族，其职责均可能落实到宗族一级加以组织安排。这样一来，民间祭祖的力量就会名正言顺地扩大起来，波及经济和文化领域。各类族田学田等经济资助项目的设置与教化族人的举措频繁实施，都使得民间自治的能力有所提高，也使宗族教化的有效性要高于官府，从而导致“教化权”的转移。实际上民间礼仪组织是在和官府分享教化权，也就是与国家分享教化权。这种教化权包括对族人的精神训导、人格侮辱和各类体罚。教化权在训诫层面也呈现出管理权的特征。家族自治与乡族教化变成了一种国家向下延伸的社会管理机制，同时这种国家延伸的教化权力又有高度自治的特征。(32)因此，国家和民间对教化权的分享和切割的边界在哪里应该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雍正乾隆帝执政期间，曾经设想在民间设立“族正”制，一方面规范宗族的管理，另一方面也是想把宗族自治的权力纳入到官府的管辖权之内，把他变成国家的行政人员，结果证明并不成功。(33) 教化权的实施基本由低层精英完成，特别是基层的绅士扮演重要的角色。即使像华北这样宗族组织作用发挥较弱的地区，基层组织的教化权似仍掌握在民间士绅手中。《儒林外史》中王玉辉就是一名生员，小说中的王玉辉在乡间当了三十年的秀才。清贫了半辈子，却不坐馆，理由是立志要编纂三部书流传后世，一部礼书，一部字书和一部乡约书。“礼书是将三礼分起类来，如事亲之礼，敬长之礼等类，将经文大书，下面采诸经子史的话印证，教子弟们自幼习学。”“乡约书不过是添些仪制，劝醒愚民的意思”。(34)吴敬梓的这段描述本意是讥讽王玉辉的迂腐，却也可反向进行阅读体会，由此可以发现，清代生员在基层所扮演的教化角色之实况，实际上沿袭了明代士人对礼制的推广经验。如前所述，明代基层大量简易礼书的编纂颇有利于礼制在基层的普及和传播。如清代山西泽州有“社首”之职，主持春祈秋报、管理社费、维修庙宇、息讼息争、协调人际关系等职责，其中十分之一来自下层士绅，其构成基本上是监生、庠生、贡生和生员的复合结构。(35) 总括而言，对18世纪礼制转变的讨论似乎不应局限于思想史和观念史的思考范围，而应把它置于更复杂的制度与民间生活的互动网络中予以全面把握。不但要注意礼制的内涵与明清思想转折的关系，而且也不可忽略这种转折与清朝帝王文化品味的诱导之间的关联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