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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五○。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②张寿安：《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③常建华：《清代的国家与社会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4页。 ④⑤⑥商伟：《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第17页；第88页；第92页。 ⑦商伟：《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第94页。 ⑧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35—63页。 ⑨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0—21页。 ⑩(11)商伟：《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第21页；第558页。 (12)(14)商伟：《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第144页；第2页。 (13)丰子恺：《桐庐负喧》，丰一吟选编：《丰子恺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253页。 (15)关于清朝编纂礼书的情况，参见林存阳：《清初三礼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02—310页。 (16)商伟：《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第8页。 (17)参见赵克生：《明代国家礼制与社会生活》，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98—219页。 (18)张循：《“君子行礼，不求变俗”：清代考据学的社会性格》，《清史研究》2013年第1期。 (19)关于帝王与士人在明末清初的合谋状况，参见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人精神世界的变异》，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 (20)参见《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第十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716—745页。 (21)参见胡明辉：《法天之宫：清儒考证明堂的政治文化史意涵》，载刘凤云等编：《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553页。 (22)(23)参见《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第十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897页；第806页。 (24)张寿安：《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15页。 (25)(27)余英时：《试说科举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氏著：《中国文化史通释》，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第205页；第217页。 (26)Benjamin A. Elman, The Civil Examination Syste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400—1900,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Volume 8, Number 1, March 2013, p. 32. (28)王日根：《中国科举考试与社会影响》，长沙：岳麓书社，2007年，第291页。 (29)E. A. Kracke, Jr.: 《中国考试制度里的区域、家族与个人》，费正清等：《中国思想与制度论集》，张永堂等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6年，第293页。 (30)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49页。与张仲礼对绅士的分类不同，常建华认为，“缙绅”与“绅士”同义，均指有官位而回到乡里的士人(常建华：《士大夫与地方社会的结合体：清代“乡绅”一词含义的考察》，《清代的国家与社会研究》，第414—422页)。我以为这缩窄了“绅士”的范围。其实明代乡间许多推行教化的“礼生”均有生员担任，他们是民间推行礼仪的重要力量，如果把他们排斥在外，似乎有些不妥。 (31)(32)冯尔康：《18世纪以来中国宗族的现代转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25页；第86页。 (33)关于“族正”设置的研究，可参见常建华：《清代的国家与社会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65—299页。 (34)《儒林外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第551—552页。 (35)姚春敏：《清代华北乡村“社首”初探：以山西泽州碑刻资料为中心》，《清史研究》2013年第1期，第13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