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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接受中央政府领导，要求自治，支援解放西藏 (一)献旗呈信，接受中央领导，请求自治 1949年底，夏格刀登等闻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毛泽东、朱德等担任领导，即派遣汪嘉与柏志(格达的代表)、蔡良(翻译)3人经兰州、西安，于1950年2月下旬到达北京，献旗致敬(13)，请求解放等。 1950年3月底，甘孜藏区得到解放，夏克刀登等立即行动，拥护解放，接受党的领导，在康定军管会中担任副主任。 其间，夏格刀登利用平措旺阶到重庆向西南局汇报西康情况同时接受指示的机会，联络格达、邦达多吉等人，呈信刘伯承主席，表示他们拥护共产党、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请求在西康藏区实现民族自治，自我管理。信文如下： 刘伯承主席阁下： 自从一九三六年朱总司令亲自领导下组织“博巴政府”以来，我们始终一贯的坚持着。现在我们藏族统一的“民主自治同盟”谨提出我们共同的意见：从根本上在中央人民政府最高领导的原则下，请赐给我们将整个西藏民族组织一个统一的自治政府。但在目前，原西康省内由康定起，将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相同的康属藏民请单独划在一个行政区域里，与过去宁、雅两属实不能相处。马和毛(牦)牛拴在一起，彼此只有害而无益，这是一定的，敬祈注意。这里一切情形，我们与共产党、康藏边区党的组织有着密切联系，详情已托请凭措旺阶面报。 夏克刀登、邦达多吉、格打活佛、格桑悦西、郎吉多吉、张西郎吉呈 一九五○年国历三月廿八日(14) 在这封亲笔信中，夏格刀登等表示从1936年他接受共产党教育、参加“博巴政府”后，他们“一贯的坚持着”。这“坚持”含意有二：第一，他们相信朱德临行前的话，革命会胜利，他们将重返康区；第二，他们坚持着“博巴政府”理念，民族自治(15)。因而，当西康藏区得到解放后，他们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以“中央人民政府最高领导的原则”，请求在西康建立藏族自治区，实行自治。 需要说明的是，夏格刀登等提出的“自治”与《共同纲领》中要求实施的“自治”既相同又不同。相同的是自治区是在“中央人民政府最高领导的原则下”的地方政权，不同的是夏格刀登要求的是“民族自治”。用其话讲，就是“马”和“毛(牦)牛”不能拴在一起，否则有害无益，强调民族因素在自治中的决定因素，建立单独的民族区域，实行自治，康人治康。《共同纲领》中提出建构的是“民族的区域自治”制度，简称“民族区域自治”，依据“区域”和“民族”两个因素，实行“区域”与“民族”相结合的自治。其中“区域”是关键，区域内实行民族自治；所谓“民族”并非单一民族，是该区域内的所有民族(16)。 4月15日，汪嘉等3人在中央民委干部的陪送下，从北京来到重庆，拜见刘伯承、邓小平等，呈交了夏格刀登的相关请求。 比较夏格刀登等人经平措旺阶转呈的亲笔信，汪嘉等人呈交的请求信的内容更明确、更具体。他们代表夏克刀登、格达等人恳求尽快解放西康藏区，“对于拯救我们的恩人，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等待着，希望慈悲的父母赶快救救受着痛苦的儿女”；诉说了过去在“博巴政府”领导下，康北藏民曾解除了痛苦，获得短暂的幸福，期望在解放后能重建博巴政府，“希望由我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民选出公正有识的人来管理；要求废除土司制度，取消奴役及压迫，解除民众痛苦；重划行政区划、公平负担。还提出了改革的要求，“因为西康人民数千年来受封建的统治遗毒深重，所有一切旧的思想必须彻底改革，培植以新的思潮，西康人民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17) 4月17日，刘伯承、贺龙及邓小平回信夏格刀登、格达及邦达多吉，请汪嘉等人转交，表达中央政府的要求与主张：1、根据《共同纲领》规定，将在金沙江以东地区首先建立藏民自治政府，区域自治；2、西康省是多民族杂居区，政府委员名额按各族的比例安排，但副省长中必须有藏民(18)，代表民众的意愿，反映相关要求；3、代表毛主席、朱总司令请夏克刀登等3人出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希望来渝开会，商议建设事宜；4、解放军进军西藏途经西康藏区时，请给予帮助，等等。(19) 其间，邓小平等通过汪嘉等人向夏克刀登等提出了9项建议，内容如下： 一、西南军政委员会除预留金沙江以西委员名额五名外，拟请夏格刀登、邦达多吉、格达活佛为委员。现尚未征求其本人同意，希各代表代为转达，并希望他们能够来重庆，参加西南军政委员会开会。 二、西康省人民政府拟以藏族一人担任副主席，人选由廖志高主席与前述三委员共同意议推荐。 三、西康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名额依照全省藏、彝、汉三族人口比例分配，人选由廖主席与有关方面协商，提请中央批准任命。 四、在西康藏民聚居地区成立自治政府。 五、汉藏人民杂居地区，由汉藏人民选出相当名额的代表，参加人民政府或自治政府。 六、进军西藏经过西康时，物资给养主要由内地供给。但如有必要，亦得向当地人民给价购买或暂借，暂借之物资一定负责迅速偿还。 七、西康道路主要由军队修筑。但如有必要，亦得征用民夫。征用民夫时，伙食由政府津贴一部或全部，这些道路的修筑非但有助于康藏的进军，且有利于西康经济的发展。 八、入康藏之部队，暂不用钞票，全部使用银元。 九、进入康藏之部队，已进行深入的教育，务使其尊重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等。但仍恐人数众多，或有少数破坏纪律的人，一经查出，我们除给予严格的处罚外，并请当地人民原谅。(20) 其实，以上9条建议就是前述邓小平等领导给夏克刀登等人亲笔信内容的放大与具体，充分表明了中央政府的要求。在这些要求中，除希望在西康省下建立藏族自治区，实行区域自治外，主要是希望夏克刀登等民族宗教上层为解放军出售粮食等物资、提供驭运及修路民工，维护后方安全、保障后勤供应，为解决西藏地区服务。 (二)商议政权建设，区域自治，支援解放西藏 1950年初，毛泽东将解放西藏的任务交给西南局，规定了“区域自治”和进军西藏“不吃地方”两项原则。前者关系如何构建及管理新型政权，反映上层及民众的意愿，代表其利益；后者指解放军进驻后不带来负担，自行解决给养。这两项原则所指就是需要在西康创建藏区自治区和“不吃地方”，起示范效应，影响西藏。当然，这两项原则的贯彻需要与藏族代表人士交谈商量，协助落实。“今天就实行区域自治来说，首先开步走应在康东，因为各种条件比较具备……有这些条件，比较能马上做。前些时我们相隔很远，没有积极交换意见，电报交换，意见交换不好，这次夏克刀登来了以后，我们还要商量。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何解决得好，可以直接影响西藏问题”(21)。邓小平这番讲话表明夏克刀登将会在区域自治等事项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1、商议区域自治，创建新型政权 1950年7月下旬，应刘伯承的邀请，夏克刀登拒绝了多人劝阻(22)，不顾气候炎热及身体不适，专程到重庆参加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24日，他在拜见刘伯承时，特别追溯与红军、博巴政府等的历史关系，“当红军走时，我们很舍不得，朱总司令说红军终究要胜利的，要转来的。现在果然实现了，我们是说不尽的高兴”，衷心表达了对共产党的拥护、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 刘伯承肯定了红军与夏克刀登的关系，强调是“共过患难的朋友，反对过共同的敌人英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表示今天我们要进一步团结起来，解放西藏，反对美英帝国主义等，恳请他多多提供解放西藏和建设西藏的意见。 对于地方政权的建设，刘伯承恳切地说：关于少数民族的区域自治，我们根据共同纲领民族政策决定执行，希望夏克刀登“不仅只成为德格一个信红教的领导者或一块地区的领导者，而是在行动中成为西康各个教和各个地区都拥护信仰的大领导者”，示意夏格刀登出面担任自治区的负责人。他还特别请夏克刀登考虑创建自治区时的若干问题： (一)我们计划在已解放的金沙江以东地区，先实行区域自治。但我们是先从一块地区做起，一个范例(因为事情不可能要求一切都同时做好)，然后逐渐扩大，请考虑究竟先选择哪一块地区适当? (二)已选择的地区，又当选哪一个县或哪一个城为中心? (三)区域自治应从哪些方面着手准备，哪些人物参加合适? 刘伯承的这番言语是建国初西南局依据《共同纲领》的要求及中共中央的相关指示，系统创建民族自治区的宝贵构想；亦表明共产党对夏克刀登的信任，推心置腹，真诚相待，以及对他的力量及作用的重视，希望他能领导西康藏族地区。 2、欢迎军管会派人帮助，接受党的领导 8月1日，刘伯承、贺龙及邓小平再次会见夏克刀登，就西康藏区实现区域自治征求意见。夏克刀登表示共产党选择西康藏区实行区域自治、作出样板、影响其他的构想很好，赞同这项决策，但在区域划分、确定政治中心等问题上，他提不出什么具体意见，“请政府考虑决定，我们当完全遵从”。 在交谈中，邓小平提出“自治区范围现以金沙江以东之康属为准，中心设在康定。康定虽偏东但系一重镇，且经济较为发达，与内地接近，于将来发展也较便利。区域自治的名称，拟定名曰‘东藏人民自治区域政府’。区域自治政府的正副主席，拟以格达、夏克刀登、天宝、昂旺格桑等担任(23)，以格达为正主席，其他副之，因格达是活佛，在宗教上又有威望，对康南、康北的团结更有利”。 邓小平这些指示，勾勒出了尔后构建西康藏族自治区、也是中国民族自治区的基本蓝图，自治区的范围依据原有行政区；自治区首府选择既考虑影响，也注重经济因素，便于经济交流；由拥护中央政府领导的民族宗教上层进入政府，担任领导。为此，他建议格达担任自治区政府主席，既考虑到他的政治倾向，也注意到藏区社会的实际与宗教的影响。 在这次交谈中，值得重视的有，邓小平建议解放军派人帮助自治区政府开展建设及管理等。夏克刀登立即同意，表示“他正有意见要提出，需要康定的军管会有一人参加，才能领导他们工作”，并声称自己缺能力、见识少，需要有人帮助。这些言语虽是谦虚之词，但表明要求“帮助”，就是要党的领导，反映夏克刀登等在创建自治区、开展工作上愿意接受党的领导(24)。 这番交谈连同先前邓小平等的书信及相关建议，构建起了我国民族自治区的建设框架：我国绝大多数民族地区既是某民族聚居区，也是多民族杂居区，实行区域自治，必须考虑各民族的利益，需要各族各界的代表人士；各民族在自治区政府中要有官员，安排位置，方能代表各民族；政府工作需要解放军“帮助”，军管会时，军党不分，解放军的帮助就是党的领导。这也是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主要特点。 3、高配职务，积极团结 在筹建西康藏族自治区上，夏克刀登的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认可中共提出的方案等。在格达活佛遇害后，邓小平等希望夏克刀登担任政府主席(25)。在此，需要解释的是，按照《共同纲领》的相关规定：在政权建设上，人民普选代表，他们再选举政府官员。西康藏区是以藏民为主的聚居区，当时采取普选方式建立政府不可能，作为变通方式，由中共领导，先从民族宗教上层中选择代表，组织协商会，协商会提名推荐人选，召开各族各界的代表会，他们再选举政府的负责人。 夏克刀登是康北的最大头人，势力强，影响大，但对康南、康东地区则缺乏影响。在选举自治区政府的负责人过程中，据刘格平报告：“已呈请批准的政府副主席和委员，经过和各方面交换意见，已没有大问题，只有夏对于主席一职，内心有些问题，也不好公然表示出来。事实上，他当主席，除北路四、五县大部分代表拥护他，其余反对他的人也很多。反对天宝(桑吉悦希)的人还没有听到。代表会的协商委员正在和各方协商中。”(26)虽经中共领导人多次劝说，反复协商，建议代表们选举夏克刀登，但多数人的思想未做通，他们选出桑吉悦希任主席。当然，这次选举结果表现了民心，反映了民意，重要的是上层及民众的普遍拥护，为自治区政府夯实了基础(27)。 虽然夏克刀登未能当选政府主席，有关部门安排他担任政府第一副主席，并按照约定，安排他兼任西康省副主席(副省长)，行政级别八级。1955年10月，西康与四川合省，夏克刀登由副省长调整任省政协副主席，仍是副省级领导人。 不可否认，夏克刀登对自己没有当上西康藏族自治区政府主席，有些失落，除多次流露怨言外，还企图影响或怂恿部属，或械斗争夺，抢占地盘；或屡造言论，显示特殊影响，谋取更多利益，甚至要“价钱”，不愿意配合、协助政府开展工作，等等。不过，像他这样从旧社会过来的大头人，认识共产党、适应新社会有个过程，思想的转变是长期的、渐进的，还得客观认识、正确对待。 (三)维护治安，组织运输，保障解放西藏 1、进藏路线的选择与夏克刀登 进军及解放西藏，必须有人、力、物的支撑，后勤是胜利的保障，保障需要公路运输，修路需要民工。藏区是高海拔地区，山高坡陡，筑路困难，在未修通前，运输物资还得靠人肩驭运；部队长途行军所需的食粮也得就地解决，这一切都要求组织民众、提供帮助。当时能调动人畜，组织供给者，还得依靠头人或寺庙(28)。 在历史上，从康定进入西藏有南北两路：经雅江、理塘、巴塘为南路，距离较短，但上坡下坡，海拔高度变化大，沿途的地方势力(土头)多，治安难以保障，须分段运输，多次交接；经道孚、炉霍、甘孜、德格及邓柯入藏是北路，距离长、海拔高，坡度相对和缓。夏克刀登是康北的最大头人，控制德格、白玉、邓柯及石渠四县，影响甘孜、炉霍等地。重要的是，德格、邓柯与西藏隔江相望，是进军昌都的咽喉，也是前线物资的聚散地。夏克刀登拥护党，欢迎解放军，影响属下头人及民众的向背，可确保治安稳定及驭运顺畅，毋需分段运输；解放军能在其地盘集结，保障后勤，顺利进军，因而进军西藏的路线选择北路为主，与夏克刀登等的政治倾向有着直接的关联。 2、粮食等物资决定解放西藏的进度 康北地区海拔高，作物生长缓慢，粮食等匮乏，制约部队的行进。从解放军进入高原第一天起，邓小平、刘伯承等无时无刻不为部队的食粮、物资等供给而揪心(29)。解放军进抵甘孜、德格后，粮荒更突出，危及生存。如5月3日桑吉悦希报告：“入藏先遣部队目前严重的困难是没有粮吃，这个问题已成了四千人生命生存的问题，也是解放西藏中的严重困难。下月雨季到，那时更严重。只要有饭吃，什么都好办，请设法速派飞机投粮。”(30)粮食匮乏危及官兵的生存，若不能及时解决，不仅解放军进军西藏的任务难以实现(31)，连在康区也无法站住脚跟。 采取空投粮食等物资，的确是一种解决的方式，但受制于高原多变的气候及复杂的地形地貌，空投极不容易(32)。大量解放军及民工加班加点，恢复公路并将公路修至德格马尼干戈(33)，内地粮食及物资虽(即使?)经公路运输到达了这里，然而，再输送到入藏前线，除需要必需的时间外，更要求有庞大的牦牛驭队、源源不断地运输。要解决食粮的燃眉之急，唯有就地筹粮及组织驭队运输，这在当时就得看头人或寺庙的态度：认可者，愿意提供，命令属民缴纳，暂缓困难；反之，一跑了之。在此问题上，夏克刀登等的态度明确：以合理价格售粮给解放军，维持存在，确保进军。邓小平说“我们进军，因为粮食运不到，我们还只进去三四千人，但粮食成问题，一下就借了七十万斤粮，靠夏克刀登、格达、邦达多吉帮忙很大，不但粮食借到，而且价钱很公道”(34)。该讲话就是对夏克刀登等人相关行动的高度评价。 3、保障运输，为解放西藏献力量 前面曾叙，夏克刀登的政治倾向意味着康北社会稳定、治安安全，行军顺畅，因而解放军选择北路为进藏的主要道路，修建甘孜机场，空投物资，西向运输，转运前线，提供给养。驮队经过的地域是夏克刀登掌控的地盘，人工与畜力多由其部属提供或调配。 7月下旬，夏克刀登表示他不顾“病”或不怕“死”，要到重庆参加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他的参会便是坚定的政治表态，意味着经北路入藏解放军的粮食供给、运输保障、社会秩序得到了解决，更重要的是，夏克刀登在会议上的发言，代表藏族上层及民众认可共产党、支援解放西藏： 我们东藏人民在毛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已经得到了解放，相别了十多年的红军又回来了。共同纲领中的民族政策、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宗教信仰自由、区域自治等项，已开始逐步在藏族中实行起来，这些办法正是藏族人民多年来所渴望的。事实证明只有在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各民族人民才能真正平等、友爱、兄弟般的团结，我们藏族人民只有在毛主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获得自己民族的真正解放。 今天，中国大陆除西藏外，已完全解放，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迅速解放西藏是全藏族人民的极切愿望。现在英美帝国主义正在竭力阻挠西藏的解放，我们希望西藏的同胞团结起来，粉碎帝国主义的阴谋，我们坚决在中央毛主席和西南刘主席的领导下，动员一切力量来支援解放西藏，使藏族同胞早日解脱帝国主义的压迫，把五星红旗插到喜马拉雅山上去。 …… 太阳已经照在全中国的大地上，而温暖的阳光也即将照耀在全藏族人民的头上了。(35) 夏克刀登不仅这样说，也积极地这样做。他动员各地上层，组织支前委员会，并担任主任(36)；饬令下属动员群众，抽调人工，调配牦牛，组成驮队，为入藏解放军源源不断运输粮食及相关物资。1950年10月刘格平报告：当地藏民“积极支援前线，康北自玉隆以西全靠毛(牦)牛驮运物资，我军需运输，脚价增加，至酉中旬，雇用毛(牦)牛5000头增达17000头，再加上带买的五(?)三万头，其运输力量等于12架飞机、700辆汽车每日不停的载运，使支前物资在甘孜无所积压，随时运往前方。这种伟大力量，即是过去土司、头人，特别是夏格刀登动员起来的”(37)。 据不完全资料统计，在1950年10月底，西康藏区支援进藏解放军烧柴1500万斤、马草500万斤、帮购粮食200万斤，代买牛马2万余头，经常支前运输的牦牛约10万头，基本保障了解放军的需要，为解放西藏做出极其重要的贡献。有人戏说，西藏地区的解放是牦牛驮出来的。此话虽不太妥当，但多少反映出西康藏区的支援对解放西藏的极大支持这一实际情况。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物资的运输力量，主要是夏克刀登及部属提供的，“单康北地区在夏克刀登副主席亲自领导下，其运输力即等于一千辆汽车工作一次的伟大作用”(38)，既反映了夏克刀登在康区的强盛实力和特殊影响，更表现出了他对拥护共产党解放西藏的积极支援。 (四)接受公约，实现土司的团结 反对土司统治、抵制剥削是夏克刀登的口号，也是他争取民众的有效行动。借助这些言行，夏克刀登的势力迅速壮大，仅数年，他就掌握了原德格土司在金沙江以东的绝大多数地区；反之，土司施治空间萎缩，力量受到大大压缩。 解放初，夏克刀登派人献旗致敬；本人不畏炎热潮湿，参加西南军政委员会等会议，除表示拥护中央政府外，也有期望借解放军消灭土司、扩大力量，即有利用的目的。如康定召开各族各界代表会时，“夏(克刀登)一来时，即积极以瞻化、邓栅(柯)、德格、石渠等县代表为主，并控制义敦、瞻化、甘孜、道孚等县一部分代表，反映降央伯姆如何和西藏政府勾结，压榨人民，坚欲除之而快，……降央伯姆代表来时，是和十八军同志一同来的，非常害怕夏的一派，不敢离开我们同志一步。经过这段工作，他便坦然了。但夏与降的问题，夏并未放弃要把降打倒的意图，他仍用各种机会或用他下面的个别人来宣传降的不好”(39)。 降央伯姆也不打算束手被擒。1950年夏季，降央伯姆调集千余人武装，加上娘家的数百名骑兵，约2000人枪，拟攻打夏克刀登。双方对峙，冲突一触即发。 土司制度与共产党的社会管理主张大相径庭，但是，共产党即使将来要消除土司制度，也不会帮助夏克刀登解决降央伯姆的势力，也不会支持降央伯姆解决夏克刀登的势力，而是先要消除彼此的隔阂，促成团结。 在双方武装冲突一触即发之际，解放军来到了德格等地，所取立场即是不介入纠纷，反复工作，耐心调解，希望两派不要互相残杀、抢劫或争夺；解释历史上之所以发生纠纷，在于国民党统治，现在时代不同了，为了团结，以往纠纷应一笔勾销；解放后发生的纠纷，依法处理等(40)。化解了冲突。 接着，西南局、西康区委及康定地委领导从高层角度对夏克刀登加以耐心引导，说服教育，疏通思想，消除矛盾，希望在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因之在西康藏族自治区建立前，各族各界代表会协商通过《团结公约》，提出“以调解协商方式，解决各民族间和民族内部纠纷”，消除隔阂，化解矛盾，实现团结。为解决德格土司与夏克刀登的纠纷，康定地委于1950年在德格专门召开了两次团结会议。 经过教育与规劝，夏克刀登的观念有所变化，愿意接受《团结公约》，承认德格土司的地位，表示消除纠纷，不再械斗，争取搞好关系。在德格县第二次团结会议时，他亲自到场，主动向降央伯姆献了哈达，表达和解心愿。1951年1月5日，夏克刀登致信贺龙、邓小平两位领导，感谢他们专门捎话，希望他能与降央伯姆搞好关系，做到团结，愿意带头解决土司与民众的矛盾等： 邦达多结、阿旺嘉错两代表回康，得到钧座指示；西康省政府及藏族自治区政府首长，亦曾解释民族政策，我已彻底了解政府对少数民族政策及办法，决遵从各首长指示，为达到团结而奋斗。(41) 接着，德格县物色人民政府官员的人选时，注意了两派关系，考虑到力量的平衡，如“土司派”绒甲色呷担任县长，夏派担任副县长；在庆祝典礼上，郎加多吉(夏克刀登侄子)与降央伯姆互献哈达，表示“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实现团结”(42)。 夏克刀登毕竟是旧社会过来的大头人，虽然他接受了党的教育，与土司疏通了关系，注意并争取搞好团结。不过，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夏克刀登并没有放弃打击土司、扩张势力的想法。当时，民族地区仍是“地盘”决定“脑袋”、实力确认地位。尔后，他采取各种方法，或支持属下争斗，力图侵蚀土司地盘；或以政府干部的形象出面，编造“故事”，抬高身价，藉反封建为名，暗地鼓励不给土司交粮，争取民众，希望削弱土司的力量。当然，降央伯姆也不示弱，也学习、借鉴或运用各种方法，靠拢政府，应对夏克刀登，化解其侵蚀言行(4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