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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民主改革的言行“悖论” (一)认识改革是必由之路 藏区民主改革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部分上层及劳动群众开展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全面社会改造。通过改革废除农奴制、改变不合理的占有制，消灭剥削、取缔劳役，完成民主主义的任务，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在要不要改革上，夏克刀登的观念与共产党的方针并不对立。他清楚认识到改革是藏区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甘孜藏族自治州，从50年解放起，就明白要走哪条路，之后，随着觉悟的提高，不管你愿不愿意，走社会主义的路是肯定了的。甘孜州，剩下的地方的改革问题，如果就不改，是万万不能的，宪法也规定了，不改革劳动人民要反对，叛乱分子是阻挡不了的”(44)。在取缔土司制度、消灭封建势力等方面，改革的目的与夏克刀登过去的言行有不同程度的相合之处。 1955年12月，在四川省第一届三次代表会议上，夏克刀登与降央伯姆等代表提议，请求在甘孜藏区开展改革，“在我州少数民族聚居区内，尚未实行民主改革的地方，逐步完成民主改革的伟大历史任务；在尚不实行土地改革的地方，应当首先减轻群众负担，适当改革乌拉、地租、差役、高利贷以及奴役郑约、兹约(娃子)等不合理的制度，然后完成土地改革。我们认为，逐步实行民主改革，不仅十分需要，而且是完全可能的”(45)。 (二)改革措施的分歧 虽然，在要不要改革上，夏克刀登与党和政府无本质的差别，但在改革依靠谁及具体的做法上，他与政府产生了矛盾，表现出了一定对立。这些矛盾主要表现是： 首先，怎样改革。夏克刀登认为改革虽由党委领导，群众开展，但改革要与民族上层协商，上层同意改就改；如果不同意，要反复协商，直到同意后才改革。 其实，这样“协调”是把改革主动权操控在上层人士手中，其以是否接受了“协商”来决定改革能否开展。显然，这样的要求与改革的构想不相吻合。民主改革要求协商，甚至多次协商，但决不能允许部分上层人士藉“协商”为名决定改革是否开展。 按照共产党的方针，改革要与上层协商，也有群众要求来促进，“发动群众，上层协商”，上下合力，开展改革。“什么叫真改?基本环节是基本群众是否觉悟翻身，不决定于上层。还是实行和平改革，斗争是要斗争的，但不像汉区”(46)，促使上层正视形势的变化、考虑民众的要求、认识改革的必然，协商改革的内容及步骤。显然，夏克刀登以上层协商为主的要求，与中共领导、发动群众的设计不相吻合。 其次，对改革方式的认识。虽然，民主改革提出采取和平协商改革，然而，什么是和平方式、怎样争取做到协商改革呢?夏克刀登在认可改革的同时，也提出不同看法，“共产党的政策是对的，有了错误也能进行批评纠正，但太直了，太硬了，如像宝成线铁路一样，即使有山挡着，也要打个洞通过去。这样损失不免会大”。他认为工作队“应该采取挂钩式的方法慢慢挂过来”。 需要说明的是，甘孜州改革也有示范区。1956年初，丹巴县与康定两个区就是试点。两地改革基本上做到“犬不吠、鸡不惊”，平稳且顺利完成。问题在于，丹巴等地还在总结经验，康北农区尚在“三项改革”(47) 康南并未开展时，就发生大规模的叛乱。叛乱分子不愿意接受改革，哪怕是采取和平方式、通过协商途径开展的改革。血腥屠杀的现实，使得改革无法在和平氛围中开展。夏克刀登设想的采取缓慢的、挂钩式做法很难做到! 再者，改革期间，一些地方的工作队在执行政策时，或宽或严，存在不一致的现象。这也是夏克刀登所说的，“这次民主改革是采取和缓的方式进行，可是从德格县进行三项运动的事实来看，不是和缓，与甘孜和新龙实行的三项运动，比较起来，等于是两个政策。他们地区政策很宽，对待地富也基本上按照规定的政策执行了；德格地富的东西都拿光了，并强迫叫更庆寺拿出50袋糌粑，本来德格县的头人从历史上来说，一贯不像新龙的头人那样对群众残酷剥削和压迫，为什么对德格政策那样严呢?”他不理解更不满意。 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宽严不一、发展不平衡等“问题”难免不会发生，关键在于如何对待。有关部门是否注意到，愿意纠正呢?从1956年5月，省委、地委针对存在的问题，按照中央的指示，调整政策，采取措施，纠正存在的“问题”。已在亡羊补牢时，这些意见不能再成为反对之理由。 还有，对待收缴枪支的认识。枪支在新中国成立前是藏民所爱，系防身狩猎及生活之物，也是争斗表现之器，更是头人势力强弱的表现。毋需解释，统治者之所以能施以统治，关键在于掌握了枪支，有了压制民众的工具。 不可否认，当时藏区基本上是人手一枪。单从数量上讲，劳动者掌握多数。但在未开展改革前，群众是听从土司头人的命令，服从其调配。实际上是封建主掌握了“利器”。 民主改革是彻底改变藏区社会生态的“革命”行动。从改革的设计上讲，改革希望采取协商方式，在和平氛围中开展，“赎买”上层人士，满足群众取消剥削、奴役及分土地的要求。即使采取“赎买”手段，以换取上层接受改革，但改革肯定还在相当程度上触动上层的利益，一些人可能会以反抗相待。再者，改革希望能树立劳动群众的优势，实现人民的领导。优势的确立依靠于力量的对比，力量除人数外，更在于能否掌握武器，因而改革的目的之一是实现“枪换肩”，劳动人民掌握武器弹药，以此树立优势，确立领导的地位。对此，夏克刀登强烈抵制，有要求“最好不要搜枪，因为困难多，藏人对枪就像对命根子一样。如实在要搜，必须连昌都以西的枪都一齐搜。否则，我们的枪缴了，就会□(对付?)我们。” 若将枪支作为财产对待，收缴枪支即动了私人财产，涉及产权的归属，夏克刀登的这项要求值得考虑(48)；从保障改革、解除封建主掌握的武器上分析，夏克刀登的这项要求就显得不合时宜了。 当然，夏克刀登头脑清醒，在意识到反对缴枪的建议无效时，便换个提法，以“说清楚”为名抵制。他说“我们听说要将武器进行登记。藏区武器多，藏人都很爱枪，把它当作自己最心爱的财产。武器当然不是好东西，这是互相进行残杀的工具。我们要走社会主义，私人对武器没有什么需要了，但要进行登记，要交出来，得说清楚，不然有很大的困难”。之所以会说夏克刀登藉“说清楚”抵制“枪换肩”行动欠妥，关键在于缴枪针对是地主、富农及寺庙，劳动人民的枪支一般不上缴，只要求带枪入伍，参加自卫队。 可是，各地政府即使能把交枪的道理说清楚，但武器涉及的是产权、利益、势力及地位，希望上层及寺庙等主动交出枪支非常不容易，各地政府或工作队往往采取“购买”或规劝，甚至“借用”方式来解决，实现“枪换肩”，因而在缴枪上会产生矛盾，甚至冲突，这该怎样办呢? 1957年3月9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专题会，讨论甘孜藏区民主改革，明确要求改革中要收缴封建主控制的枪支，实现“枪换肩”，劳动人民掌握武器，“地主、富农的枪必须换肩，应坚决完成。寺庙的枪支可以让其保存，但不能为非作歹……总之，不要放松，要抓紧，在改革的空气中、在群众运动中加以解决。这样在群众优势下，就易和缓解决”(49)。 (三)发动群众，促使“稳定” 尽管，夏克刀登清楚改革是藏区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也知道阻挡是阻挡不住的，但他并非心甘情愿地接受改革的现实，曾采取若干方式抵制改革，说些风凉话，表达不满的情绪；留住玉隆，不到康定上班，“‘土’不离土”；默许、怂恿甚至支持德格、白玉等地部属的叛乱，反对改革；提议组建“护教军”，图谋“独立”；唆使郎加多吉藉协调商务名义，携带大量银元及物品入藏，联系西藏地方上层，领导“四水六岗”叛乱武装等。就是说，夏克刀登虽认识到民主改革的必然性，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顾虑重重，立场不稳，有两边都靠、“左”右不定的倾向。当然，他的这样言行必须制止，同时还要促使他稳定倾向，坚定立场，继续跟着共产党，真正赞成改革。 1957年3月，中央书记处会议明确要求改革在发动群众时候，做好与上层协商，“但基本的一面还是群众的发动，这样才能达到真改。恩赐办法实际上是假改。稳定上层也是在群众觉悟的基础上去稳定”。因而，“稳定上层”并非单纯的让步或安置，是要发动群众，促进上层认识力量，接受改革，要让“其命令出去不了”。针对夏克刀登的动摇现象，该会议纪要特别提到“夏克刀登也要群众发动起来了才稳定”(50)。此处的“稳定”指不动摇、真正认可改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