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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夏克刀登的认识与评价 夏格刀登是现代甘孜藏区的著名人士，曾与邦达多结、格桑悦西并称“康巴三杰”，经历特殊，在甘孜藏区现代史上曾起重要的作用，影响广泛。 1936年，他参加“博巴政府”，担任军事部长，用行动支援革命；为红军筹集部分粮食及牲畜，解决部分困难，保持了革命火种。邓小平曾对夏克刀登等人的行动予以高度评价，“我们应当跟他们说，当时全国革命的负担放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对保存红军尽了最大的责任”(57)。 在参加红军的活动中，夏克刀登本人也受到了教育，观念有所转变，尔后在与土司的争斗中，他提出废除土司制度、取缔乌拉差役，建立“人民的国家”等，惊世骇俗，颠覆旧制度。尽管其中有夏克刀登的个人恩怨、欲扩大势力等因素，但在当时的环境中，作为大头人能喊这样的口号，无疑有进步的作用，成为传奇在民间口口相传。 由于对红军、对革命有了认识，新中国刚成立，夏克刀登等主动派代表到北京，向中央政府、毛主席献旗致敬，表示拥戴；接着，向西南军政委员会呈信，请求建立自治，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等；参加康定军管会等，维持秩序，协助党开展工作；协商创建自治区政府、区域自治等。这些足以表现当时夏克刀登起到的重要作用，也是他超越其他僧俗上层之处，在新中国康区建政史上曾起到重要作用。 夏克刀登所作的贡献远特别在西康藏区(今甘孜州)区域自治，以及支援解放西藏两大领域尤其突出。 在西康藏区的政权构建上，夏克刀登等主动请求民族自治，虽然他们希望的民族自治与《共同纲领》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不同，用邓小平的话讲，是“张国焘的民族政策”与“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的区别，但他建设新型制度的要求顺应了社会形态的变革，代表了进步，尤其是表示藏区政权“从根本上在中央人民政府最高领导的原则下”，这与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原则不谋而合，反映了夏克刀登有国家观念，愿意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处在那个时代，作为藏区大头人，该坚定的表态是非常难得的! 邓小平、刘伯承等在与夏克刀登的交谈及商量中，明确并形成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设框架(58)，以西康藏区自治区建设为示范，影响西藏地区。夏克刀登回应邓小平建议派解放军帮助自治区建设的要求，并表示接受领导的意愿，不仅使邓小平等派干部参加自治区工作的设想成为现实(59)，更维护了民族自治要接受党领导的原则。在这些方面，夏克刀登虽是“配角”，但配合得好，有新阐发，反映了当时夏克刀登的政治倾向，也表现了他的特殊贡献。 再者，在支持解放西藏地区的行动中，夏克刀登的贡献无人替代，饬令下属以合理价格向解放军售粮、动员民众组织驭队运输物资、维护治安、道路畅通，确保解放军顺利集结，渡江作战，打败藏军，解放昌都等地，迫使西藏地方政府正视形势，同意谈判，实现和平解放西藏地区。 我们还想补充的是，昌都战役后到康藏公路通车前，西藏解放军需要的部分物资及粮食、筑路民工及建材供应等，大凡涉及甘孜县以西地区的物资供应或运输等事项，很难离开夏克刀登。如“1951年底，夏克刀登再次在玉隆、石渠、邓柯等地组织了万头牦牛，由他的侄儿押运，抢运了一批急需军用物资到拉萨，及时缓解了进驻拉萨部队的困难”(60)。当时，类似行为太多，不胜枚举。 综上所述，在西康藏区实行区域自治及支持解放西藏等方面，夏克刀登曾经起到重要的作用，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应予以充分肯定和积极评价。 尔后，在对待民主改革上，夏克刀登存在矛盾：从认识上讲，他承认改革的必需与必要，挡也挡不住的；在言行上，却与之不一致，幻想、动摇，甚至有“出格”的举措。毕竟改革触动到他本人及相关阶层的切身利益，有这些言行也是难免的! 从当时的情况看，夏克刀登基本上接受改革，并没有给改革制造过多过大的“麻烦”，原因在于改革的目的与他曾倡导废除土司、取缔差役等要求部分符合。其之所以不稳定、存在矛盾。除他自身的问题外，还与当时改革方针、政策的不坚定有关，影响了他的言行。1957年3月9日，中央领导针对这一问题，强调“没有坚定的方针，夏格刀格、阿旺嘉措是团结不起来的，这是规律”(61)!就是要“真正改”、“坚决改”，表明态度，打破夏克刀登的妄想，制止动摇，促使他跟党走、认可和拥护改革。的确，在方针坚定后，经党的争取，夏克刀登也发生变化，由动摇到稳定，愿意协商，真正接受改革。 当时，与夏克刀登认识及言行相似的康区民族上层还为数不少，如格达、邦达多吉、阿旺嘉措、海正涛、张西郎吉等(62)。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们援助红军，支持革命；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希望建立并参加自治区的建设；组织驭运、出售粮食、维护秩序，为解放西藏贡献力量；参加以至领导各类工作，恢复发展经济；不同程度接受甚至赞成民主改革(63)，致使这场社会改造得以完成……对于他们，历史当然不能忘记!本文之所以研究夏克刀登的言行及贡献，旨在通过他折射出当时这批民族上层的活动，反映甘孜藏区这段特殊的历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