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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17世纪40年代，诸如瓦西里·波雅尔科夫、哈巴罗夫、斯捷潘诺夫之类的俄国所谓“新土地发现者”和哥萨克猎手先后侵入黑龙江流域，“侵扰虞人，戕害居民”，一时成为边境一患。他们在窜入黑龙江流域的过程中，最先遇到的是被俄国人称作“通古斯人”的鄂温克族(清初文献称之为“索伦”)，还有鄂伦春、赫哲等其他满通古斯系民族和达斡尔族。由于他们在与这些民族打交道时，常常自称为“ловцы”或“ловчий”(猎人)，并向这些民族强征毛皮实物税，就被称作“loca”。而我们经常所见“罗刹”、“罗叉”、“老枪”、“老羌”无不都是索伦土话“loca(－n)”的不同汉字音译。之所以出现带“老”字头的老枪、老掐、老羌和带“罗”字头的罗刹、罗禅、罗车、罗沙、罗叉、逻察等两组译名，是因为“索伦土语”loca一词，在不同语言环境中，出现零词尾和带－n词尾两种变体形式，换句话说，有时以loca的形式出现，有时以locan的形式出现。 俄国政府派往清朝的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巴伊科夫使团于顺治十三年(1655)到达北京之前，俄国与西蒙古以及漠北蒙古诸部有较长时间的交往，双方贸易往来密切。后来，京师俄罗斯互市开通以后，俄国来华贸易使团、商队也大都经蒙古草原来京，并带有蒙古语通译。从清朝方面来讲，蒙古语又是清朝的官方语言之一，因此对于清俄双方来说，蒙古语是双方交流和沟通的最佳选择。事实上，蒙古人及蒙古语在早期中俄关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清政府的早期对俄外交事务当中发挥了重要的媒介作用。因此，随着双方交往的增多，源自蒙古语的“俄罗斯”(Oros)一词渐趋流行并最终取代“罗刹”这一称呼，也就不足为怪了。 注释： ①吴兆骞撰、麻守中点校：《秋茄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93页。 ②吴振臣撰、赵江平校注：《宁古塔纪略》，《龙江三纪》，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3页。 ③何秋涛：《朔方备乘》卷45《考订〈龙沙纪略〉》。 ④方拱乾：《绝域纪略》，李兴盛、张杰点校：《黑龙江述略(外六种)》，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8页。 ⑤何秋涛：《朔方备乘》卷46《考订〈绥服纪略〉》。 ⑥何秋涛：《朔方备乘》卷48《考订〈俄罗斯事辑〉》。 ⑦俞正燮：《癸巳存稿》卷6《罗刹》。 ⑧何秋涛：《朔方备乘》卷48《考订〈俄罗斯事辑〉》。 ⑨何秋涛：《朔方备乘》卷15《〈尼布楚城考〉叙》。 ⑩韩儒林：《清初中俄交涉史札记》，《学思》1941年第2期。该文收录于《穹庐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05页。 (11)韩儒林：《穹庐集》，第505页。 (12)张维华、孙西：《清前期中俄关系》，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0页。 (13)张维华、孙西：《清前期中俄关系》，第41页。 (14)张维华、孙西指出：“俄罗斯的本名，应当读作Russe，索伦人是按这个音来称呼俄国人的，并没有错误。”(《清前期中俄关系》第40页) (15)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9页注释③。 (16)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第29页注释③。 (17)参见胡增益主编：《新满汉大词典》，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14页。 (18)参见Василевич Г．М．Эвенкийс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ъ，М．，1958，стр．242。 (19)参见Краткий русско－якутский словаръ，Якутск，2008，стр．236。 (20)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第29页注释③。 (21)黑龙江大学俄语系词典编辑室编：《大俄汉词典》，商务印书馆1985版，第896页。 (22)［美］乔治·亚历山大·伦森编、杨诗浩译：《俄国向东方的扩张》，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54页。 (23)韩儒林：《穹庐集》，第505页。 (24)张维华、孙西：《清前期中俄关系》，第41页。 (25)从《清实录》的记载来看，“鄂罗斯”，主要出现在乾隆朝以前；“俄罗斯”出现于乾隆朝及乾隆以后各朝。 (26)这个使团于1656年3月才抵达北京。 (27)1606年，根据沙皇瓦西里·舒伊斯基的谕旨派出了伊别洛戈夫为首的一些托木斯克哥萨克去探寻阿拉坦皇帝和中国。这就是俄国政府在这条路上迈出的第一步。1618年5月9日，以伊凡·彼特林为首的一批哥萨克由托木斯克动身，9月1日到达北京，共逗留4天。1641—1642年，塔拉哥萨克骑兵杨维尔申宁随土尔扈特岱清台吉的贸易商队到过中国。他不仅在西宁城做过买卖，而且还给俄国沙皇带来了以明朝思宗皇帝名义写的一封“国书”。参见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第1册，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4—6页。 (28)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第1册，第6、7页。 (29)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第1册，第11页。 (30)《清圣祖实录》卷61，康熙十五年(1676)五月丙戌载：“鄂罗斯察罕汗遣其使尼果赖·罕伯理尔鄂维策，贡方物，奏称鄂罗斯僻处远方，从未通中国，不识中国文义，不谙奏疏仪式，今特向化输诚，愿通贡使。得旨：鄂罗斯国所处甚远，诚心向化，特遣其臣贡献方物，甚属可嘉，所奏之处，议政王大臣等议奏。”此尼果赖·罕伯理尔鄂维策，即为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斯怕法里(米列斯库)(1636—1708)，出生于摩尔达维亚的希腊人后裔，自1671年起在俄国外务衙门担任翻译官，被俄罗斯学者称作著名外交家和学者。他于1675—1677年使华，其随行人员达160人。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沙俄侵华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49页；［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0页；［英］J·F·巴德利著、吴持哲等译：《俄国·蒙古·中国》(下卷第2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257—1264页。 (31)又作阿思哈尼按班。满文作ashan i amban。ashan“阿思哈”，意为“陪伴、侍、旁、侧”；i是满语领属格附加成分，相当于汉语的“的”；amban“昂邦”(按班)，意为“大臣、大员”。ashan i amban(阿思哈尼昂邦)，汉译为“旁侍之臣”。后金天聪五年(1631)，皇太极设六部，以贝勒掌各部事，置承政、参政等官。参政，满文称ashan i amban。顺治元年(1644)，定汉字官名，改参政为侍郎，各部院置左右侍郎，官阶正二品，满、汉各一员。十五年(1658)，定满汉官名并用，侍郎，满文仍称“ashan i amban”(阿思哈尼邦)，汉文仍称“侍郎”。 (32)苏联学者对“罗刹”的注解是：Луча(лоча)—буквалъный перевод этого слова—демоны(汉译为：罗刹的直接含义是魔鬼)。参见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第3册，第855页注释54；俄文版第1卷，第562页注释54。 (33)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第3册，第209号文件，第762、763页；俄文版第1卷，第506页。 (34)参见［俄］普·季·雅科夫列娃著、贝璋衡译：《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14页。 (35)赫建恒等译：《历史文献补编——十七世纪中俄关系文件选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1—22页。 (36)在当时俄国看来，“沙姆沙汗”或“博格达汗”，只是“满洲”的皇帝，尚不了解此时其已经入主中原，定都北京。 (37)《平定罗刹方略》卷1。 (38)参见刘民生等编：《十七世纪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史资料》，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85页。 (39)参见［俄］Ш·Б·齐米德道尔吉耶夫：《俄国与蒙古》，莫斯科1987年版，第33页。 (40)参见［俄］И·Я·兹拉特金著、马曼丽译：《准噶尔汗国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30页。 (41)参见［英］J·F·巴德利著、吴持哲等译：《俄国·蒙古·中国》下卷第1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879、980—981页。 (42)参见［英］J·F·巴德利著、吴持哲等译：《俄国·蒙古·中国》下卷第1册，第998—1019、1035—1036页。 (43)参见［俄］Н·П·沙斯季娜著、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译：《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56—57、67页；［英］J·F·巴德利著、吴持哲等译：《俄国·蒙古·中国》下卷第1册，第1131—1133页。 (44)古代文书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4件，第122张。转引自［俄］普·季·雅科夫列娃著、贝璋衡译：《15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第9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