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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西汉史家司马迁撰《史记》，一方面表示意在“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继承孔子修史惩恶劝善之义；同时又抛弃了先秦史学以事实屈从礼法的局限，把史学本体建筑在“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④之上，确立了史家修史据事直书的原则。东汉史家班固赞誉司马迁记载历史“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⑤。此后史家修史把文直事核、善恶俱书的“实录”境界，作为追求的目标。魏晋至隋唐时期的史学继承秦汉史学的传统，继续沿着求实考信的途径发展。唐代史家刘知幾深入总结这一时期史学的利弊得失，提出“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⑥的本体原则。汉唐时期这一治史理念，直至北宋前期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宋代史家吴缜对“信史”概念作了界定：“必也编次、事实、详略、取舍、褒贬、文采莫不适当，稽诸前人而不谬，传之后世而无疑，粲然如日星之明，符节之合，使后学观之而莫敢轻议，然后可以号信史。”他说的“信史”内容里，编次、详略、取舍诸要素属于历史记载的技艺手段，而事实、褒贬、文采诸要素则属于历史记载的本体内涵。在事实、褒贬和文采三要素中，历史事实又居于核心地位。吴缜认为：“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缺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⑦他对史学本体作了全面的概括，丰富和发展了传统史学据事直书的“实录”理念，把“求真”作为史学本体的核心。 北宋中期理学产生以后，受理学思想影响的史家对司马迁开创的“直书”、“实录”史学本体论提出了强烈的挑战。他们批评司马迁破坏了孔子的史法，直接导致后世史家修史只重事实而不顾义理，背离了先秦史学“寓义”的传统，重新把“义”悬为史学本体的圭臬。北宋史家曾巩认为：“盖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⑧他对史学性质与功能的界定，重在强调史学义理明道的本质，与前人明显不同。范祖禹指出，史家治史必须“稽其成败之迹，折以义理”⑨。他认为治史固然需要考察成败兴衰事迹，但必须贯彻义理思想作指导。南宋史家叶适说：“古者载事之史，皆名《春秋》。载事必有书法，有书法必有是非。……史有书法而未至乎道，书法有是非而不进乎义，故孔子修而正之，所以示法戒，垂统纪，存旧章，录事变也。”⑩他认为孔子把先秦旧史法发展到寓涵义理，这是对史学的巨大贡献；然而司马迁撰《史记》，破坏了孔子的史法，并且殃及汉唐史学。叶适指出，孔子删《书》断自尧舜，而司马迁“不择义而务广意”，遂上溯黄帝，“至迁窥见本末，勇不自制，于时无大人先哲为道古人所以然者，史法遂大变，不复古人之旧”。另外，司马迁撰《项羽本纪》，叶适也认为“近古所无。不知古人之治，未尝崇长不义之人。左氏载鄋瞒三人皆为诸侯所诛，盖是时先王之余政犹存，负力桀悍者终不得自肆。如项羽，气力不过长狄，而不幸遭世大坏，遂横行至此。迁以畏异之意加嗟惜之辞，史法散矣。”(11)从他批评司马迁“变史法”和“散史法”的理由来看，其动机在于把史学纳入理学评判范围之内，突出强调“义”的核心价值观。朱熹说得更明确：“今人读书未多，义理未至融会处，若便去看史书，考古今治乱，理会制度典章，譬如作陂塘以溉田，须是陂塘中水已满，然后决之，则可以流注滋殖田中禾稼。若是陂塘中水方有一勺之多，遽决之以溉田，则非徒无益于田，而一勺之水亦复无有矣。读书既多，义理已融会，胸中尺度一一已分明，而不看史书，考治乱，理会制度典章，则是犹陂塘之水已满，而不决以溉田。若是读书未多，义理未有融会处，便汲汲焉以看史为先务，是犹决陂塘一勺之水以溉田也，其涸也可立而待也。”(12)他们把儒家经学的义理思想凌驾于史学之上，认为研究历史不是从历史事实中得出理论认识，而是强调依据儒家义理原则评判历史，然后才能看出典章制度和历史事件的价值；如果不用儒家义理观念规范历史研究，那么历史上各朝代的治乱兴衰只不过是一幕幕相互争夺的闹剧而已，看不出有什么意义！宋末元初的史家郑思肖说：“自《春秋》后，史笔不知大伦所在，不过纪事耳。纪事而不明正理，是者非，伪者正，后世无以明其得失，诸史之通弊也。中国之事，系乎正统；正统之治，出于圣人。中国正统之史，乃后世中国正统帝王之取法者，亦以教后世天下之人所以为臣为子也。岂宜列之以嬴政、王莽、曹操、孙坚、拓跋珪、十六夷国等，与中国正统互相夷虏之语，杂附于正史之间？且书其秦、新室、魏、吴、元魏、十六夷国名年号，及某祖、某帝、朕、诏、太子、封禅等事，竟无以别其大伦。”(13)元代史家杨维祯在《正统辨》中进一步指出：“《春秋》，万代之史宗也。”(14)从而废弃了《史记》、《汉书》以来史学注重纪事的传统，把史学和《春秋》注重笔削褒贬的传统联系起来，突出了史学予夺褒贬的道德义理本体。以至于后来明代史家更进一步，把史学区分为“史臣之史”和“圣人之史”两种类型，认为“司马迁网罗放失，作为《史记》，虽或有讥之者，而自此书一出，帝皇王霸之迹，可按辑而知，较之《尚书》、《春秋》。则过详，比于后之作者则已略，此史臣之史也”；“自有《春秋》，二百四十年之行事明如指掌，其余皆可以略而不议，亦不嫌于略也，此圣人之史也”(15)。这一史学思潮的出现，可以说是以“义”为史学本体核心取代以“事”为史学本体核心重新确立的标志。 宋明史家在这种史学本体论的指导下，在史书编撰的实践中具体运用，在历史编纂学上表现出与汉唐史学迥异的面貌。北宋史家欧阳修撰《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效法《春秋》书法，记载历史人物以薨、诛、杀、死相互区别，以示褒善贬恶之旨。然而科条既殊，纪事容易不齐，书“死”者固然属于奸慝，罪有应得；而书“薨”者却不都是功臣。予夺之际，难免出现混乱。在《新五代史》中，欧阳修从儒家义理观念出发，认为冯道历事四代有亏臣节，讥讽他“陈己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阶勋官爵以为荣”！于是便有“其击旻也，鄙道不以从行，以为太祖山陵使”(16)的记载，说周世宗柴荣因为厌恶冯道谏阻攻打北汉而任命他为周太祖郭威山陵使，使之离开朝廷。然而历史事实终究不能掩盖，冯道作为后周首相，按照朝廷礼仪制度应当出任周太祖山陵使，不关周世宗好恶之事。又考《新五代史?世宗本纪》，冯道任山陵使在周世宗显德元年二月丁卯，而世宗亲征北汉乃在三月乙酉，所以不存在因冯道进谏被任命为山陵使的问题。欧阳修从义理思想出发，对历史人物仅作道德评判，而不顾及客观历史真相，导致历史记载舛误，历史评价失实。朱熹撰《资治通鉴纲目》，更是处处效法《春秋》，记载历史人物或去其官，或削其爵，或夺其谥，以此寓涵褒贬之意。例如记载武则天以周代唐的历史，不用武则天的年号纪年，而是模仿《春秋》“公在乾侯”的书法，纪唐中宗之年号，而书“帝在房州”。然而设例愈繁，愈无定论。欧阳修和朱熹的做法对当时和后世史学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宋元明史家为了用义理思想为现实政治服务，不惜歪曲历史事实。南宋尹起莘撰《纲目发明》，元代陈桱撰《通鉴续编》，明代商辂撰《通鉴纲目续编》等，都极为重视书法义例，而对具体历史事实则不甚措意。宋元明时期，还出现多家用义理史观修撰魏、蜀、吴三国和辽、宋、金三代历史的书籍，如萧常《续后汉书》、郑雄飞《续后汉书》、郝经《续后汉书》、张枢《续后汉书》、赵居信《蜀汉本末》等，均以蜀汉为正统，魏、吴为闰位；而王洙《宋史质》、王惟俭《宋史记》、柯维骐《宋史新编》、王宗沐《宋元资治通鉴》、薛应旂《宋元资治通鉴》等，则以赵宋为正统，辽、金、元为僭伪。极端者甚至不用元代帝王年号，而使用投降元朝的宋末帝瀛国公纪年；瀛国公死后，则用明太祖朱元璋的先世接续，以至明朝建国。这类著作完全贯彻儒家义理思想，而无视历史的客观存在，把史学纳入特定的政治范畴，严重背离了史学求真的性质，在历史观上是一种倒退，表现出一种狭隘的民族史观，在历史编纂学上也没有创新，史学价值不大。 总的看来，宋明义理史学本体论和汉唐纪事史学本体论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以儒家的义理思想作为研究历史的根本原则，把议论褒贬作为追求义理的手段，对史学加以思辨的反思，从而形成了一套史学规范，使宋明史学带有鲜明的理论色彩。在这种史学本体理念影响下，宋明人治史注重发表议论，或是评论各个时期历史发展大势，或是褒贬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或是重新审查前人的历史结论，形成了浓厚的说理议论风气。这一时期的史论已经不再局限于记载历史之后附带加以评论的形式，而是专门就历史上的各类问题独立发表议论，撰写出大量的单篇史论文章。尤其是专门史论著作的不断出现，更体现出义理史学重视史论的特征。义理史学的兴起，一方面对于提高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论思辨层次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造成对“史义”僵化的理解和运用。从学理上来看，义理史家宣扬以“义”来指导历史研究，评价历史，从而认识和把握历史的价值和意义，方法是正确的。宋明史学本体论的错误不在于强调义理，而是把治史视为阐明儒家义理思想的工具，试图用一成不变的抽象原则作为历史评价的统一尺度，让丰富多采的历史事实屈从于固定僵化的理学评价标准，导致义理史家的史论千篇一律，缺少创新思想，理论性极其苍白。或者空言义理而不求实证，毫无客观依据，肆意驰骋，议论褒贬。例如宋代苏轼和明代方孝孺评价战国时期乐毅伐齐之事，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苏轼指出：“夫王道者，不可以小用也。大用则王，小用则亡。……乐毅战国之雄，未知大道，而窃尝闻之，则足以亡其身而已矣。论者以为燕惠王不肖，用反间，以骑劫代将，卒走乐生，此其所以无成者，出于不幸，而非用兵之罪。然当时使昭王尚在，反间不得行，乐毅终亦必败。何者？燕之并齐，非秦、楚、三晋之利。今以百万之师，攻两城之残寇，而数岁不决，师老于外，此必有乘其虚者矣。诸侯乘之于内，齐击之于外，当此时，虽太公、穰苴不能无败。然乐毅以百倍之众，数岁而不能下两城者，非其智力不足，盖欲以仁义服齐之民，故不忍急攻而至于此也。”(17)他认为乐毅不应该心存仁义，罢兵数年不攻，以至坐失良机，最后被齐将田单反攻而前功尽弃。方孝孺不同意苏轼的看法，认为乐毅乃因贪利失去民心而失败。他说：“彼乐毅之师，岂出于救民行义乎哉？特报仇图利之举耳。下齐之国都，不能施仁敷惠，以慰齐父子兄弟之心，而迁其重器宝货于燕。齐之民固已怨毅入骨髓矣！幸而破七十余城，畏其兵威力强而服之耳，非心愿为燕之臣也。及兵威既振，所不下者莒与即墨。毅之心以为在吾腹中，可一指顾而取之矣。其心已肆，其气已怠，士卒之锐已挫，而二城之怨方坚，齐民之心方奋。用坚奋之人御怠肆已挫之仇，毅虽百万之师，固不能拔二城矣。非可拔而姑存之俟其自服也，亦非爱其民而不以兵屠之也。诚使毅有爱民之心，据千里之地而行仁政，秦楚可朝，四夷可服，况蕞尔之二城哉！汤武以一国征诸国，则人靡有不服；毅以二国征二小邑，且犹叛之，谓毅为行王道可乎？汤武以义，而毅以利，成败之效所以异也。”(18)苏轼和方孝孺得出的结论虽然不同，但他们的共同错误则是都没有以事实为根据，而是抽象地以“王道”为准绳空发议论。考司马迁《史记》得知，乐毅乃是激战五年时间攻下七十余城，尚未来得及攻下齐人最后坚守的莒和即墨两城，就被齐人反间而失败，而不是攻下七十余城后罢兵五年围困莒和即墨，更没有企图以仁义之心感召两城投降。幸好《史记》流传下来，人们可以得知历史的真相；假如它今天已经失传的话，后人就只能从苏轼和方孝孺的褒贬议论中认识到错误的历史，岂不是褒贬和事实两失吗！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在于义理史学的历史评论完全建立在道德评价原则之上，过于强调史学的致用功能，企图把史学异化为理学思想的附属品，以致违反了史学自身发展的规律。正如梁启超所说：“如欧阳永叔之《五代史记》，朱晦庵之《通鉴纲目》等，号称为有主义的著作，又专讲什么‘春秋笔法’，从一两个字眼上头搬演花样。又如苏老泉东坡父子、吕东莱、张天如等辈，专作油腔滑调的批评，供射策剿说之用。宋明以来大部分人——除司马温公、刘原父、郑渔仲诸人外——所谓史学大率如此。”(19)宋明史论之空疏，正是义理史家抽象教条评价历史的结果，给后世留下深刻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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