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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宋元明义理史学空疏的治史学风给史学研究带来极大灾难，导致了史学榛莽荒芜的局面。到明清之际，义理史学思潮已经走到穷途末路。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倡导经世致用史学，开始扭转义理史学思潮的积弊。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史家治史把考证历代典章制度和历史事件悬为史学本体，大力提倡考据，出现了历史考证学。王鸣盛认为，史学的本质在于尊重历史的真实，史家记载历史应当直书其事，不能把史学作为褒贬世道的工具和目的。他说：“大抵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矣。其事迹则有美有恶，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为褒贬也。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俾年经事纬，部居州次，记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之天下之公论焉可矣。书生胸臆，每患迂愚，即使考之已详，而议论褒贬犹恐未当，况其考之未确者哉！盖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作史者之所记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焉而已矣，外此又何多求邪！”(20)在他的史学本体观念中，考证史书所记载的典章制度、历史事实是否真实是作为治史原则提出的，这种理论认识的宗旨就在于探求历史真相，只有真实地记载历史事实，后人才可以从中明辨是非，起到褒善贬恶的作用。钱大昕主张“史家纪事，惟在不虚美、不隐恶，据事直书，是非自见。若各出新意，掉弄一两字以为褒贬，是治丝而棼之也”(21)，阐明了史学的本体在于求得历史的真相，而不在于书法褒贬和义理阐释。以钱大昕和王鸣盛为代表的乾嘉史家提倡求实考信、据事直书，目的是要以考证和记载历代典制与事迹之实为己任，把历史学建筑在真实可靠的信史基础之上。这表明乾嘉时期的史家对史学本体具备了新的认识，承认人类历史过程的客观存在而不能由史家主观褒贬构建。这种史学本体观念的产生，是中国古代史家理性意识不断增强的结果。实际上，乾嘉史家的本意是以考证史实作为建构其史学本体的手段，最终目的是要通过事实寓涵劝惩褒贬，体现出特定的史学价值观念。然而渐至后来，治史者不明开创者扭转宋明义理史学积弊的初衷，把考证手段当成史学本体，只注重史料“求真”而不顾史学“寓义”，出现了为考证而考证的流弊。 以章学诚为代表的清代浙东学派史家在批判义理史学空疏的同时，也认识到乾嘉历史考证学派矫枉过正的错误，进一步深入认识史学的本体。他谈到史学和文学的区别时说：“文士撰文，惟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惟恐出之于己，其大本先不同矣。史体述而不造，史文而出于己，是为言之无征，无征且不信于后也。”(22)历史著作必须尊重事实，不能任意发挥，更不能凭空杜撰。章学诚认为史学至唐代与文集合而为一，但两者性质不同。他说：“唐人文集，间有纪事，盖史学至唐而尽失也。及宋元以来，文人之集，传记渐多，史学文才，混而为一，于是古人专门之业，不可问矣。然人之聪明智力，必有所近，耳闻目见，备急应求，则有传记志状之撰，书事记述之文，其所取用，反较古人文集，征实为多。此乃史裁本体，因无专门家学，失陷文集之中。”(23)接着他进一步论证墓志与传记的区别，“至于墓铭，不可与史传例也。铭金勒石，古人多用韵言，取便诵识，义亦近于咏叹，本辞章之流也。韩、柳、欧阳恶其芜秽，而以史传叙事之法志于前，简括其辞，以为韵语缀于后，本属变体。……至于本体，实自辞章，不容混也”，因为墓志铭的“志为序，而铭乃正文，非若史传以传为主，而赞则其余文也”(24)。章学诚辨析史学和地理学的区别说：“郡县志乘，即封建时列国史官之遗，而近代修志诸家，误仿唐宋州郡图经而失之者也。《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谓若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是一国之史无所不载，乃可为一朝之史之所取裁。夫子作《春秋》，而必征百国宝书，是其义矣。若夫图经之用，乃是地理专门。按《天官》司会所掌书契版图，注版谓户籍，图谓土地形象、田地广狭，即后世图经所由仿也。是方志之与图经，其体截然不同。”(25)指明方志属于史学，重在纪事，而与州郡图经之类的地理书重在考求地理沿革性质截然不同。 章学诚一方面强调史学“求真”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指出史学本体不突出“寓义”的危害性。他说：“诸子不难其文，而难于宗旨之卓然有其不可灭；诸史不难其事，而难其有以成一家之言。故诸子仅工文辞，即后世文集之滥觞；史学惟求事实，即后世类书之缘起。”(26)史学如果仅仅“求真”而不“寓义”，就会流入史料汇编，失去思想内涵。因此，章学诚特别强调“溯源流也，明类例也，综名数也，考同异也，搜遗逸也，此皆学者应有之事，不可废也。然以此为极则，而不求古人之大体，以自广其心，此宋人所讥为玩物丧志，不得谓宋人之苛也。”(27)如果仅仅把“求真”作为治史的“极则”，即最高目标，也就是作为史学本体唯一内涵来看待的话，那么史学必然走向衰亡。章学诚认为汉唐史学“训诂名物，将以求古圣之迹也；而侈记诵者，如货殖之市矣。撰述文辞，欲以阐古圣之心也；而溺光采者，如玩好之弄矣。……宋儒起而争之，以谓是皆溺于器而不知道也。夫溺于器而不知道者，亦即器而示之以道，斯可矣；而其弊也，则欲使人舍器而言道。夫子教人‘博学于文’，而宋儒则曰‘玩物而丧志’；曾子教人‘辞远鄙倍’，而宋儒则曰‘工文则害道’。夫宋儒之言，岂非末流良药石哉！然药石所以攻脏腑之疾耳，宋儒之意，似见疾在脏腑，遂欲并脏腑而去之。将求性天，乃薄记诵而厌辞章，何以异乎”(28)。清代史学在矫治宋明史学空谈义理的同时，又走向另一个极端。章学诚指出：“宋学流弊，诚如前人所讥；今日之患，又坐宋学太不讲也。”(29)在他看来，扭转前代史学积弊的一面是完全必要的，但不能连同其合理内核一并抛弃。到清代中叶，官方正史撰修形成“以纪、表、志、传，同于科举之程式，官府之簿书，则于记注、撰述，两无所似。而古人著书之宗旨，不可复言矣。史不成家，而事、文皆晦，而犹拘守成法，以谓其书固祖马而宗班也，而史学之失传也久矣”(30)的局面；而私人撰史则出现“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31)的弊端，甚至因为“风尚所趋，但知聚铜，不解铸釜，其下焉者，则沙砾粪土，亦曰聚之而已”(32)，完全背离史学经世致用的性质。章学诚指出，这类没有史学思想的考证之作，只能称为史考或史纂，而不能称为史学。他说：“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33)章学诚从史学本体论的角度阐明史学“寓义”的重要性说：“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34)在“事”、“文”、“义”史学三要素中，作为历史记载的“事”和作为表述形式的“文”只不过是一种载体，而作为史学原则和思想的“义”才是史家所要追求的最高目标。“史义”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能够规范史书的纪事原则，规定史学的性质。史家著书不能只考订史实，注重文采，而应该追求较高的理论层次和思想境界。章学诚说：“载笔之士，有志《春秋》之业，固将惟义之求，其事与文，所以藉为存义之资也。……作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夫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则史氏之宗旨也。”(35)章学诚对中国古代史学本体论的新贡献，是把前人注重“史义”的内涵发展到追求“义意”，亦即从重视历史记载原则发展到突出历史著作的史学思想和理论内涵。他解释这种变化时说：“孔子作《春秋》，盖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夫事，即后世考据家之所尚也；文，即后世词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则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36)撰修史书应当体现出一定的“史义”，而这又取决于史家是否具有“史意”。章学诚说：“魏、晋、六朝，时得时失，至唐而史学绝矣。其后如刘知几、曾巩、郑樵皆良史才，生史学废绝之后，能推古人大体，非六朝、唐、宋诸儒所能测识，余子则有似于史而非史，有似于学而非学尔。然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37)史家只有明确了为史之意，才能把某种特定的价值观念融入史书之中，体现出史学宗旨，达到追求“义意所归”的效果。可见章学诚是把“义意”作为史学的核心来看待的，试图通过理性思考对史家表述历史的模式作出解释，从而把中国古代史学本体理论提高到了传统史学理论的最高层次。 在今天看来，从传统史学的“史义”发展到章学诚追求的史学“义意”，并非只是名称上的变化，而且也是史家素养理论和史学本体理论上的发展。传统的“史义”突出史学的惩恶劝善之义，要求史家必须遵从道德评价和礼法原则，重在起到教化作用，从而体现出史学的惩劝功能。章学诚的“义意”继承司马迁、郑樵等人而来，阐述了史家成一家之言的宗旨和贵在创新精神；要求史家修史应当具有明确的撰述宗旨，体现特定的价值观念，鲜明地反映出各个历史时代人类社会的特征和风貌，突出了史学具有思想性和理论性的本质属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