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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研究难以离开西方因素的影响。在20世纪，中国史家从悲愤走向自信，因此近现代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学术信心重构的心理史。中西史学理论比较的历史与现实，贯穿着这一心路历程。20世纪中西史学理论比较历程可划分三段，每一阶段的突出特点是：第一阶段以西律中，反古制、求革新，重目的方法之比较；第二阶段则借西释中，鉴它者、塑自我，重概念史观之比较；第三阶段求异志同，辨同异、明一多，重思维类型之比较。这三个阶段依次展开，对于中西史学理论比较研究的步步深入，也不断加深我们对于中西史学本质特征的领悟。当前，在这一研究领域中，中国史家占据了主导位置，西方史家的介入则有可能为我们提供更为广阔的视野。 【关 键 词】史学理论/历史比较/历史思维 【作者简介】陈新，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在近现代历史学发展历程中，史学理论研究承担的任务是对历史学实践及其本质进行反思。中西史学理论比较研究承担的任务更为艰巨，它以分析中国和西方史学理论研究为基础，目的却是要在综合比较研究中，开拓出中国史学发展的新道路。 中国和西方都有很多学者有兴趣对中西史学进行比较研究，但更多的学者来自东方。20世纪以来，在这个领域中卓有成就的学者有梁启超、李大钊、胡适、何炳松、柳诒徵、余英时、杜维运、汪荣祖、何兆武、朱本源、刘家和等史家。西方世界对于中国史学理论的兴趣，可以说是晚近之事，最集中的表现是《历史与理论》杂志过去10余年来的作为。葛朗特  哈代、耶尔恩 吕森是其中的主要推动者。1996年该刊专号《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史学》和2007年该刊有关中西史学比较的论坛《中国和西方的历史思维》，① 代表了国际史学界对于中西史学理论比较研究的大致水平。对于20世纪以来国内中西史学比较的综述性研究，张越撰《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的开展与深化》和李勇撰《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中西史学比较研究回顾》② 两篇论文，梳理了自1902年梁启超撰《新史学》以降中国史家在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的主流脉络，给人启发。但遗憾的是，纵览群著，严格意义上的与“中西史学理论比较”这一主题相吻合的作品，如类似于余英时《章实斋与柯灵乌的历史思想——中西历史哲学的一点比较》（1957年发表）③ 和刘家和《论通史》④ 这样的理论比较作品却不多见。当然，中西比较史学研究的著述或立意别处，但立论之中常以史学理论比较为潜在根基，因而，我们从近代中国史学史中仍可以看到一部丰富的中西史学理论的比较史。 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研究难以离开西方因素的影响。在20世纪，中国史家从悲愤走向自信，近现代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学术信心重构的心理史。中西史学理论比较的历史与现实，贯穿着这一心路历程。本文尝试将这一史学理论比较的历程粗划三段：第一阶段，以西律中，反古制、求革新，重目的方法之比；第二阶段，借西释中，鉴它者、塑自我，重概念史观之比；第三阶段，求异志同，辨同异、明一多，重思维类型之比。著文当预设，证实与证伪皆须以史料为据。三个阶段或为三种类型，承前启后，可以规范的只是作为类型代表的史家及其论述，而不能用以定位某一时间阶段中的每一个实例。因此，本文所论及的中西史学理论比较史的三个阶段实际为交错的时间序列，在第三个阶段，笔者试图将西方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融入进来，以示全球化跨文化交流的功绩。 一、以西律中，重目的方法之比 梁启超在《新史学》“史学之界说”中云：“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⑤ 若学问类型合“往而不返”、“进而无极”，则称历史学。任公以空间、时间区分自然科学与历史学，自然科学如一圆圈，而历史学如一螺线，前者体全，后者体亏，据此理可知历史之真相。任公此论是以西学背景为依托而界定历史学。19世纪以来，将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人文科学相对而论述知识之类型，是西欧思想界之能事，其中尤以德国学人为甚。既然《新史学》在史学之范畴与范围这样的史学之根本问题上，以西学所区分之知识类型为依据，可想而知，新史学对于旧史学，实乃西方史学与中国史学之比对，而以新审旧，则是以西律中。 梁任公明言史学乃“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⑥ 这是一种好的史学之效果与功效；梁任公的这一认识，也就构成了他批判中国旧史学的核心准则，而在中国倡导新史学，目的也在促进发达的民族主义，促成日进文明之中国。 如梁任公揭示中国旧史学之四弊：知有朝廷、个人、陈迹、事实，而不知有国家、群体、今务、理想。这表明历史主题之重心发生错位，必有损史学目的之实现。旧史学在历史主题上的错位导致二病，它们发生在历史写作之形式上：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论证前者，任公以斯宾塞所驳无用之事实为宗旨；例证后者，则采取重群体而轻个人的方式，虽则旧史学有司马迁、杜佑、郑樵、司马光、袁枢、黄宗羲六人具创作之才，但数千年史家群体则以因袭为主。 事实上，在《新史学》中，以任公思维之敏锐，自然注意到无论中西史学，均存在重铺叙轻别裁的大量例证，而中西史学数千年历史，因袭之数多于创作，也是显然之事；由此，通过梁任公的论证技巧，我们就不难发现，他对中国旧史学的批判与否定，实在是以史学与国家命运的紧密关联为依托而反思国贫民弱之象的必然结果，其逻辑是：史学强则国强；中国弱，故中国之史学定为不合时宜的旧史学。换句话说，史学、民族主义、国家三个要素之间的进阶关系，是梁任公对西方史学的基本认知。近代西方国家之强多赖民族主义之盛，民族主义之盛归功于史学之效用得以发挥；中国史学未能实现此类效用，因此，中国史学较之西方史学在理论和方法上存在的差异或差距，便是导致中国之弱、文明不前的根本原因。这既是梁任公倡导史界革命之动因，也是他对西方史学多赞誉少批判，以西律中的心理根源。 梁任公的《新史学》尽其可能用西方术语来重新界说中国史学，因此有“历史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求公理公例”；“学问应和合客观主观”之说。⑦ 这些论述以19世纪西方实证主义史学思想为准则，在阐释史学理论的过程中，对中国史学进行判断。既然史学应仿西方而关乎群体不止于个人，则旧史学中的正统、书法之谬，均自历史所述之对象、欲见教益之对象在于个人。 至1922年，梁任公作《中国历史研究法》，与《新史学》相比，作者对过去之中国史学的态度更为中肯，其中有关中西史学理论之比较，虽仍以西律中，却已然觉出中西之异各据其理，优劣因时而变，多了一份历史性认知。如他说道：“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二百年前，可云如此）。”⑧ 不过，旧史无法适应现实之需，因“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不离贵族性，其读客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故其效果，亦一如其所期，助成国民性之畸形的发达”。⑨ 可见，史之效果，即需促成国民性健康发达，养成爱国之心，这种源自西方史学促成了西方民族国家之发达的感悟，仍是任公用以改造旧史学的根本动因。 史学需服务于民族、国家和社会，服务于现实中的人，为此，史学的改造势在必行。当任公欲将旧史学精密化，设想可分离出“年代学”和“人谱学”时，他一方面依循了西学中奠基在自然科学思想之上的学科职业化理念；另一方面也是对旧史学若一老大帝国、大而失当的批判。由此论及天文史、音乐史、哲学史等等专门史，才是新史学所必需。任公进而期望史学研究，唯求客观。在这一思想的引导下，他判定旧史学中经世、明道之史失之客观而为恶习；作史应与明德相分离，忠实收集史料、忠实叙论，使“恰如其本来”，⑩ 以史为目的而非手段。这就令我们想起德国史家兰克“如实直书”的言语。 力倡史学应追求事情本来之客观与坚守史学之最终目的在于服务于今人、现实和民族国家，这在逻辑上多少是矛盾的。任公没能在学理上细致处理这对矛盾，这多少是因为他对于良史与强国之间存在的那种在他看来是不容置疑的关联，并没有做过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分析和论证。正是中西国力的比较，或者说对于中西社会生活中各方面感性和经验层面的比较，间接奠定了梁启超以西律中、评判中国史学的基本立足点。从变法维新到力主共和，效仿西方一直都是梁启超实现强国之梦的重要手段；因此，在史学研究中，我们看到他以西方为准则来改造中国史学，也就不难理解了。如此，才更容易实现他所倡导的“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11) 之历史的目的。这实在是20世纪初中华国贫民弱的情境使然，史学家们在这种情境之中，赋予自身学术实践如此使命实属正常，我们还可以看到更多的史家以简单的西方模式来充当中国史学的批判工具。 1924年，李大钊于《史学要论》中，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之上界定历史的内涵，指出：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历史是整个的人类生活，是整个的社会变革。(12) 他给历史学规定的任务是：一是整理事实，寻找它的真确的证据；二是理解事实，寻出它的进步的真理。(13) 既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历史是活的、进步的、变革的，历史事实之变与对它的理解息息相关，(14) 李大钊带着这样的眼光再来审视中国旧史观，则“中国哲学有的历史观，遂全为循环的、神权的、伟人的历史观所结晶。一部整个的中国史，迄兹以前，遂全为是等史观所支配，以潜入于人心，深固而不可拔除。时至今日，循环的、退落的、精神的、‘唯心的’历史，犹有复活反动的倾势。吾侪治史学于今日的中国，新史观的树立，对于旧史观的抗辩，其兴味正自深切，其责任正自重大”。(15) 李大钊的一切活动所带着的使命重在救族群、救天下，在他看来，唯有以马克思主义为准则，才能够根除旧史观之弊端，在当下之中国引导人民完成救亡的使命，因此，以马克思主义重新建构起新的史学，当是其中一个有益的手段。 对于采用实证的方法来确定历史事实，梁启超和李大钊无异议，他们也丝毫不怀疑历史学应该是一门科学。只是科学该体现在确定历史事实的方法方面，还是体现在使史学成为一种体系，得出普遍的理法方面，梁启超从前，李大钊从后；前者遵循的是英美science一词的含义，即类似自然科学和实证的含义更强；后者则接受德国Wissenschaft一词的含义，即科学意味着一种知识的体系。不管梁、李采哪种含义来充当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评判准则，其准则都是出于西方。 梁、李之外，胡适、何炳松也是在种种情形下进行过中西史学理论比较的代表人物。 对于中西史学的目的和方法之差异，胡适首先比较的是方法。在这一点上，西方的自然科学和中国的朴学，其所用治学方法是相同的，即他倡导的科学方法：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不过，胡适用他那个方法与材料的奇特辩证来说明近代中西三百年学术的不同走向：中国以文字为材料，西方以物质为材料；中国的考据不能创造证据，而西方的实验能够创造证据。据此逻辑，材料的不同最终反使得中西治学方法产生了变化。因为中国的学术丧失了功用的标准，而西方人从自然界的实物下手，造出了科学文明，然后以其余力来处理纸上的和文字的东西，如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一译珂罗倔伦）以实验的方法，用几年的工夫帮中国人解决了顾炎武以来三百年未解决的音韵学难题。(16) 这种比较虽然不是史学对史学的比较，但在胡适心中，中西学术方法的根本差异，乃是中国考据的方法没有发展成实验的方法，也就无法实现学术之功用。 胡适批评，乾嘉以来之学问重功力而不重理解，以至对社会的生活思想几乎全不发生影响。对于整理国故，他也借段玉裁论校书而言：要先弄明白研究对象之本来面目，再评判其是非；不辨本来面目则易诬古人，不判是非则易误今人。(17) 因此，确定事实、评判是非，这是胡适能够接受的学术过程之完整构成。显然，中国史学的这一过程还有很多不足。秉承“一切创造都从模仿出来”(18) 的原则，中国史学的出路乃是要遵循西方的科学方法、实验方法，如同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以其类似近代西方科学方法的校勘替代了传统中国推理式的校勘，从而令中国校勘学第一次走上了科学的道路。(19) 其文中以西方科学方法为准则来衡量中国史学之成败的意涵也是十分明白的。 何炳松评判中西史学，重在辨析中西之异同。如其“正史”与“通史”之辨，在于防止一些对西方史学之根基不甚了解之人，以自视之西学皮毛“通史”驳“正史”之必要性。事实上，中西史学看似相异，实则西欧诸国19世纪编辑各类史料集成，与中国正史充当史料比次之用，有相近之处。(20) 作为鲁滨逊《新史学》的翻译者，何炳松对西方史学的了解要多于一般中国史家，或许正因为如此，何炳松的中西史学比较对于中国史学而言，倒多了几分中肯之辞。当一些史家批评中国史学不重史法之研究时，何炳松指出，西方史家对于历史研究法的探讨，也不过近二百年之事。 何炳松的比较，更重在史学方法方面，以下言辞可证其对史学理论的关注仅限于史学方法：“如法国之道诺（Daunou），德国之特罗伊生（Droysen），英国之夫里门（Freeman）辈，或高谈哲理，或讨论修辞，莫不以空谈无补见讥于后世。至今西洋研究史法之名著，仅有二书。一为德国格来夫斯法尔特大学教授朋汉姆（Ernst Bernheim）之《历史研究法课本》，出版于1889年。一为法国索尔蓬大学教授郎格罗亚与塞诺波（Langlois and Seignobos）二人合著之《历史研究法入门》，出版于1897年。”(21) 这一判断明显贬德罗伊森式的史学理论为空谈之议，而更注重史学方法在指导中国近代史学研究中可能发挥的实际作用；此外，也可一瞥当时史学界受实证主义和自然科学影响之深。因为这种影响，对于中西史学理论的比较更多限于方法论和史学目的之比较，也就更容易理解了。 比较西方史学方法与中国刘知几、章学诚论史之作，何炳松不似那种一味以西方为准则贬低中国之士，而是能够在历史中理解中国史家之局限所在。他认为，中国与西方的差距仍然存在，关于史法的只言片语根本无法与《历史研究法入门》等作品中表现出的系统性、综合性相比，为此需要尝试自作《历史研究法》以补缺憾。 尽管何炳松自言所作《历史研究法》，意在介绍西方史法二名著，但其用辞与实例，尽可能从本国读者熟知的国史中来，以“明中西史家之见解大体相同”。(22) 这好比李思纯在《史学原论》译者弁言中说，刘知几、章学诚与《史学原论》作者，“其间探讨之道，辨析之事，东西名哲，合轨符辙，无有异致”。(23) 李思纯在译者弁言中所比较的刘、章与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在史料搜集与校雠考证方面的表述相近，这些都构成了何炳松这一做法的基石。据此，何炳松的写作不断需要进行中西比较，才可能用这个西方模式将中国史学方法系统化、综合化，甚至西化，而采用中国习惯的用词与实例，便是以易于读者认同的方式增补西学之益。从全书结构安排来看，全书绪论、结论之外八章：博采、辨伪、知人、考证与著述、明义、断事、编比、著作，章章连贯，构成了一个史学研究方法的操作流程。这个流程与《史学原论》的章节安排比较起来更是依葫芦画瓢，这就使得何炳松将所有的比较都限定在了那本实证主义史学名著的形式框架内，即以实证方法为其精髓，中西史学理论的比较仍然难以摆脱以西律中的思维框架。 学衡派主要代表柳诒徵对于中西史学理论之比较，也多表现在他对中国史学反思之中，其中往往以域外史学，尤其是西方史学作为隐含的参照。他曾在1932年出版的《中国文化史》中借用西方史学中的上古、中古、近世之历史分期，并强调史学最重因果，需“求人类演进之通则”，由此体现出近代西方实证主义史学之影响。1948年，他作《国史要义》，直言“吾国之有史官乃特殊于他族”，虽“吾国与他族之史皆记事也，周官释史曰：史掌官书以赞治。此为吾史专有之义”，(24) 由此而知，“吾民族之富于政治性”造成了中国史学详于政治并异于他族。柳诒徵论“吾国”与“他族”／“他国”之史学，实则在史学皆记事、重因果、求通则的相同性之上，表达中西史学之异同，即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相比，重政治、重德治。但在近代而言，中西史学之异，是需要统筹在史学目的相同的大框架之下的，这就如他所说：“我们研究历史的最后目的，就在乎应用。”(25) 以上诸人对于西方史学的理解，多局限于以实证主义或实用主义为根基的那种史学，它们均以模仿自然科学方法为宗旨；唯李大钊的史学思想中，贯注了历史主义之灵魂于其中。然而，在西方视野下，包括李大钊在内的史学家们对于中国史学的反思，不外乎对于史学实践之目的和方法的关注。当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国贫民弱的原因之一乃是中国史学没有完成类似于西方史学完成了的凝聚民族之功时，更加深了他们对于史学方法改造和西化的愿望。在20世纪的前半个世纪中，史学研究也无形中被一种救亡的精神包裹着，在理论上模仿西方便是最主要的表现，也是最直接的反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