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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多民族国家建构视角探讨游牧与农耕族群互动关系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重要内容之一。早在民族国家或国民国家、近现代主权国家的理论传入中国之前，清朝实现了“大一统”之后，在整合游牧族群和农耕族群的过程中，已经有意或无意地开始了构建多民族主权国家的努力，而这一过程既可以看作是两大族群互动的结果，同时也可以视其为两大族群互动的延续。从由王朝国家向近现代主权国家的转型、“臣民”（国民）塑造的尝试、消除族群分界与确立满洲正统的努力、通过调整政策实现不同族群的整合等方面来看，清朝多民族国家建构的努力是全方位的，最终催生了“中华民族”一词在近代中国的流行。 关键词：清朝；多民族国家建构； 族群整合；国家转型 作者简介：李大龙（1964—），男，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杂志社主编，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从事疆域理论与汉唐史研究。 对于清朝构建的“大一统”王朝，国内外学界给予了很多的关注。国内学界多从中国王朝系列和汉化的视角，对其历史进行解读，而近年来在国外出现的“新清史”则强调其与众不同的满洲元素，进而试图否认满族的汉化过程及满汉之间的融合，由此形成了观点的对立。近年来，又有些学者开始关注清朝国家建构中的蒙古因素，如李勤璞的博士论文《蒙古之道:西藏佛教和太宗时代的清朝国家》即从蒙古信仰藏传佛教对清朝影响的视角，认为“伴随蒙古诸部与满洲并立、联合、联盟、归附，最后成为外藩这样一个政治进程，满洲国家的国体经历着一个逆方向的建构过程，最终达成满蒙信仰共同体、满蒙间文化的统一。比照关于清朝、满族‘汉化’、‘儒化’等讨论，本文称这个建构过程为‘满洲蒙化’即清朝国体上的蒙古化(Mongolization )，具体内涵是蒙古人信持的西藏佛教体现在清朝国家意识形态、皇家精神生活上。清朝踵行这条‘蒙古之道’，稳步地将内陆亚洲一体化，从而自身发展壮大。”［1］实际上，无论是满族的汉化还是蒙古化，清朝的“独特性”，以及李勤璞提出的清朝“稳步地将内陆亚洲一体化”，都是清朝多民族国家建构中的关键问题，反映着多民族国家由王朝国家向近现代主权国家转型过程中对境内不同族群，尤其是游牧族群和农耕族群整合的状况。在此需要进一步强调指出的是，和以往的中国传统王朝不同，清朝的疆域在发展的过程中和沙俄势力范围的东扩形成了碰撞，而其统治者“夷狄”的身份也受到了质疑。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有关西方近现代主权国家的理论还没有形成和传入中华大地，实现“大一统”的清朝统治者即已经开始有意或无意间试图通过签署国际条约的形式对疆域的范围进行规范，与此同时在弥合族群差异方面做了很多努力，试图实现对“臣民”（国民）的整合，其中也包括了游牧族群和农耕族群。 有了红夷大炮的配合，和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相比，八旗军队更具有了难以抵御的威力，实现“大一统”，构建多民族国家的重任自然而然地落在了有准备的清朝身上。虽然清朝的统治者经常将其和汉、唐、元等中国传统王朝相比，而后人亦多将其视为中国传统王朝的延续，但和前代相比，清朝的“大一统”构建还是有着很多不同以往的鲜明特点，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实现了由王朝国家向近现代主权国家的转型，二是试图弥合族群之间的差异，三是塑造清朝“臣民”（国民）。 一、由王朝国家向近现代主权国家的转型 清朝由传统王朝国家向近现代主权国家的转型，在很多方面都有表现，尤其是1840年之后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和东渐的西学，近现代主权国家和民族国家理论严重影响到了清朝的内政和外交，由此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化。清朝的这些变化虽然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但需要说明的是清朝向近现代主权国家的转型并非开始于这个时期，而是早在清军入关后不久即开始了，开始于康熙皇帝时期的一系列边界条约的签订及其划界行动即是显著证据。 在清代以前，所谓的“中国正统王朝”除了农耕族群和游牧族群所建王朝的对峙之外，再没有与之能够对峙的政权，而清朝实现中华大地的“大一统”之后不久，其“德被四夷”的范围却已经不能像前代那样无限制的向外拓展，其疆域在拓展的过程中和沙俄的控制区域发生了碰撞。如何处理这一理想和现实出现的矛盾便成为清朝统治者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了解决沙俄向东扩张而引发的领土争端，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朝和沙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清朝依据《尼布楚条约》所立界碑的碑文如下： 大清国遣大臣与鄂罗斯国议定边界之碑。一、将由北流入黑龙江之绰尔纳，即乌伦穆河、相近格尔必齐河为界。循此河上流不毛之地，有石大兴安以至于海。凡山南一带，流入黑龙江之溪河，尽属中国。山北一带之溪河尽属鄂罗斯。一、将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为界，河之南岸属于中国，河之北岸属于鄂罗斯。其南岸之眉勒尔客河口所有鄂罗斯房舍迁移北岸。一、将雅克萨地方鄂罗斯所修之城尽行除毁，雅克萨所居鄂罗斯人民及诸物尽行撤往察汉汗之地。一、凡猎户人等断不许越界。如有一二小人擅自越界捕猎偷盗者，即行擒拏，送各地方该管官，照所犯轻重惩处。或十人，或十五人，相聚持械捕猎，杀人抢掠者，必奏闻，即行正法。不以小故沮坏大事。仍与中国和好，毋起争端。一、从前一切旧事不议外。中国所有鄂罗斯之人，鄂罗斯所有中国之人，仍留不必遣还。一、今既永相和好，以后一切行旅，有准令往来文票者，许其贸易不禁。一、和好会盟之后，有逃亡者，不许收留，即行送还。”《清圣祖实录》卷143，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 很显然，尽管该条约没有汉文本，但是在条约中“清朝”和“中国”的含义在指称多民族国家方面是相同的，也正是这个原因，“中国”的涵盖范围不仅由指称中原地区发展为指称“大一统”的清朝疆域，而且由此也具有了一个近现代主权国家的含义。该条约的满文、俄文、拉丁文本也都是如此［2］1-2。据此，我们可以说，最迟到康熙二十八年（1689）《尼布楚条约》签订，清朝代表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称呼，这不仅得到了邻国的承认，而且清朝的疆域也开始由传统疆域（或称王朝疆域）向条约疆界（现代疆域）转变，疆域范围逐渐明晰。因此，笔者认为该条约的签订是中国疆域最终形成的开始，也是“中国”由传统的王朝国家向多民族主权国家转变的起点。在《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前，历代王朝多以“天下”来称呼自己治下的疆域，但“天下”虽然有时表示皇帝诏令可以有效实施的区域，更多情况下则是没有界限的理想中的泛称，缺乏实际意义。在《尼布楚条约》中，清朝不仅开始以多民族统一“中国”的身份出现在国际事务中，而且开始通过签订国际条约的方式确定多民族国家的疆域范围，中国疆域的范围因为有了国界也由模糊的“天下”而逐渐清晰起来。 多民族中国的疆域是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中国”含义由最初的指称京师到指称中原，再发展到指称多民族统一的国家疆域，反映着不同时期多民族中国疆域的凝聚过程，而“中国”成为一个近现代主权国家的名称，既是中华大地上各民族长期争夺“中国”“正统王朝”的结果，同时也是中国疆域进入最后形成阶段的标志，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则标志着形成阶段的结束。清朝以“中国”的名义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和邻国划定边界，不仅是古人观念中“天下”与“中国”含义重合的表现，也标志着古代中国疆域进入了最后形成阶段。 清朝之所以能够带动多民族中国由传统王朝发展为近现代主权国家，康熙时期《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只是一个开端，而其后雍正和乾隆皇帝的接续努力，让清朝近现代主权国家的特征更加明显。《尼布楚条约》之后，雍正五年（1727）七月十五日中国和俄国又签订了《布连斯奇界约》，双方通过国际条约的形式又确定了由沙毕纳依岭到额尔古纳河的边界： 北自恰克图河流之俄国卡伦房屋，南迄鄂尔怀图山顶之中国卡伦鄂博，此卡伦房屋暨鄂博适中平分，设立鄂博，作为两国通商地方。至如何划定疆界，由两国各派廓米萨尔前往。由此地起往左段一面，至布尔古特依山，顺此山梁至奇兰卡伦；由奇兰卡伦起至阿鲁哈当苏，中间有齐克太、阿鲁奇都哷二处，此四卡伦鄂博以一段楚库河为界。由阿鲁哈当苏至额波尔哈当苏卡伦鄂博，由额波尔哈当苏至察罕鄂拉蒙古卡伦鄂博而为俄国所属者，暨中国之蒙古卡伦鄂博，将此两边以及中间空地酌中均分，比照划定恰克图疆界办理，以示公允。如俄国人所占地方之附近处遇有山、或山顶、或河，应即以此为界。如附近蒙古卡伦鄂博处遇有山、或山顶、或河，亦即以此为界。凡无山、河荒野之地，两国应适中平分设分鄂博，以清疆界。自察罕鄂拉之卡伦鄂博至额尔古讷河岸蒙古卡伦鄂博之外，两国于附近一带，各派人员，前往妥商，设立鄂博，以清疆界。恰克图、鄂尔怀图山之间，应即作为两国疆界。由第一鄂博起往右段一面，应经鄂尔怀图山、特们库朱浑、毕齐克图、胡什古、卑勒苏图山、库克齐老图、黄果尔鄂博、永霍尔山、博斯口、贡赞山、胡塔河图山、蒯梁、布尔胡图岭、额古德恩昭梁、多什图岭、克色讷克图岭、固尔毕岭、努克图岭、额尔寄克塔尔噶克台干、托罗斯岭、柯讷满达、霍尼音岭、柯木柯木查克博木、沙毕纳依岭等处。按以上各山岭，均须择其最高之处，适中平分，以为疆界。其间如横有山、河，此等山、河两国应适中平分，各得一半。 按照以上划定疆界，由沙毕纳依岭起至额尔古讷河为止，其间在迤北一带者，归俄国在迤南一带者，归中国。所有山、河鄂博，何者为俄属，何者为中国属，各自写明，绘成图说，由此次两国派往划界各员即互换文件，各送全权大臣查阅。疆界既定之后，如两国有无知之徒，偷入游牧，占踞地方，建屋居住，一经查明，应即饬令迁回。本处两国人民，如有互相出入杂居者，一经查明，应即各自取回，以安边疆。两边乌梁海人之取五貂者，准其仍在原处居住；惟取一貂者，自划定疆界之日起，应永远禁止［2］5-6。 雍正五年（1727）九月初七日，清朝和俄国双方再签订《恰克图界约》，划定恰克图附近疆界： 中国大臣会同俄国所遣使臣所定两国边界在恰克图河溪之俄国卡伦房屋，在鄂尔怀图山顶之中国卡伦鄂博，此卡伦房屋鄂博适中平分，设立鄂博，作为两国贸易疆界地方后，两边疆界立定，遣喀密萨尔等前往。自此地起，东顺至布尔古特依山梁，至奇兰卡伦，由奇兰卡伦、齐克太、阿鲁奇都哷、阿鲁哈当苏；此四卡伦鄂博，以一段楚库河为界；由阿鲁哈当苏至额波尔哈当苏卡伦鄂博，由额波尔哈当苏至察罕鄂拉蒙古卡伦鄂博，俄国所属之人所占之地，中国蒙古卡伦鄂博，将在此两边中间空地，照分恰克图地方，划开平分。俄罗斯所属之人所占地方附近如有山、台干、河，以山、台干、河为界；蒙古卡伦鄂博附近如有山、台干、河，以山、台干、河为界；无山、河空旷之地，从中平分，设立鄂博为界；察罕鄂拉之卡伦鄂博至额尔古讷河岸蒙古卡伦鄂博以外，就近前往两国之人，妥商设立鄂博为界。恰克图、鄂尔怀图两中间立为疆界：自鄂博向西，鄂尔怀图山、特们库朱浑、毕齐克图、胡什古、卑勒苏图山、库克齐老图、黄果尔鄂博、永霍尔山、博斯口、贡赞山、胡塔海图山、蒯梁、布尔胡图岭、额古德恩昭梁、多什图岭、古色讷克图岭、固尔毕岭、努克图岭、额尔奇克塔尔噶克台干、托罗斯岭、柯讷满达、霍尼音岭、柯木柯木查克博木、沙毕纳依岭，以此梁从中平分为界。其间如横有山、河，即横断山、河，平分为界；由沙毕纳依岭至额尔古讷河岸，阳面作为中国，阴面作为俄国。将所分地方，写明绘图，两国所差之人互换文书，各给大臣等［2］7-8。 雍正五年（1727）九月初十日，清朝和俄国签订《阿巴哈依界约》：“按照布连斯奇条约为中、俄两国画定疆界事，由恰克图左段起线，直至额尔古讷河之最高处止。”二十四日，双方再签《色楞额界约》：“按照布连斯基（齐）条约为中、俄两国划定疆界事，由恰克图右段起线，直至沙宾达巴哈及廓恩塔什地方，至两国所设鄂博暨卡伦等。”［2］14-26 乾隆三十三年（1768）九月十九日，清朝和俄国签订《修改恰克图界约第十条》，乾隆五十七年（1792）正月双方再签《恰克图市约》，进一步明确了双方的边界及其相关权利［2］27-29。 与此同时，清朝和藩属国朝鲜之间的边界也有了明确的趋势。康熙五十年（1711）、五十一年（1712），随着清朝派遣打牲乌拉总管穆克登两次前往长白山区踏查边界，两国长白山地区的边界走向也基本明确，穆克登还在鸭绿江、图们江两江分水岭树立“审视碑”作为查边定界的凭证：“大清乌喇总管穆克登奉旨查边，至此审视，西为鸭绿，东为土门，故于分水岭上勒石为记。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十五日。笔帖式苏尔昌，通官二哥，朝鲜军官李义复、赵台相，差使官许梁、朴道常，通官金应瀗、金庆门。”［3］而朝鲜国王于当年十一月向清廷进《谢定界表》，将此事奉为“克正边疆”之举。 乾隆五十六年（1791），清朝派福康安入藏，组织抗击廓尔喀(尼泊尔)的侵扰，顺利击退了廓尔喀。翌年九月，福康安受命相继与廓尔喀、哲孟雄(锡金)等划定了边界［4］。 通过这一系列行动，清朝开始向我们现在所认为的一个近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转变，主要表现即是边界逐渐清晰，疆域也由传统疆域（或称王朝疆域）向近现代疆域（或称条约疆域）转变，但遗憾的是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以英国为首的列强通过坚船利炮中断了中国疆域的这种自然形成过程，中国疆域由传统疆域（没有明确边界的“天下”）向近现代疆域（有以界碑为标志的边界线）的转变过程并没有完成，不仅中国和一些传统的藩属国之间的国界尚未明确划定，和其他邻国的边界更没有明确。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疆域开始遭到列强的蚕食鲸吞，不仅传统的藩属区域（诸如朝鲜、越南等）沦为了列强的殖民地，脱离了中国疆域的形成轨道，藩属国和中国的关系也发展为近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甚至已经有条约保证的大片领土也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纷纷落入列强之手。因此，笔者认为将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作为中国疆域最终形成的标志是恰当的，因为中国疆域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这一时期和以前一样还是处于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说，尽管近现代主权国家的理论不是形成于东亚地区，但是清朝自康熙皇帝开始已经有了构建近现代意义上多民族国家的实践，当然“中国”成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名称，既是中华各民族长期为之奋斗的结果，同时也是古代中国疆域进入最后形成阶段的标志，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则标志着形成阶段的结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