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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除族群分界与确立满洲正统的努力 清朝的建立者虽然以金王朝继承者的面貌出现，并联合了蒙古，实现了对中原农耕族群的有效治理，但其正统地位的获得还需要得到农耕族群的认同，为此以雍正为首的清朝统治者也做了大量的努力，其中试图弥合族群分界，以巩固“满洲”的正统地位即是重要方面。 “夷夏”有别的观念，是自夏、商、周三代时期就已经形成的民族观，不仅严重影响到了以后历朝各代的族群关系的处理，而且也成为非华夏农耕族群争夺正统的障碍。如前所述，鲜卑人建立的北魏、契丹人建立的辽王朝、女真人建立的金王朝乃至实现中华大地“大一统”的元王朝“正统”地位都受到过质疑。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大一统王朝，而明朝的建立者又是打着“驱逐胡虏，恢复中华”《明太祖实录》卷26，洪武元年十月。的旗号推翻元王朝统治的，所以先秦时期形成的以“夷夏有别”为主要特征的观念在明代不仅得到了继承而且肆意发展。清朝虽然在康熙时期顺利完成了“大一统”的建构，并试图利用薙发、衣冠来实现对境内族群的整合，但初期滥杀导致的族群矛盾和分界并没有消失，其统治地位也还是不断受到来自于农耕族群的质疑。雍正时期，以曾静、吕留良为代表的汉族儒士以先秦时期夷夏观为理论基础，肆意宣传对满族的歧视思想，导致这种质疑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清朝的统治，于是以雍正皇帝为首的清朝统治者开始针对这些人的言论进行系统批判。 雍正皇帝的有关言论完全按照农耕族群的传统理论展开，在为清朝正统地位辩驳的同时，也指出了传统观念的弊端，其消弭夷夏之间差异的企图十分明显。《清世宗实录》卷86雍正七年九月癸未条有详细的记载，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有德者可为天下君”。雍正引用《书》所言“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认为有德者为君，生息繁衍的地点不是标准：“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莫不由怀保万民，恩加四海。膺上天之眷命，协亿兆之欢心，用能统一寰区，垂庥奕世。盖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此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自古迄今，万世不易之常经，非寻常之类聚群分，乡曲疆域之私衷浅见所可妄为同异者也。”而清朝“肇基东土，列圣相承，保乂万邦，天心笃祐，德教宏敷，恩施遐畅，登生民于衽席，遍中外而尊亲者，百年于兹矣”，完全有资格成为“天下之主”，“此民心向背之至情，未闻亿兆之归心，有不论德而但择地之理”。 其二，清朝实现“大一统”，是“仰承天命”，不能“以华夷而有殊视”：“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殊视？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此揆之天道，验之人理，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 其三，“满洲”是地域的含义，不是被否认的理由。汉族儒士吕留良、曾静等“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诬谤诋讥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诗言“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者，以其僭王猾夏，不知君臣之大义，故声其罪而惩艾之，非以其为戎狄而外之也。若以戎狄而言，则孔子周游，不当至楚，应昭王之聘。而秦穆之霸西戎，孔子删定之时，不应以其誓列于周书之后矣。” 其四，华夷之别的说法适用于分裂时期，“大一统”时期应该强调“华夷一家”：“盖从来华夷之说，乃在晋宋六朝偏安之时，彼此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是以北人诋南为岛夷，南人指北为索虏。在当日之人，不务修德行仁，而徒事口舌相讥，已为至卑至陋之见。今逆贼等，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 其五，“华夷”、“中外”的区分是历代疆域不能广大的原因：“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玁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其六，“我朝之为君，实尽父母斯民之道”：“从来为君上之道，当视民如赤子，为臣下之道，当奉君如父母。我朝之为君，实尽父母斯民之道，殚诚求保赤之心，而逆贼尚忍肆为讪谤，生疾怨而行其忤逆乎？……明太祖，即元之子民也。以纲常伦纪言之，岂能逃篡窃之罪。至于我朝之于明，则邻国耳。且明之天下，丧于流贼之手。……是我朝之有造于中国者，大矣至矣！……历代以来，如有元之混一区宇，有国百年，幅员极广，其政治规模，颇多美德，而后世称述者寥寥。” 在雍正皇帝长达3 000余字的大论中，上述几点可以说是句句切中传统夷夏观的要害，且引用的也都是《书》及孔子的经典言论，尤其是反对以活动地域否定清朝，认为“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更是指出了阻碍中华大地族群融合乃至疆域广大的主要原因就是有地域和华夷的差别。而为了消除这些族群分界及其影响，雍正皇帝希望“臣民”（国民）都要理解他所阐述的道理，故在最后有：“若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逆天背理，惑世诬民之贼，而晓以天经地义，纲常伦纪之大道，使愚昧无知，平日为邪说陷溺之人，豁然醒悟，不致遭天谴而罹国法，此乃为世道人心计也。著将朕谕旨，通行颁布天下各府、州、县远乡僻壤，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由此看，雍正皇帝在为“满洲正统”争辩的同时，试图消弭华夏之间族群差异的目的也是十分明显的，尤其是最后所言辨更清楚表明其有消弭“天下”族群分界的宏愿。 雍正皇帝的上述言论似乎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巩固统治的需要，应该是其内心真实的想法。笔者在《清世宗实录》没有发现雍正皇帝提及“国语”、“骑射”，也没有将其和“满洲”联系在一起。在这方面，雍正皇帝和以往学界认为的清朝统治者多强调“国语骑射”“满洲根本”似有不同，而见于记载的有关官员任用的例证却说明了雍正皇帝将自己的上述认识贯彻到了具体实践中：“镶黄旗蒙古副都统宗室满珠锡礼奏言：京营武弁等员，参将以下、千总以上，应参用满洲，不宜专用汉人。得旨意：从来为治之道，在开诚布公，遐迩一体。若因满汉存分别之见，则是有意猜疑，互相漠视，岂可以为治乎？天之生人，满汉一理，其才质不齐，有善有不善者，乃人情之常。用人惟当辨其可否，不当论其为满为汉也。自我太祖高皇帝开国之初，即满汉兼用，是以规模宏远，中外归心。盖汉人中固有不可用之人，而可用者亦多，如三藩变乱之际，汉人中能奋勇效力，以及捐躯殉节者，正不乏人。岂可谓汉人不当用乎？满洲中固有可用之人，而不可用者亦多，如贪赃坏法，罔上营私之辈，岂可因其为满洲而用之乎？且满洲人数本少，今只将中外紧要之缺补用，已足办理。若参将以下之员弁，悉将满洲补用，则人数不敷，势必有员缺而无补授之人。朕屡谕在廷诸臣，当一德一心，和衷共济，勿各存私见而分彼此，在满洲当礼重汉人，勿有意以相远，始为存至公无我之心，去党同伐异之习。盖天下之人，有不必强同者，五方风气不齐，习尚因之有异。如满洲长于骑射，汉人长于文章，西北之人，果决有余，东南之人，颖慧较胜，非惟不必强同，实可以相济为理者也。至若言语嗜好，服食起居，从俗从宜，各得其适。此则天下之大，各省不同，而一省之中，各府州县亦有不同，岂但满汉有异乎？朕临御以来，以四海为一家，万物为一体，于用人之际，必期有禆于国计民生。故凡秉公持正，实心办事者，虽疎远之人而必用，有徇私利己，坏法乱政者，虽亲近之人而必黜，总无分别，满汉之见，惟知天下为公。凡中外诸臣，皆宜深体朕怀，同寅协恭，股肱手足，交相为济，则国家深有倚赖，久安长治之道。必由于此也。”《清世宗实录》卷74，雍正六年十月癸未。 雍正皇帝的上述言论以《大义觉迷录》为名，刊刻颁行全国，但遗憾的是其子弘历即位后将其列为禁书，私藏者有被杀的风险，以致成为了禁书。不过，雍正皇帝的思想对清代族群融合的影响，尤其是满、汉之间融合的影响还是显著的，乾隆皇帝之后屡屡强调“国语骑射，乃满洲之根本，旗人之要务”，《清朝文献通考》卷192。从相反的方面也说明了这一点。而实际上乾隆皇帝本人也已经受到了其父的影响。欧立德在《清八旗的种族性》中列举了一个例证作为引子：“1737年初，一份奇怪的请求引起了乾隆皇帝的注意，其时，乾隆皇帝25岁，进入其60年的统治才仅仅12个月。这份请求是在阿尔赛（Arsai）提交的一份奏折中提出的，他是位汉军正黄旗成员，并且是驻防东南沿海城市福州的八旗将领。阿尔赛似乎想改名。在不久前的一次觐见中，他在提出请求一开始就提醒皇帝说他们之间有过一次交流：‘皇帝：尔系名汉军，为何有满名？阿尔赛：卑职原名崔志禄，自幼学习清语（满语），因取满名。’此次觐见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从皇帝处传来谕旨，尽管此谕旨针对的是不同的事情，但还是使阿尔赛陷入恐慌：跪接圣旨，卑职不胜惶悚，无以自安，乞请圣上允准恢复原名。皇帝在谕旨中亦迷惑不解：朕只随意问尔名字。尔何归咎自取满名？”［6］欧立德由此认为清代即便是八旗中也存在着“种族”的标准。笔者关注的不是阿尔赛的所为，而是乾隆皇帝的态度，即乾隆皇帝对汉军用满名似乎已经习以为常，而且不在意官员是满还是汉的做法和上引雍正皇帝对满珠锡礼奏言的答复并无明显差别。 总之，有清一代，是中华民族形成的关键时期，而中华大地上众多族群实现凝聚尽管有地理和历史的众多原因，以雍正皇帝为代表的清朝统治者对族群分界的弥合、臣民（国民）的塑造在其中也应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