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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南宋时期，进行于选德殿及其周围建筑中的奏对活动，主要有“内引”、夜对、晚朝等。以下渐次加以论述。 按北宋朝会制度，每日君主需御垂拱或紫宸两前殿听政。群臣依照 门拟定的班次，渐次上殿陈述政务，接受君主的询问，是为“前殿视朝”。前殿视朝完毕后，皇帝会再御延和或崇政两座后殿，称为“后殿再坐”。前殿视朝时没有得到奏事机会的臣僚，可以利用“后殿再坐”之机，面君奏事。(26)可以说，北宋日常的君臣奏对，主要是在两前殿与两后殿中进行的。其它内廷殿阁，虽有时也被用于引见臣僚，(27)但多为临时性的召对，且次数较少，在政务运作中地位不太重要。因此，当时虽有内殿引见臣僚之举，但没有形成“内引奏事”这一专有名词。 南渡之后，奏对制度出现了一些变化。因内外形势严峻，君主无论是从多开辟信息来源的角度考虑，抑或从显示恩德的立场出发，都有必要在原有基础上增加更多的奏对机会。但正如前述，南宋以三省、枢密院为主体的官僚机构，分布在宫城以北，与宫城南面的垂拱等前、后殿，有较远距离。臣僚若要前往前、后殿奏事，出入宫城，所行甚远，必定有所不便。此外前、后殿均有较高的礼仪规格，不太适宜频繁启用。相比之下，在位于宫城北部，且礼仪规格相对较低的诸内殿进行奏对，无疑更为方便。因此，南宋宫城北面的诸内殿，逐渐也成为君主引见臣僚的重要场所。自高宗绍兴初期开始，便出现了“内引”这一特定名词，如《系年要录》在言及王庶奏事，以及张浚见辞时，都称之曰“内引”。(28)高宗之后，“内引”现象越发频繁，皇帝在内殿中引见的官员范围也越发广泛。不少原本应安排在前后殿视朝中引见的奏事班次，往往被改在“内殿引见”。南宋后期，赵升在《朝野类要》卷1中，便非常明确地将“常朝(即前殿视朝)”、“后殿”、“内引”作为君臣奏对的三个主要环节并列阐述。(29)可见，“内殿引见”，已经成为了南宋一个极其重要的君臣交流活动。 皇帝“内引”，究竟应御哪一内殿，制度上并无严格限定。征诸文献，还是可以看出，选德殿被选用的频度较高。周必大在《文忠集》中，记录了自己在孝宗时期，赴宫中与皇帝进行奏对的情况。在其所经历的二十余次有具体殿名可靠的奏对中，垂拱殿进行的仅有三次，(30)其余均进行于各内殿之中，“内引”的重要性，从中可见。而在诸内殿中，按奏事次数多少，分别是隐岫八次、选德殿六次、罗木堂、倚桂殿各两次、碧琳堂一次。(31)仅就次数而论，选德殿已居于前列，而周所提及的其它几处内殿，也与选德殿有着一定关系。例如，按陈随应所述，碧琳堂在选德殿侧的翠寒堂近旁。(32)而建翠寒堂所用之“日本国松木”，又可称为“日本罗木”，(33)故“罗木堂”，极有可能便是选德殿侧的翠寒堂。此外，孝宗曾召周必大，令其做《选德殿记》，而周必大领旨时“对于隱岫”，写毕后“进呈于倚桂殿”，(34)以情理度之，三者当相距不远。隐岫和倚桂殿，很可能是选德殿的配殿或朵殿。 其他不少臣僚，也曾“内引”于选德殿，例如《宋史》载，刘章“进权礼部尚书兼给事中，对选德殿。”(35)名将李显忠“一日对于选德殿”，(36)光宗朝罗点曾于“(绍熙)三年四月，对于选德殿”，论两淮守御事。(37)理宗朝真德秀除授礼部尚书后，也内引于选德殿。(38)总之自孝宗朝始，选德殿便成为了南宋内引奏事的最主要场所。正因为此殿经常有臣僚出入奏事，皇帝一旦希望向臣僚宣示自己的某种政治意向时，往往会利用此殿作文章。如孝宗后期，便将高宗“坚忍”之语大书揭于选德殿壁，(39)以显示自己对高宗的敬重。 入选德等内殿奏事的臣僚，多须取道东华门入内。(40)负责赞导臣僚入内“内引”的，则是入内内侍省。(41)宋代前后殿视朝的排班引见，都由閤门司负责，该司因此逐渐得到了弄权机会，不时对奏事者“邀求钱物”。(42)将内殿引对交由入内内侍省负责，实质上是在閤门司之外另开了一个通进关口，对閤门司构成了制衡，体现出皇帝“防范壅蔽”的意图。当然，入内省宦官亦因此得到了干预君臣交流的机会，如《宋史》载，牟子才一日请求“内引”，即遭宦者“沮之”。(43) 除了空间位置适合君臣往来外，选德等内殿的特性，也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君臣交流。首先，由于内殿不同于垂拱、崇政等进行正式朝会的前、后殿，属于“非正式”的内廷场所，故当皇帝因故不便御前后殿视朝时，可代之以内殿引见。如淳熙十四年，太上皇高宗抱病，孝宗一方面权停前后殿视朝，以示忧思，另一方面，又下诏令宰执“依时赴内殿奏事。”(44)以保证日常政务的处理。可以说，内引奏事提高了南宋皇帝听政活动的灵活性。 其次，内殿既是“燕闲之所”，则其中进行的君臣交流，自不必像前后殿视朝那样，有诸多严格的限制，而可以更加宽松的方式进行。如赵升曾言：“内殿引见，则可以少延时刻，亦或赐坐，亦或免穿执也”。(45)“少延时刻”，表明内引奏事在时间上更加充裕；“赐座”、“免穿(靴)执(笏)”，则表明内引奏事在礼仪规定上更为宽松。周必大也有一诗云： 延英议政恰朝还，选得(德)观书肯暂间。昼漏稍稀高閤报，教添内引两三班。(46) 其中“延英议政”，是用唐代后期君主御延英殿接见臣僚的典故，实际指每日的前后殿视朝，由此句可见，每日的内引奏事，是在前后殿退朝后进行。“选德观书肯暂间”，说明君主“内引”臣僚，多是在选德殿这一“观书”之所。“昼漏稍稀”一语，则表现出君主每日在选德殿所进行的内引奏事，时间往往不短。而“敎添内引两三班”，则说明内引奏事，没有严格的班次限制，君主可以根据临时需要，增添班数。“内殿引见”的优越性，在此诗中显露无余。 在前后殿视朝中，臣僚一般是通过阅读札子的方式来奏陈意见的。宣读完札子后，因时间有限，君臣双方较少能就札子以外的问题进行讨论。但选德等内殿中的引对，则不全如此。如端平元年(1234)，真德秀回朝后，内引于选德殿奏事，读完劄子后，理宗与真德秀又对福建一路的政风民情，官吏能庸、盐法利弊等多个话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47)其实际意义比之前的宣读札子有过之而无不及。南宋内引奏事“可以少延时刻”的特点，为理宗二人在读毕札子后仍能进行一番详细问对，创造了便利。若在时间相对紧张的前后殿视朝中，君臣便很难如此从容了。 此外，前后殿视朝中，臣僚没有座位，只能“立奏”。这在凸显君臣尊卑的同时，不免带来了气氛过于严肃，对话双方过于“悬隔”的弊端。而选德殿内引时，则如赵升所言，君主不时会对被引见者待以“赐座”之殊礼。如李心传《朝野杂记》载： 乾道辛卯八月六日戊申，上召吏部侍郎王之奇能甫、太子詹事陈良翰邦彦、权礼部侍郎直学士院周必大子充同对选德殿，赐坐，从容访问治道。(48) “赐坐”，可以不仅令奏对氛围变得更加从容，更可以拉近君臣距离，使双方能以一种较为平等的身份进行交谈。显然，选德殿中的“坐论”，更有裨益于政治讨论。 在宋代政治文化中，“坐”与“论道经邦”，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很多士大夫看来，只有坐于君前，方可讨论“治道”等宏观性、务虚性的原则问题。天子在选德殿内引臣僚时，对后者“赐坐”，显示有以此来推进与臣僚对“治道”等问题讨论的意图。如孝宗在选德殿内引熊克时，就说：“自此燕闲，可论治道”。(49)很多臣僚，也常常利用选德殿等“燕闲”之地“内引”的机会，奏陈自己关于“治道”的看法。如楼钥，曾“对选德殿”，首论“名实之辩”： 善为天下者，贵实用不贵空言。名为空言，而实可底绩者，乃所以为实用。名为实用，而行之无益者，适以为空言。 接下来，又对当时臣僚的种种表现作了一番批评， 陛下大开言路，收揽人才，念治功之未集，鄙无用之空言，而务求其切于用者，诚得孝宣总核之意。而进说者不思旁援曲取，毛举细故。民力方匮而言利不己，法令日繁而变更益增。委以经画，课其绩效，则蔑焉无称。曾是以为实用乎？魏征劝行仁义，近于空言。封德彝法律之说，若实可用，然太宗惟征言是从，以成贞观之治。且曰：“惜不使德彝见之。”然则孰为实用，孰为空言，惟陛下审思之。(50) 当时楼钥为“详定一司敕令所删定官”，只是一名层级较低的事务官，并无“论道经邦”之责。而其选德奏对之言，却是十分高远的“义理”，而非琐细公事。又如盖经，淳熙二年，以“勅令所删定官俄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身份“赐见选德殿”，大谈“立大计”、“育人才”等“治道”大体，“往复数百言，漏下数刻。占奏详明，玉音嘉奨”。(51)可以说，选德等内殿，为君臣双方提供了一个讨论“常程公事”之外的“高端”话题的平台，对于君臣交流的深入，无疑有所推进。 选德殿内引时的“命坐”之礼，有时则被君主用于笼络臣僚。如范成大为江东帅臣： 辞选德殿。近例，赐宰执酒，止传觞。至是特设几，开宴，酒三行。命侍过西小轩，曰：“此朕清坐处也。”再坐，上曰：“劝卿一杯，且有以为侑。”公饮讫，二内侍捧缣素来，上有“石湖”二大字，御墨尚湿。公拜赐，奉觞进谢，上为满引，复袖御书苏轼诗一轴以赐。自未至酉乃罢。(52) 在这次朝辞中，孝宗以“命座赐酒”，以及赐字等举动，显示出对于范成大的格外器重，无疑有利于赢得后者的尽忠。而选德殿这一燕闲之所，显然较垂拱、崇政等正式朝会场合，更为适合君主施行这一手段。 总之，与多论“常程公事”，且氛围严肃、时间紧迫的前后殿视朝相比，选德等内殿中所进行的引对，在氛围、形式、内容上，往往均不很一样。这不仅有利于皇帝更多地获取信息，巩固统治，也有利于臣僚更好地阐发自己的政治见解，进而影响决策。此外，对于南宋君臣关系的增进，“内引”亦有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