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接下来看夜对和晚朝。 自北宋开始，君主便常命翰林学士、经筵官等侍从文臣直宿于宫城之中，自己若有政务或者学问方面的疑问，便会在夜晚将之传唤至御前，加以咨询，是为“夜对”。南宋初年，夜对较少进行。孝宗御宇后，一方面增加了夜对翰林学士的频度，另一方面则于隆兴元年(1163)恢复了一度中断的经筵官直宿制度，(53)扩大了夜对臣僚范围。终孝宗之世，夜对始终在政治运作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54) 孝宗时期的夜对，多在选德殿进行。如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孝宗时，曾夜召翰林学士周必大于选德殿，(55)又如洪适载，他曾与尹穑同夜对于选德殿，(56)再如洪迈，也曾“夕对于选德殿”，(57)均表明选德殿是孝宗夜对侍从之臣的主要场合。 除选德殿外，现可考的南宋夜对地点，还有澄碧殿和清华阁。吴泳在谈到孝宗夜对时曾说：“恩意浃密则就澄碧殿锡燕，职业修饬则上清华阁赐诗”，(58)即为其证。澄碧殿如前文所述，位于选德殿背后。关于清华阁，现有的记载，只说其在“苑中”，而不言其它，难以细考其具体位置， 孝宗之所以要将夜对的主要地点定在选德殿，与此殿既位于宫城北面，便于臣僚前往；又邻近于天子寝殿福宁殿，便于天子晚间命驾的特殊地理位置有关。此外，优越的周遭环境，也是孝宗选择在此夜对的重要因素。南宋宫城整体规模小于北宋，宫中各殿阁，往往也较为狭小。而临安城的气候，以湿热著称。在酷热的夏夜，于狭窄的殿阁中举行奏对，于君于臣，无疑都将是十分辛苦的事。相比于其它殿阁，选德殿本身号为“壮”，规模自不会过于“逼窄”。同时，其周围又是“长松修竹，浓翠蔽日。层峦竒岫，静窈萦深。寒瀑飞空，下注大池可十亩”，凉爽宜人。君主在湿热的夜晚夜对臣僚，此殿自是上佳之选。 白昼中，臣僚自外廷赴选德殿内引，多取道东华门。夜对臣僚，则有更为便捷的通道。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孝宗时，曾召翰林学士周必大于选德殿： 上自德寿宫还。日已晡，召子充(周必大)对选德殿……赐茶毕，日已暮矣，遂自复道秉烛归院。(59) 奏对完毕后，“日已暮”，东华门已经关闭，周必大遂没有再走东华门，而是改由“复道”回归玉堂。可见选德殿与臣僚直宿的学士院之间，有复道可通。“复道”，一般指楼阁间架空的通道，宋代又多将架设于山上之斜廊称为复道。(60)南宋宫城，依凤凰山而建，故其间架设斜廊，十分方便。史浩在诗中曰：“复古距选德，相望几数里。修廊接云汉，岧嶤灿珠蕋。”(61)足证宫中有建于山体之廊道，且这些廊道可通选德殿。周必大所说之“复道”，应即是诗中的“修廊”之一。夜对者经复道出入，不仅在路途上较取道东华门更加便捷，而且保密性也更强。孝宗利用夜对等特殊渠道来“防壅蔽”的意图，在其特意于玉堂与选德殿之间设置复道一事上反映无余。而南宋宫城依山而建的特殊地势，则为选德殿与玉堂之间能架设复道，创造了良好条件。 如前所述，选德等殿本为“燕闲”之所，“夜对”又进行于正式朝会时间之外。故孝宗夜对翰林学士和经筵官时，“命座”等非常之举，会施行得较“内引”时更加频繁。如乾道三年，“夕对”洪迈“于选德殿”，便是“赐之坐”；(62)再如汪大猷为崇政殿说书时，“宿直玉堂，夜宣对选德殿，赐坐，(天子)从容导公使言”，(63)均是例证。与内引时的“命座”一样，夜对时的“赐座”，也能起到营造氛围，拉近君臣距离的作用。时人称，夜对为“燕直清闲雍容”之奏，(64)即充分体现出“赐座”的作用。在文献中，可以看到一些当时士大夫利用选德殿夜对之机，“从容”开陈的具体记载，如楼钥记： 孝宗厉精民事，访问不倦。(汪大猷)宿直玉堂，夜宣对选德殿，赐坐，从容导公使言。…自尔，每遇夜对，上多访以时事，…公悉进所欲陈者，奏对明白，曲尽情伪，上多耸听而行之。(65) 汪大猷所奏，多为孝宗采纳，其中关键，在于他“奏对明白，曲尽情伪”。而选德殿夜对“清闲雍容”的特点，无疑是他能做到这一点的重要原因。 相比于“内引”，夜对在两方面有所不同：其一，内引较为公开，而夜对更加隐秘，故夜对内容常可涉及一些难于公开发表的言论。臣僚若“批龙鳞”，则不易被君主视为“卖直取名”，也常因较少损及君主颜面而不会遭抵触；其二，夜对因其进行于“夜晚”这样一个更具“私密”色彩的时间，故君臣双方的关系更近于“宾友”、“僚友”。正因如此，臣僚往往更能无所顾忌地发言，君主也常常能以更加淡定平和的心态应对臣僚的直谏。周必大的一次夜对，可谓显例，夜对中，周直接将矛头指向了皇帝本人： 奏：“九月间，天文不顺，且闻金星近前星。” “金星近前星”，针对的是当时孝宗在宫中与武将击球，并令太子参与的事。周必大言方出口，孝宗已明其意，立即做出解释： 上曰：“止是略近，已戒太子勿近外人。” 孝宗的辩解，并不令周必大满意，他进一步挑明自己的意见： 奏曰：“天道高远，当论人事。武士击球，太子亦与，臣甚危之。” 孝宗面对周必大咄咄逼人的态势，再次做出让步 曰：“卿可语太子。” 周必大立即指出孝宗的回答有敷衍之意： 奏曰：“太子，人子也。陛下命使驰驱，臣安敢劝以违命？陛下勿命之可也。”(66) 如前所述，“武士击球，太子亦与”，便发生于选德殿的球场之中。而周必大夜对的地点，以孝宗朝情况推断，也应是选德殿或其附近建筑。这种巧合，不无值得玩味之处。透过上述事例，我们不仅看到了夜对本身的特点，更看到了当时文臣对于孝宗“尚武”的戒惕，以及“崇文”、“右武”两种政见在同一空间中的间接交锋。 除“夜对”外，选德殿还是皇帝与宰执入夜后“晚朝”的场所。宋代“晚朝”，并不始于南宋，五代后周时，便有晚朝之制，宋初予以沿袭，但太祖乾德年间(963-968)，规定近臣但赴早参，(67)实际废止了晚朝制度。徽宗、高宗两朝，虽偶因突发事件，有夜间宣召宰辅之举，但并没有成为较为稳定的制度。 孝宗御宇，听政不缀，晚朝制度重新确立。乾道元年，“谕(宰执)钱端礼等曰：‘早朝与卿等，每不从容。今后晚间少暇，时当召卿等，欵曲论治道。’端礼等既退，又遣中使传旨，每遇晚，召公于东华门，入诣选德殿奏事。”(68)自此，宰执晚朝频度大增。钱端礼罢后，晚朝之举并未收到影响。虞允文、周必大等宰执，都有晚朝奏事的事例。《宋史全文》引《大事记》曰： 从容坐席之间，略同宾友。军国大政，当商榷者不妨敷奏，有疑当阙决者，随即彻闻。故洪适于晚对而见御屏列监国郡守姓名；周必大、施师点于榻前而论辨可否。如其事未施行，则以不肯任事责魏杞；如某除未分当，则以徇情废法责允文。至谓朕有阙失，卿亦不可不极言。此宰执晚召之更相儆戒也如此。(69) 文中所言之周必大、施师点，是在孝宗后期进入两府的。可见，孝宗一朝，宰执晚朝始终在进行，已经可以视为一种制度化的交流活动。而如前引文所说，选德殿则是孝宗晚朝宰执的固定地点，其原因当与夜对相同。 按前引《大事记》所云，与翰林学士、经筵官的夜对相似，在选德殿进行的宰执晚朝中，孝宗也常常会对奏事者“赐坐”，以此来促成更加“从容”的君臣交流。宰执在晚朝奏事中，也大多能做到尽心开陈，详尽地向君主陈述自己的意见，甚至有时会在御前进行较激烈的辩论。前后殿视朝时，宰执奏事“每不从容”的缺陷，因晚朝而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弥补。 在孝宗朝一些重要事务的决策过程中，选德晚朝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如乾道六年，虞允文奏请立太子，首先通过若干次留身奏事，反复陈述利害，初步获得了孝宗的首肯，但相关细节，却没有落实。而到了乾道七年二月七日： 晚朝，孝宗御选德殿，始以立皇太子御札宣示大臣……允文奏：“臣等受诏，未敢即行，恭俟来日集百官宣布。”孝宗曰：“善”。是夕，锁学士院，命直院郑闻草皇太子及庆王加封两制。(70) 在这次选德殿晚朝中，一则孝宗立太子的决定，得到了全体“大臣”，即宰执的认可，二则在虞允文的倡议下，草制、宣麻等程序上必不可少的环节得到了落实。这两个关键因素，使得立储这一重大决策，最终得以完成。由此可见，选德殿不仅是孝宗朝君臣交流的重要场所，往往也是进行重要决策的场所。 也应指出，夜对时君主和翰林学士、经筵官，基本是以私人友朋的身份进行交谈，而晚朝时虽然“略同宾友”，但宰执仍是以三省密院长贰的身份奏事，君臣关系明显不同于夜对那样近密。另一方面，宰执晚朝是多人同班奏事而非独对，其保密性远不及夜对，甚至不及宰执平日的留身奏事。因此，对于很多敏感问题，皇帝会先用留身奏事等方式与某个宰执单独讨论后，再于晚朝时与其他宰执进行共议。如孝宗立储君，虽最终定议于晚朝，但之前却已通过留身奏事，多次与虞允文讨论，基本形成了决策意向。所以也不宜对晚朝的意义作过高估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