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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什么是史学方法论，产生史学方法论问题的认识论根据是什么？联系当前史学认识的实际，探讨历史研究中运用理论与方法存在的认识问题、史学方法的运用与价值判断的关系问题、史学方法的运用与历史宏大叙事的关系问题，可以论证出唯物史观的有效性。 【关 键 词】史学方法论/价值判断/思辨历史哲学 【作者简介】李杰，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史学方法论问题源于什么途径而产生？研究史学方法论问题的理论视角从哪里切入？本文将这些问题作为史学方法论问题域看待，并作出初步探讨。史学方法论是理论和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实践中产生的认识论问题的理论概括。这些问题的产生可以归结为：具体的历史研究运用了哪种理论和方法，其适用度如何？如在题材与理论和方法的关系上，体现着理论和方法的选择问题。对于所采用的理论和方法掌握到了哪种程度，是一知半解，还是在精神实质上领会？这体现着认识主体与思维规定之间的关系。站在什么立场、具备什么心态运用理论和方法？这体现着运用理论和方法与研究目的的关系。理论和方法在史学实践中如何与历史实际相结合，是创造性地运用理论和方法，还是模仿性运用？这体现着认知主体与认识能力的关系问题。运用理论和方法所得到的历史认识有多大价值，包含多少历史真理？这体现着理论和方法的运用与社会实践的关系。开展史学方法论问题域研究，对于建立史学方法论的科学范畴、概念、研究范式，是必要的、有益的。 一 首先，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来源于历史研究中的理论和方法与实践如何结合的问题。历史研究和其他学科的科学研究具有相同的要求，它们都是经过分析与综合，探明事物的因果联系，揭示事物发展的内在联系的。这种共性表现正如马克思所说，科学研究不过是用理性整理感性材料而已。这决定了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具有普遍性，即一切科学理论和方法都能为历史研究所用。在历史研究方法面前，牢不可破的学科的界限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知识的有限性对人们的限制。卡西尔曾经指出：历史学家在探讨真理时像科学家一样受制于同样的形式规则。在他的思考和议论方式中，在他的归纳推理中，在他对原因的追查中，他都像一个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那样服从于同样的普遍思想法则。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一切科学都是历史科学的思想，包含着一切理论和方法都是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规定。一切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的、哲学的理论都可以而且应该应用于历史研究，这首先是理论的本质所决定的。所谓理论就是对事物的理性的认识，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是不一样的。感性认识是具体的，理性认识是抽象的。理性认识是对事物的普遍性进行认识的方式。认识事物的普遍性是科学认识的本质。历史研究要揭示历史的本质和规律，没有理性认识是不可能的。因此历史研究不能没有理论。 其次，是由历史的本质所决定的。历史是人类生活的发展历程，而生活即涉及自然也涉及社会，所谓的自然科学理论和社会科学理论都是人类生活的组成部分，是人类对社会生活认识的总结。既然理论来自于生活，将其应用于社会生活的研究，就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历史学的理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理论指的是所有的理论都可以应用于历史研究。狭义的理论指的是对历史发展过程的理论抽象，即历史哲学，以及对历史学发展过程的理论抽象，即历史认识论、史学方法论。恩格斯指出，一切知性活动，即归纳、演绎、分析、综合以及作为二者的结合的实验，都是我们和动物所共有的，只有辩证思维才是人类所特有的，也就是只有哲学的思维才把动物和人分开。辩证思维以概念的分析为前提。也就是说，哲学思维是应用抽象的范畴进行思维的。它的过程是：首先把个别的东西提高到特殊性，然后再从特殊提高到普遍性，这样便可以从有限找到无限，从暂时找到永久，而这也就找到了事物的规律，这样的认识就是理性的认识。 虽然所有的理论和方法都可以应用于历史研究，但它们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是不一样的，不同理论和方法的应用会产生不同的历史结论。理论和方法虽然是对现实世界的概括和抽象，但这种概括和抽象又是从独特的理论视角进行的，每个理论家都从自己的生活经历出发，从自身的生活经验中得出对现实世界的理论总结，他对生活的态度、情感、立场都参与了他的理论建构，并融入其中。因此，每一种理论都是一定时代的人的精神的反映。原始时期的人对现实世界的理论总结之所以是狭隘的，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部落看做整个世界。中世纪的人之所以从天命、神意总结世界，是因为他们把虚幻的世界看做真实的。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人对世界的理解和理论总结之所以是不同的，是因为看待世界的立场发生了变化。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用理性概括世界的发展，并将国家观念的实现看做历史发展的最终表现，反映的是德意志国家实现统一过程的现实。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用工人阶级的解放说明历史进程，反映的是劳动大众对文明进步的要求。福柯用社会权力理论解释历史的进化，反映的是西方知识分子争取社会权力的愿望。福山用黑格尔争取人的认可的人性观概括历史发展，反映出当代资产阶级用西方文化实现全球化的心态。不同的理论具有不同的认识世界的价值。如果一种理论能够反映出占世界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愿望，能够对时代的需求进行准确的概括，反映出时代的精神，能对现实世界的运动产生最大的影响，这种理论就能说明当代世界发展的主要趋势，具有整体性、基本性、现实性、有效性，因而具有最科学的价值。相反，则只能在支流的、局部的、次要的方面反映世界，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例如弗洛伊德用人的潜意识说明人的行为与文明的发展，从心理结构层次上解释历史，这种价值就有很大的局限。又如运用实证主义的方法和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去研究历史，会得出不同的历史结论，其中所包含的历史认识价值也会是不一样的。 不同的理论和方法之间存在高低不同的层次，它们的价值是不完全相等的，这反映在它们对事物概括的深度和广度上，能对事物进行较大范围的概括和较深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具有较大的价值，反之则只具有较小的价值。研究事物的个别性的理论和方法处于低层次，研究事物的特殊性的理论和方法处于中间层次，研究事物的普遍性的理论和方法处于高层次。理论和方法的使用与研究目的之间客观地存在着对应的关系，比如说，研究某一民族、地区或国家历史发展的规律性问题，就要用哲学方法论和比较方法进行才能做到，而如果只是对某一事件的真实性进行考证，运用实证的方法也就可以达到目的了。如有的人写一部某一民族的通史，由于他只能用考据的方法去写，结果是把一部通史写成了罗列事件的过程，这样的通史充其量只是一部史料汇编，也就是克罗齐所批评的编年史。理论和方法的层次之间存在着必然的逻辑联系，高层次理论和方法的运用自然地包含着在其之下的理论和方法的运用，而低层次理论和方法的运用却包含不了高层次理论和方法。如研究历史的规律问题时，运用较高层次的理论和方法并不排除实证方法的应用，而是将其包含在其中了。德国历史学家戚美尔曼写过一部反映德国农民战争的历史著作《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恩格斯看到后认为该书所收集的历史材料十分可贵，但缺乏对历史过程的内在联系的揭示，于是根据书中的材料进行了改写，完成了《德国农民战争》。两本书的材料是一样的，但由于恩格斯应用唯物史观进行研究，得到了较高的历史认识价值。理论和方法与历史研究实践的结合中产生的史学方法论问题存在于几个方面。 第一，应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会产生不一样的历史结论，这里所产生的史学方法论问题是，对于某一既定的历史题材，所使用的理论和方法是否能达到目的？这一问题的产生是多方面的。首先可能存在理论和方法使用不当的问题，如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有的人将其运用于人类的原始时期，就比较合理，有的人运用到文明时期，将一部人类历史描述为生存竞争的历史就不尽合理。其次，也可能存在理论和方法的运用脱离价值判断的问题。历史研究和自然科学研究不同，仅仅凭其方法不能达到历史研究的客观化，因为历史研究包含着价值判断，这就产生了历史理论和方法运用的目的性。历史研究中的价值判断是通过历史观的应用而实现的，历史观在指明历史发展的趋势、目的的时候，包含着人们应当如何创造历史的说明，这种对历史主动性的阐述，就是历史研究中极为重要的价值判断。如当代西方的一些史学研究，运用信息论、控制论、数学模型、数量经济等自然科学理论进行历史研究，期望历史科学也像自然科学那样产生精确的、客观的结论，其结果却是引起了更大的争议。历史观对历史方法的制约表现在方法的应用具有了实现一定目的的特殊性，使一般科学理论具有了历史学的特性。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是普遍的，但历史理论和方法的应用是普遍和特殊的统一，如果历史观不能正确反映历史客观实际，科学理论和方法并不能保证历史研究的正确性。只注重理论的普遍性而忽略理论应用中的特殊性，是一些历史研究陷入非科学困境的原因。同一种理论和方法可以为不同的目的服务，这是因为理论和方法本身没有价值判断，而它们的运用却包含着价值判断。例如阶级分析方法是资产阶级史学家首先使用的，这一方法本身并不包含阶级的目的，任何一个阶级都可使用，但用它来实现研究的目的时，却是因人而异的。 第二，应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会产生相同的历史结论。正如在自然科学研究中那样，对于同一题材的问题可以从多种途径去解决，历史研究也是如此。不同理论和方法的应用是实现同一目的的多种途径。例如，傅立叶、圣西门、欧文这三个空想社会主义者，对于如何改造资本主义社会这同一题材，就通过应用不一样的理论和方法，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傅立叶应用的理论和方法是哲学方法论，圣西门应用的是社会学理论，欧文应用的是经济学理论，但他们都得出了社会主义制度应该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结论。还有摩尔根通过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就印第安人的原始部落进行了研究，得出了人类社会的前途将是原始共产主义的复活，但是在更高历史阶段上的复活的结论，这和马克思恩格斯应用唯物史观理论研究原始公社后得出的历史结论是一样的。为什么在不同的空间地域，人们互相不联系，应用的理论和方法也不同，却对同一问题的研究产生了相同的结论？这首先是因为时代提出了相同的问题，并在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需要思想家从各个方面进行解答。这是应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会产生相同的历史结论的现实合理性。其次，是因为虽然各个思想家应用的理论和方法不同，但却持有相同的立场、观点所致。上述各位思想家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者和改造者，他们都主张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人类最终的、理想的社会，主张有一种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代替资本主义，消除人类社会的不平等。从立场、观点和研究方法、的相互关系上，我们再一次看到历史研究方法的中性价值。在立场、观点和研究方法的相互关系中，前者居于主导地位，而后者具有从属性。要在历史研究中取得大的成就，首先要做到持有正确的立场、观点。 第三，应用相同的理论和方法会产生不同的历史结论。由于对理论的理解和掌握不是每个人都一样，应用相同的理论和方法在历史研究中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里产生的史学方法论问题首先表现为理论修养不足，即理论和方法的应用不能满足研究目的的要求。恩格斯曾经批评年轻的考茨基、拉法格犯过这样的错误：他们由于唯物史观理论修养不足，过早地去研究还不具备研究能办的题材，所写出的关于婚姻和家庭的历史起源的著作，并没有真正揭示出问题的本质和演变过程，达不到唯物史观理论所要求的高度。又如有些人将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或归结为对人的实践能力发展过程的揭示，或归结为生产力一元的决定作用，这样，他们虽然都是在应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却得出了不同的历史结论。其次，是不能应用理论中所包含的方法论去研究问题，拘泥于原有理论的结论。如有的人只会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词句应用到研究中，而不会应用唯物史观的方法，导致这些研究不会产生新的理论观点等。产生这类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基本的原因是，理论的语境发生了变化。每一种理论产生时都是从一定的经验事实中总结出来的，这种经验事实就构成了这一理论的语境，在这一情形下，理论所指涉的对象与经验事实之间存在对象关系。当这一理论被用来作为研究历史的指导理论，用来说明其他的经验事实时，它就脱离了原有的语境，与其他的经验事实发生了对象关系且相互作用。这就产生了理论与新的语境如何适应的问题。如果仅仅用原有理论的结论去考察新的经验事实，那么，所得到的历史认识自然不会超出原有的理论，也就是说不会产生新的历史结论。如果用原有理论产生时的方法论去考察新的经验事实，那么就会产生新的历史结论，而原有理论也就得到发展。由于理论中的方法论往往是蕴涵在理论的表述中，掌握它需要确确实实地下工夫，要对理论的体系、结构、叙述方式等方面都有所领会才能做到，因此理解一个理论的结论容易，而掌握其中的方法论不易。正是这一要求产生了同一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历史研究中的史学方法论问题。原有理论一旦应用到新的经验事实中，将发生一种转化，这时，它已不是理论而是一种方法，应用这种方法的目的，是从已知发现未知，从理论的应用中得到新的结论。这样一来原有的理论所涉及的知识将会得到发展。例如，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理论是在研究印第安人的部落中建立起来的，它包括了原始社会的家庭、部落、时代发展理论，这些理论所包含的方法论原则，如亲属制度反映现实的社会关系，工具的进步体现社会进步等，被恩格斯用来解释古代希腊的历史起源时所采用，为阐明古希腊原始社会的家庭和部落形式产生了作用。恩格斯在应用摩尔根的原始社会理论时，并没有拘泥于从这一原理中产生出来的历史结论，而是用唯物史观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原理进行了改造，这样原来的理论中所涵盖的知识面就扩大了，摩尔根的原始社会理论由于有了新的历史结论的补充而得到了发展。理论运用于历史研究中的史学方法论问题，在这里就表现为是把一个理论作为方法来使用，还是囿于原有理论的结论从而不会产生新的理论建树的问题。 第四，不同的思维方式会产生不同的历史结论。理论之所以对历史研究是重要的，是因为理论可以使历史认识上升到理性的高度，但这个上升的过程却受制于思维规定。用东方人的思维方式或西方人的思维方式研究同一题材，也会得出不一样的历史结论。一般说来，东方人的思维擅长直观、顿悟，而短于逻辑推理；擅长综合，短于分析。但在这里要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已经经过理论学习的历史学工作者的思维方式问题，即用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或辩证思维方式去应用理论并进行历史研究，会产生不同的历史结论的问题。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是一种孤立地、片面地、静止地看待问题的思维方式，而辩证思维方式是从相互联系、全面性、运动过程看待事物的思维方式，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是，是否能看到事物的相互作用与转化。 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在历史研究中形成的方法论问题，首先表现为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理论和方法，对理论和方法的掌握采用取其一点、不计其余的态度进行肢解后为我所用，理论和方法在他们的研究中不是指导性的，而是工具性的。其次表现为对所研究的对象进行非此即彼的割裂，要么是黑，要么是白，不能发现事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更看不到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转化。用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作出的历史结论，不仅不能解决历史问题，相反，是制造出更多的问题。 应用辩证思维方式掌握理论和方法能在历史研究中取得大的成就。如德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梅林由于熟练地掌握了辩证法，在历史研究中取得了重要成就，他关于德国近代历史的研究就比兰克的研究更为科学，至今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典范。被称为后现代主义学者的福柯所进行的历史研究，也由于其深厚的辩证法素养，产生了广泛影响。伊格尔斯正确地评论道：“尽管福柯强调历史并没有统一性而是被‘断裂’所标志的，然而他有关精神病、诊疗所和监狱的那些著作却又设定近代史的历程是以日常生活中不断增长的规范为其特征的。”看起来似乎成为悖论的是，“福柯那么多著作（主要的是他有关精神病、诊疗、判刑和性关系的著作，但也包括他主要的理论作品《知识考古学》和《事物的秩序》）却反映了一种彻底的历史眼光”。① 通过学习哲学来掌握理论，提升自身的理论思维水平，这在当代仍是一个需要不断提起的话题。 (责任编辑：admin) |